花開花落二十日，壹城之人皆若狂。 白居易《牡丹芳》
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看牡丹。 徐凝《賞牡丹》
牡丹嬌艷亂人心，壹國如狂不惜金。 王轂《賞牡丹》
中國自古就有詠物傳統,詠花詩是詠物詩的重要大類。“花”意象植根於中國文化的土壤,具有獨特的審美意蘊與精神價值。唐聲勢浩大的“尚花”風習和詠鶴熱潮,以國花產生的方式,推動中國精神體驗的攀升。
壹“花”意象的審美精神價值
中國的詠花詩詞從《詩經》初見端倪,《楚辭》初步建立了“花”作為人格象征的意象內涵。唐詩詞上承詩騷與魏晉風流,將“詠花”詩詞的書寫推向極致。花風即唐宋風,因緣於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風氣而呈現不同的氣象。文人個體命運遭際、升遷貶謫、物喜己悲等主客觀原因又導致他們對於“花”的書寫融入了強烈的個性特征,生發出搖曳多姿的文化風貌。從審美文化史、文人思想心態史、繪畫史等多角度,可以窺見從唐積澱了怎樣的文化底蘊和人格形態,揭示出唐人文精神、文化心態、文人審美趣味的流變。國花牡丹的精神氣質,折射著潛在的文化裂變與重新整合,展示了中國文化精神整體的辯證統壹構成的新境界。
二 牡丹晉身唐代國花的歷史文化機緣
“尚花”時尚折射和牽動著時代氣象。不同的時代風尚與不同的花的特質和意象內涵相契合,使某壹種或某幾種花形與神承載著當時文人的理想人格追求,彰顯出時代之氣象、文化之風貌以及文人的心靈世界。
牡丹花大色艷,層層疊疊,具有雍容華貴的豐腴之美,傳達出磅礴的春天氣勢,因而具有成為盛世精神的最好象征和載體的潛質。隋代即有賞牡丹的記載,但直至盛唐,牡丹才真正取代六朝詠梅的遺風,成為占據詠花新寵地位的“國花”,洵非偶然。經過了將近四百年分裂、動亂之後,唐代出現了壹個經濟、文化全面繁榮的社會局面,成為整個東方世界最強盛的帝國。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中外貿易交通發達,“絲綢之路”暢通引入了外來文化,異國的服裝、音樂、舞蹈、美術、宗教等等,都威為長安風尚。佛儒道三教並存,使唐代呈現出多元化的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動態勢。這種空前的大交流大融合,使唐王朝處於四方朝拜的尊者地位,洋溢著積極進取、昂揚奮發:雍容豪邁的精神。
這種盛世輝煌的精神也體現於建築上。唐有三大皇宮,即西內太極宮、東內大明宮、南內興慶官。大明宮最大,位於長安城北禁苑東南的龍首塬上,以規模宏偉著稱。大明宮始建於唐太宗貞觀八年(634年)十月,於龍朔二年(662年)四月完成,是為太上皇修建的避暑別宮,初名永安宮。貞觀九年,改稱大明宮,在其後的200余年間壹直是大唐的政令中樞。這裏有巍峨的朝堂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有國家最高的衙署中書省、門下省、禦史臺、史館、弘文館、命婦院、集賢院,有碧水蕩漾、風景如畫的太液池,諸多的後宮別殿中的麟德殿旁夾城內,還有匯集文人墨客的翰林院。著名文人李白、杜甫、岑參、王維、自居易、韓愈、劉禹錫等都曾在大明官內活動,留下許多描寫大明宮的文學作品。高宗於龍朔二年(662年)四月遷入大明宮(此時稱蓬萊宮),並修建大明宮內第壹座正殿——含元殿,有所謂:“含元建名,《易·乾坤說》曰:含宏光大。又曰:元亨利貞,括萬象以為尊。”此殿長期作為舉行冬至、元日的朝賀及登基、冊封大典等重要儀式的場所,是大唐國力的象征,承載了二百余年風起雲湧的大唐氣象。
與此相應,唐代的宗教與世俗歲時慶禮,也規模空前。唐代的禮佛之盛,有玄奘法師在貞觀年間西行取經歸國後,在朝廷資助下翻譯了大量經文典籍。更為空前狂熱的是,唐皇帝曾七次於皇家寺院法門寺舉行開塔迎請佛骨的盛大活動。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李世民第壹次開示佛指合利。此後唐皇帝每隔130年迎壹次佛骨,成為舉國參與的盛典。《舊唐書》中記載了迎佛骨的壯觀場面:“自開遠門達安福門,彩棚夾道,念佛之音震地。上登安福門迎禮之,迎入內道場三日,出於京城。諸寺士女雲合,威儀盛飾,古無其比。”
唐代曾多次由宮廷舉辦皇帝“與民同樂”,***度元宵佳節的盛大活動。公元713年,宮廷組織了幾千女子的隊伍,在燈火通明的京城踏歌三天三夜。據(《舊唐書》記載:“上元日夜,上皇禦安福門觀燈,出內人連袂踏歌,縱百僚觀之,壹夜方罷。……初,有僧婆陁請夜開門然燈百千炬,三日三夜。皇帝禦延喜門觀燈縱樂,凡三日夜。”張祜《正月十五夜燈》雲:“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壹時天上著詞聲。”燦爛盛大的“踏歌”場面,盡顯盛世輝煌。盛唐的民間體育運動也極具氣魄。清明拔河於唐為盛,唐玄宗李隆基在軍隊中積極推廣,後從宮內梨園搬到宮外廣場,變成全民歡慶的盛大集會。《唐語林》記載“明皇數禦樓設此戲,挽者至千余人,喧呼動地,蕃客庶士觀者莫不震駭。進士河東薛勝為《拔河賦》,其詞甚美,時人競傳之。”盛唐拔河所用繩子“兩頭分系小索數百條”,千余人開拔,其場面宏偉壯觀,氣勢磅礴。
如此遍及朝野僧聖俗的盛唐氣象,為其“國花”的追 尋註入巨大魄力。牡丹作為唐代備受推崇的“國花”,適逢其會地呈現出雄視百代的氣勢與襟懷,折射出大唐帝國的王者之風。說牡丹,便是說唐人的大氣與雍容。
牡丹唐代甫壹登場,就得到了國君愛寵並予以大力推崇,視為奇賞,旋即名傾朝野,推之民間,使“賞牡丹”成為舉國若狂的盛事。據李肇《唐國史補》載“京城貴遊,尚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為恥。執金吾鋪官圍外寺觀,種以求利,壹本有直數萬者。”這“牡丹熱”壹直延續到北宋,橫跨兩代。此間,唐和北宋文人更是爭相歌詠。
這裏必須談到大詩人李白。開元中,皇宮內慶興池東沈香亭前牡丹盛開,唐玄宗李隆基與楊貴妃乘夜遊賞,招來翰林待詔李白賦詩助興,風華正茂,英姿勃勃的李白借花喻人,以牡丹喻楊玉環,寫下了千古名作《清平調》辭三章:
(壹)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二)
壹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幹。
關於這三首詠牡丹詩的成詩過程,古書記載大致相同,不外是“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輦,詔梨園弟子李龜年手捧檀板押眾樂前。將欲歌,上日:‘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為?’遂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承詔,猶苦宿醒未解,援筆賦雲……”較之這種說法,《唐詩紀事》中的記載似乎更符合李白“詩仙”的天才稟賦“明皇坐沈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自己醉。左右以水頹面,稍解。授筆成文,婉轉精切無留思。”李白於深醺之時,不假思索,壹揮而就,曠古奇才,當是如此狀。這三首詩借花喻人,巧妙攝取楊玉環與牡丹相通的特質——大氣雍容、體態肥釀、艷壓群芳、寵冠後官的至高地位融於壹體,形神兩入,達到了人花合壹的完美境界。
牡丹成為“國花”與楊貴妃的得寵有著內在聯系。初唐以至盛唐前期,文化審美意識與文人的精神仍沈浸在前朝舊夢裏,梅花紹承六朝遺緒,仍為文人追捧。而此時也正是另壹位與唐玄宗相關的美人——梅妃江采蘋得寵之時。《梅妃傳》雲:“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為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為誌。’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為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日‘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從記載中可知,在梅妃身上,梅花與美人合二為壹,花即人,人即花。“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且內在修養極高的梅妃在當時得到了唐明皇的專寵,梅花清凈素雅的美質依然頗受認同。而楊玉環替代了梅妃寵冠後宮,也使牡丹伴隨她壹起登上歷史人情物態的審美峰巔,成為壹代至寵。梅花則與梅妃壹起走向了邊緣。梅、楊替代的背後有著某種隱喻,宣示著光芒四射的大唐盛世的全面到來,壹種大氣雍容、雄霸天下的文化精神開始居於統治地位。梅花轉化為牡丹恰是這壹歷史文化禪代的最突出表征。
而李白的創作恰使這壹文化選擇得到成全,牡丹正是憑藉李白的《清平調》辭三章與盛唐最高的政治中心結緣。這三首詩及其
典故傳為千古佳話,集中了太多人間至美的因素,聚合了幾個“第壹”——唐玄宗李隆基位居九五之尊,為權威第壹;楊玉環是美人第壹;李白是詩人第壹;李龜年是當時歌者第壹;高力士是內官第壹。幾個第壹因“牡丹”而匯聚,***同托舉起牡丹“國花”地位和王者風範的精神氣質。
三 雅俗同賞國花的狂歡
提起唐代極寫牡丹的絕妙詩篇,當然要說到劉禹錫那首風流倜儻的《賞牡丹》,以白描創造出情深詞顯的境界,含不盡之意盡在象中:
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蓉凈少情。
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前兩句以芍藥、芙蓉兩種絕色花卉的美中不足,而“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兩句隨之噴薄而出,以壹個“動”字,將牡丹艷壓群芳的王者之美,以及牡丹花開時長安傾城觀賞、萬人空巷的轟動盛況,“超以象外,得其環中”“地投諸於讀者無盡的審美聯想中。唐代文人熱烈的吟詠誕生了不少流光溢彩的傳世佳作,將牡丹作為“國花”的王者之美烘托得淋漓盡致,如徐凝之《牡丹》:“何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華。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嬌萬態破朝霞。”皮日休之同題詩作:“落盡殘紅始吐芳,佳名喚作百花王。競誇天下無雙艷,獨占人間第壹香。”以及徐夤之《牡丹花》:“萬萬花中第壹流,淺霞輕染嫩銀甌。能狂綺陌千金子,也惑朱門萬戶侯。朝日照開攜酒看,暮風吹落繞欄收。詩書滿架塵埃撲,盡日無人略舉頭。”另如“三條九陌花時節,萬戶千車看牡丹”(徐凝《寄白司馬》)、“牡丹嬌艷亂人心,壹國如狂不惜金”(王睿(壹作王轂)(《牡丹》)、“牡丹壹朵值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張又新《牡丹》)、“花開花落二十日,壹城之人皆若狂”(自 居易《買花》)、“金蕊霞英疊彩香,初疑少女出蘭房”(周繇《看牡丹贈段成式》)、“開日綺霞應失色,落時青帝合傷神”(唐彥謙《牡丹》)。
人詠花,花映人,彼此間彰顯著雍容華貴、燦爛絢麗和大氣磅礴,***構著自信開闊、昂揚奮進、雍容大度的時代風神。唐舒元輿在其《牡丹賦》中的句子代表了時人心目中的牡丹形象:“我案花品,此花第壹。脫落群類,獨占春日。其大盈尺,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擁抱比櫛。蕊如金屑,妝飾淑質。玫瑰羞死,芍藥自失,天桃斂跡,秾李慚出,躑躅宵潰,木蘭潛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皆讓其先,敢懷憤嫉!”宋代高承《事物紀原》進壹步發掘了牡丹冠絕群芳的勁心剛骨的品格:“武後詔遊後苑,百花俱開,牡丹獨遲,遂貶於洛陽,故洛陽牡丹冠天下。是不特芳姿艷質足壓群葩,而勁骨剛心尤高出萬卉,安得以‘富貴’壹語概之!”由此可見唐宋之世對於牡丹花容花品卓絕於萬花的高度肯定。
牡丹意態,雅俗***賞,但其精神內核深處蘊涵著以李白為代表的詩酒風流和人格精神,以及那個時代政治文化對這種人格行為的雙重包容。牡丹敢於違抗武後之命,特立獨行,傲世不遷的性格恰如傳為李太白敢讓貴妃捧硯、力士脫靴笑傲王侯的蓋世豪情。牡丹花期前後只有二十日,但在這短短的時光裏,卻演繹了最為輝煌風光的生命,亦如同李太白“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的積極進取、銳意立功的昂揚品性牡丹暮春而放,其時春花俱雕,獨立收盡春光,頗可引李白“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睥睨自雄名士風範為同調;牡丹被貶而不自棄,蓄勢待發,終使洛陽獨名其為“花”,又何嘗不令人想起李白懷才不遇之時卻葆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寥廓浩然的豁達之懷?
“牡丹”所象征的,是聲色之美與性情之美完美融合的大唐盛世的精神,亦是唐代文學的主體風貌。張潮在《幽夢影》中說:“牡丹令人豪。”唐人以源自生命本真的奔騰澎湃和盛大開闊,酣暢恣肆的自由思想,開放健康的進取精神,“無所畏懼無所顧忌地引進和吸取,無所束縛無所留戀地創造和革新”。以此滋育著牡丹意象,以牡丹意象滋育著人的意誌品格,其內在精神的結合點,就是這個“豪”字。即便安史之亂後,國運日頹。但牡丹的“國花”地位卻沒有動搖,文人詩家繼續賦寫牡丹,只是其中滲入了壹種變調,由對牡丹的壹味贊美歌詠轉化為通過諷喻來反省盛唐。以白居易的新樂府為代表的壹系列詩作,上承《詩經》諷喻傳統,以諷世和議政的意識,反思盛唐,兼及以楊貴妃誤國為戒。其《買花》詩雲:“壹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牡丹芳》詩雲:“花開花落二十日,壹城之人皆若狂。我願暫求造化力,減卻牡丹妖艷色。少回卿士愛花心,同似吾君憂稼穡。”二詩的創作立意誠如詩人自述“系於意,不系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誌,《詩三百》之義也。……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這種寫實諷世的創作意圖,為鮮艷的牡丹塗上壹層憂郁的色彩。至唐末五代,詠牡丹的詩作中則連諷喻也沒有了,成為壹種隱約間的遙遠追憶。進入壹種個人化的欣賞。陳與義其《牡丹》通過詠牡丹,抒發興亡之慨、鄉關之思:
壹自胡塵入漢關,十年伊洛路漫漫。
青墩溪畔龍鐘客,獨立東風看牡丹。
牡丹意象在五代、宋的私人化過程中,聯系著亂世憂患,也觸動了個人的鄉關身世之感。這種國花在唐代的公***化,以及在五代、宋的私人化,使之含蘊深厚,歷久不衰地扣動人的心弦。
唐代朝廷打破魏晉以來世族閥閱的政治 選舉壟斷,庶族士人得到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心中充滿著夢想的歡悅。同時,都市經濟的發展、城市擴張、民生富庶,也使市井塵俗細民產生了文化審美的需求。如此,王公權貴的喜尚和士人勃發的歡悅、社會大眾的需求相契合,構成“牡丹”怒放的時代文化心理的場境。然而,這個場境因熱鬧而浮躁,由泛眾化而蘊淺,使“牡丹”意象不得不在骨子裏沾上唐代社會文化之“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