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玚、劉楨）為代表的建安詩人們，繼承和發揚了漢樂府詩“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傳統，他們詩的內容，對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作了深入廣泛的反映，產生了壹些“詩史”式的作品。曹操、王粲、曹植、蔡琰等都有壹些描寫漢末戰亂造成的社會大破壞、同情人民所受深重災難的優秀詩篇,如《薤露行》《蒿裏行》、《七哀詩》、《送應氏》、《悲憤詩》等。這些詩作，“感傷亂離，追懷悲憤”（範曄《後漢書·董祀妻傳》），寫得很有深度。建安詩歌既吸取了漢樂府民歌長於敘事的傳統，又發展了“古詩”在抒情方面的優點，使詩歌的功能更趨全面。建安詩歌還在漢詩質實樸素的基礎上加之以采潤，形成了“以情緯文，以文被質”(《宋書·謝靈運傳論》)的風貌，使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達到了和諧的結合。建安詩歌還形成了慷慨悲壯的時代風格，程度不等地貫穿於建安詩人的創作中。究其成因，同漢末以來的社會動亂有著直接關聯。建安詩歌體裁多樣化。曹操的四言詩如《步出夏門行》、《短歌行》等，是《詩經》以來少見的佳作。五言詩在建安年間進入了全盛時期，技巧上比東漢有了長足的進步。是當時詩人們采用得最多的體裁，其中尤以曹植作品最為純熟。他的五言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鐘嶸《詩品》卷上),或敘事狀物,或抒情述誌,極為得心應手。其代表作有《贈白馬王彪》、《雜詩》 6首、《送應氏》等。文人七言詩也興起於建安時期。曹丕的《燕歌行》，通體七言，是詩歌史上較早的比較完整而成熟的七言作品。在它出現之後，整個三國兩晉長達 200年的時間裏，繼作者幾乎寥寥，只有繆襲、韋昭、傅玄等曾寫過少數幾篇以七言為主的詩。其原因是由於當時壹般文人對七言這種來自民間的詩體存有相當成見，認為它“體小而俗”(傅玄《擬四愁詩序》)的緣故。建安又是文人樂府詩的發達時期,“借古樂府寫時事,始於曹公”（沈德潛《古詩源》）。曹操今存20余首詩全部是樂府體，“建安七子”和曹丕、曹植兄弟也有大量樂府詩。文人寫作樂府詩，從此成為傳統，沿襲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