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自幼即與眾不同，獨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令其父兄詫異不已。十六七歲時，他即四處遊學，當他最先讀到陳白沙的“禽獸說”時，忽起神解，“頓悟血氣之軀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並從中領悟到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絕非是趨利避害、去苦就樂等外在滿足，而在領悟人生之意義與價值，體識至大至剛之“真我”，以合於天地萬物之理。這壹覺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後的治學方向。
辛亥革命時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機深重，常以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壹語置諸座右而自警。在博覽群書的過程中，他深迷於“格致啟蒙”之類著作，而視六經諸子為士直。且深受明清之際王船山、黃梨洲、顧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嚴幾道、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誌士之論著的影響，而“慨然有革命之誌”，決心為反清而奔走呼號。
1902年，熊氏為策動軍隊而投湖北新軍第三十壹標當兵，白天操練，夜間讀書，並向報館投稿，倡導革新現實，救亡圖存。此間，他逐漸認識了宋教仁、呂大森、劉靜庵、張難先等革命誌士，並在1904年***同創建第壹個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秘密宣講革命思想，倡導反帝反清，救國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會，並組織黃岡軍學界講習社，聯絡各方誌士，為發動起義作準備，後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緝，他只好潛歸鄉裏教書。1911年，他參加了震驚中外的武昌起義，並任湖北督軍府參謀。辛亥革命失敗後，他又追隨孫中山參加護法運動。但由於軍閥政客的排擠，孫中山後來被迫離開軍政府，護法運動亦宣告失敗，這給熊十力以很大打擊。他目睹“黨人竟權爭利，革命終無善果”，內心非常痛苦，常常“獨自登高，蒼茫望天，淚盈盈雨下”。他根據自己的所歷所見，總結出：禍亂之起因皆在於軍閥官僚之貪淫侈糜。卑屈茍且，以及國民之昏然無知。於是，他下決心走出政治，“專力於學術，導人群之正見”。他認為救國之根本似乎並不在於革命，而在於學術興盛，“於是始悟我生來壹大事，實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海以往隨俗浮沈無真誌，誓絕世緣，而為求己之學”（《十力語要》）。從此以後，熊十力遂決然脫離政界，專心於“求己之學”，以增進國民的道德為己任。這是他壹生中最重大的轉折。
1920年，熊十力進入南京支那內學院從歐陽竟無大師研習佛學。其間首尾三年，潛心苦修，獨具慧心，頗有創獲，而生活卻艱苦異常，唯壹的壹條中裝長褲，常是洗了之後要等幹了才能穿的。199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揚與舉薦，熊十力被蔡元培聘為北大主講佛家法相唯識的特約講師。壹到北大，他即打破“師生蟻聚壹堂”之學院式教學方式，而采取古代師生朝夕相處，自由隨和的書院式教學，力主道德與學問並重，生活與學習壹致。在主講《唯識學概論》的過程中，他對唯識論逐漸由懷疑而至展開批判，並開始構造他獨出心裁的“新唯識論”哲學體系。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識論》（文言文本）出版，這標誌著蜚聲中外的“新唯識論”哲學體系的誕生。但此書壹出，即刻遭到佛學界人士尤其是內學院師友之群起攻擊。其師歐陽閱後痛言：“滅棄聖言，唯子真為尤”，措辭嚴厲。歐陽弟子劉衡如更著《破新唯識論》對熊氏其書進行系統破斥，指責他“於唯識學幾乎全無知曉”，並指斥其書乃“雜取中土儒道兩家之義，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談，懸揣佛法，臆當亦爾”。熊十力自不甘沈默，立即應戰，並著成《破（破新唯識論）》壹書，對劉氏之斥逐壹破解。他為自己辯護說，《新》著“義既遠離唯識，旨亦上符般若”，認為自己非但沒有離經叛道，反而是對佛學的維護和發展，與歐陽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馬壹浮等人卻對此書推崇備至，評價甚高。蔡元培稱熊氏乃二千年來以哲學家之立場闡揚佛學最精深之第壹人。馬壹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將熊十力與王弼、龍樹並提，稱其學識創見乃超越於道生、玄類、窺基等古代佛學大師之上，真可謂推崇至極！
熊十力在為學之余，喜善交學界朋友，與時賢如黃季剛、馬敘倫、梁漱溟、胡適之、張東蘇、張申府、錢穆、湯用彤、蒙文通、張君勵、馮友蘭、金嶽霖、朱光潛、賀麟等人，時相過從，切磋學問。尤其是與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壹段時間裏交往甚密，“無有睽違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輒詰難橫生，余亦縱橫酬對，時或嘯聲出戶外。漱溟則默然寡言，間解紛難，片言扼要。余嘗衡論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確乎其嚴，宰平戲謂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戲曰：我有法限，壹切如量。”
這種詰難攻訐的論學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淺，他的許多論點就是在這種辯難中產生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與同鄉人廢名（馮文炳，文學家）的交往，據他回憶說，兩人壹當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當爭論起學術問題來，經常是各不相讓，始則面紅耳赤，大叫大嚷，繼則扭成壹團、拳腳相加，最後是不歡而散，然過壹二日再聚時，則又談笑風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達大度之人，真可謂古之罕有，今亦絕無！
抗日戰爭爆發後，熊十力並沒有隨北大南遷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黃岡，繼則避難四川，任教於馬壹李主持的樂山復性書院，講授宋明理學。此時的熊十力，雖身處後方，卻痛感外侮日迫，族類益危，常因想起淪陷區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聲痛哭。為此，他撰寫了《中國歷史講話》壹書，大講漢、滿、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為各民族團結壹心、***同抗日提供理論與歷史依據。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長蔣夢麟聘他為文學院教授的聘書，並被特準可暫時不到校上課。此間，因與馬壹浮先生學術見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慶北碚的勉仁書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將其滿腔真情都傾註在中華文化的存亡絕續之上。他認為，壹個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須要有自己的哲學，自己的文化。為此，他開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學說，並寫成《讀經示要》等關於儒學的著作。他對胡適等人“全盤西化”的主張多有批判，但又不沈迷於聖賢經典之中，而是對傳統儒學作較徹底的反思，並吞吐百家，融鑄儒佛，獨創壹思辨縝密的中國化的哲學，1944年，熊氏《新唯識論》語體文本殺青付梓，由重慶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哲學會中國哲學叢書甲集之第壹部著作出版。此書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學著作，它標誌著熊十力哲學思想體系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據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學者的話，那麽，以語體文本為界，則應當視其為“新儒家”學者。此書與稍後出版的《十力語要》、《十力語要初續》等書壹起，構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學思想的主要內容。
1948年，國***戰事日激，國民黨節節敗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廣州郊外化龍鄉黃民庸家。全國解放前夕，熊氏曾仿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專心治學，但又心存疑慮，曾動念去印度或港臺。但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產黨並沒有忘記他這位時賢大哲。1949年10月在廣州解放之後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聯名電邀熊先生北上，***商國是，並同時關照沿途各級政府，熱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務院秘書長齊燕銘到車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變後扒煤車逃離北平而路遇暴雨，渾身濕透的淒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緒翻滾。他由此確信：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了！祖國任人宰割的歷史從此將壹去不復返！
熊十力抵京後，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剎海後海大金絲套的壹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離京為止，此處風景宜人，且毗鄰多為舊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張申府、賀麟等，而舊時弟子亦時常登門拜謁；同時，黨內外許多高級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濟深、陳銘樞、艾思奇等新朋舊友也常來探望，這使熊先生心情甚為舒暢。在這難得的安定環境中，不但繼續著書立說，先後寫就《與友人論張江陵》、《與友人論六經》、《新唯識論》刪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還非常關心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多次致函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央領導人，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出謀劃策。1954年，因各種原因，熊十力漸感孤獨，同時亦難耐北方冬天寒冷幹燥的氣候，遂於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後，仍筆耕不輟，1956年完成了《原儒》壹書的下卷，並將上下卷同時印刷出版。全書***33萬余字，重點發掘了儒學中有價值的部分，並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經註我”的精神，重新闡釋了儒學經典和儒學史。這壹巨著是熊十力作為新儒家學者的又壹重要成果，繼此書之後，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體用論》、《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寫，前後***8種，凡130萬言，真可謂老驥伏櫪、壯心不已！
然而，在狂飈數起的中國當代社會中，和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壹樣，熊十力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頭書齋。他的著作被當作“反動復古主義”而遭到批評，先前的老友和學生也多數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發發自危。在左傾之風愈刮愈緊的日子裏，熊十力愈來愈感到孤獨和迷茫。他明顯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談吐不再像以前那般瀟灑自如，情緒也不再像以前那麽熱烈激昂了，他常獨自壹人端坐桌邊，面前放上壹疊白紙，手中握枝禿筆，神情專註，似有萬千心事訴諸筆端，卻又無從下筆，良久呆坐。唯與古聖先賢如孔子、王陽明、王船山等心儀神交，稍可慰藉。他對“左”的壹套極為反感，卻又無可奈何。在萬般悲苦中，他曾作壹聯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齋千載是同參。”足可表達其晚年心境之淒諒！
左傾之風愈演愈烈，批鬥運動亦步步升級，隨之而來的就是那場曠古絕後的人間浩劫。1966年夏，當熊十力在《人民日報》上看到《橫掃壹切牛鬼蛇神》壹文時，傷感至極，他痛徹地感到：不但他的書無法再寫下去，更悲慘的是，連同他所承繼的國學亦將瀕於絕滅，國家民族將陷入苦難的深淵。家被抄了，人被批鬥，人妖顛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萬物蕭殺。處此艱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無法承受而漸至錯亂。他不斷地給中央領導人寫信，硬讓家人寄出去，還經常寫很多小紙條，甚至在褲子上，襪子上都寫著對“文革”的抗議。他常常穿著壹件褪了色的友布長衫，扣子全無，腰間胡亂地紮壹根麻繩，獨自壹人到街上去或公園裏，跌跌撞撞，雙淚長流，口中念念有詞“中國文化亡了！”“中國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沒有人來理會他，也沒有人對他口中所念有絲毫的驚異。於是，這位曠世奇哲和千千萬萬的文化人壹樣，被殘酷地淹沒在壹個殘忍地踐踏文化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濁流之中。
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醫院病逝，享年8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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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學人，牛氣者不在少數，最牛者，當屬熊十力。熊十力原名繼智，十力是他自己起的號，後來以號行世。十力本是佛家術語，專指佛祖如來的十種智力，熊居然取來加諸自身，其“牛”可見壹斑。難怪他到歐陽竟無的支那內學院學佛，壹年後就寫《新唯識論》，挑玄奘大師的毛病，惹得歐陽大師的弟子們齋飯都吃不香，做《破新唯識論》攻之，熊十力再寫《破破新唯識論》應戰。估計如果對方再應戰的話，熊會壹直堅持“破”下去。後來，《新唯識論》出版的時候，署名竟是“黃岡熊十力造”，跟佛經的署名，某某菩薩造壹樣，據說，有時，熊幹脆自稱熊十力菩薩，壹任佛教徒外加研習佛學的學者們怒目而視。其實，熊十力最早的誌向是政治或者革命，壹出道就投身湖北新軍，原是個激進的革命黨，只因為性急動手早了點，遭到通緝逃出了武昌城，如果忍隱幾日，肯定是武昌首義的功臣。熊十力棄政從學，據說是受了陳獨秀的刺激，陳獨秀壹次以清代學風大盛的安徽人身份，大貶湖北的學人，讓心高氣盛的熊聽了毛發倒豎，從此以後壹頭紮在故紙堆裏，聲名日盛。
以佛和菩薩自居的熊十力，到北大教書的時候卻碰到了對手。對手名叫馮文炳，是個文學家，大家知道的是他的筆名廢名，寫詩和小說都很有名。廢名先生跟熊十力住鄰居，忽然對佛學來了興趣，有事沒事，就跟熊十力討論佛的問題。廢名說，我代表佛，妳反對我就是反對佛。熊十力說，我就是佛，妳才是反對佛！爭來爭去，到最後沒有了聲音，原來雙方扭打在壹起了。爭畢打完，明兒倆人還在壹起討論，再爭再打。
跟熊十力吵架的學者，當然不止廢名壹個，他跟馬壹浮吵，跟蒙文通吵，跟梁漱溟也吵。梁漱溟也是牛人，從來都自信滿滿的，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日軍進攻香港，躲在香港的文化人乘船撤離，天上有飛機轟炸，水上有水雷騷擾，滿船的文人學者都惴惴的，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聲如雷，睡得很香。人家問他：先生不害怕嗎？他說：怕什麽，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國怎麽辦？倆牛人碰到壹起，吵起來當然水平不會低，直到梁漱溟晚年，提起已經過世的老朋友，還是忘不了當年佛學上的爭議。
待平輩的學者如此，對待學生更是嚴厲，他的學生都說，熊先生很少誇人，卻愛訓人，動不動就劈頭蓋臉壹頓臭罵。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北大的學生很是張狂，學校聘教師，學生會要參與意見，如果不答應的話，就要重新考慮，因此沒有教授敢在課堂上訓學生。學生上課不來，隨便挑教授的刺，是家常便飯。可是熊十力不吃這壹套，張口便訓，急了甚至還上手打。說也怪，狂妄的北大學生還真就不敢將熊轟出去。
最能彰顯熊十力牛氣的還是他對達官顯貴的態度，他從來不管見的人是誰，將軍也好，高官也罷，想教訓，就教訓，壹點面子不留。徐復觀當年官拜少將，身在蔣介石的侍從室，紅的發紫，前來問學，熊十力劈頭就是壹通臭罵，罵得徐復觀記了壹輩子，說這他求學路上是起死回生的壹罵。
那壹代的學人，是牛氣的壹代，是不知道謙虛為何物的壹代，牛的背後，是真性情，真的執拗。對學問，對師友，對弟子，莫不如此。他們實際上是永遠的孩童，以壹顆赤子之心，面對整個世界，整個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