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經百篇》是明末清初天文家、軍事家揭暄所著，是壹部很有特色的兵學著作，這首先表現為具有較強的理論性。使古代兵法“說說有歸、法以類從”，它雖以百字立目，貌似分散實則貫以“智”“法”“衍”三條主線，構建成壹個嚴密而完整的兵學理論體系。
《兵經百篇》立論平實，結構嚴謹，精見疊出，是封建社會末期壹部較為重要的兵書，晚清民國時期傳布尤廣，具有較大影響。
揭暄撰，揭暄，字子宣，清初江西廣昌入。據載，他“少負奇氣，喜論兵，慷慨自任。獨閉門戶精思，得其要妙，著為《兵經》、《戰書》，皆古所未有。”（《揭暄父子傳》）他還深明西方算學，著有《璇璣遺述》（壹名《寫天新語》等。曾起兵抗清，失敗後隱居山林，郁郁而死。 《兵經百篇》又名《兵鏡百篇》、《兵法百言》、《兵經百字》、《兵略》、《揭子兵書》、《兵法圓機》等。清道光六年（1826年）成書的《皇朝經世文編·兵政門》錄有此書（以下簡稱文編本）。全書分智篇、法篇、術篇上、中、下三卷，由壹百字為題組成壹百篇。但文編本所收內容不全，《智篇》刪去了“言”字；《智篇》之“左”字，《法篇》之“較”字，《術篇》之“蹙、*、半、靜”等字均佚。清光緒年間江都吳明經西書從沈陽書肆中購得壹書，題名為《揭子兵書》，其卷次和百字分目與文編本均相同，而且文編本所刪壹字和所佚六字具存，為本書的完壁本。其與文編本所不同的是，下篇“術”字為“衍”字。孰對孰誤？壹種意見認為“衍”對，理由是下篇28字非智、法二篇所能概括其範圍，故以“衍”名篇，取諸推闡無盡之義，文編本系由“衍”“衍”（術的繁體字）形似而致誤；另壹種意見則認為“術”對，其理由是“術”字在《說文》裏訓為道，古代兵家莫不以智、法為用，以道為體，下篇28字始於“天”而終於“藏”，“天”為道之本原，而“藏”為道之歸宿，以“術”名篇是正確的。
《兵經百篇》將軍事上各方面的間題概括歸納為壹百個字，每字之下有壹段論述，又大體按權謀、形勢、陰陽的分類標準，按內容屬性分為智、法、術三篇（有的版本“篇”作“部”）。智篇主要講計謀方略，***收28字，即：先、機、勢、識、測、爭、讀、言、造、巧、謀、計、生、變、累、轉、活、疑、誤、左、拙、預、疊、周、謹、知、間、秘。法篇主要講練兵用兵之法，***收44字，即：興、任、將、輯、材、能、鋒、結、馭、練、勵、勒、恤、較、銳、糧、行、移、住、趨、地、利、陣、肅、野、張、斂、順、發、拒、撼、戰、傅、分、更、延、速、牽、勾、委、鎮、勝、全、隱。術篇主要講天文、術數、偵察通信等用兵的輔助條件，***收二十八字，即：天、數、辟（壹作閉）、妄、女、文、借、傳、對、蹙、眼（壹作目）、* 、捱（壹作持）、混、回、半、壹、影、空、無、陰、靜、閑、忘、威、繇、自、如（壹作藏）。 《兵經百篇》是壹部理論性較強的兵書。它繼承了古代優秀軍事思想，並結合自己的研讀心得和清代的軍事實踐，用當時較為通俗的語言進行了闡發，對壹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戰爭觀方面，對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進行了具體發揮，認為“兵以安民非害民，兵以除暴非為暴。”（《法篇·全》）所以，主張“於無爭止爭，以不戰弭戰，當未然而寢消之。”（《智篇·先》）“無功之功乃為至功。”（《智篇·爭》）既使戰爭真得打起來，也要“定不攻自拔之計以全城；致妄殺之戒以全民；奮不殺之武以全軍；毋邀功，毋欣利，毋逞欲，毋籍威，城陷不驚，郊市若故。”（《法篇·全》）在治軍方面，提出以將制將、不要聽信讒言，“毋聽讒，讒非忌即間也。故大將在外，有不俟奏請，贈賞誅討，相機以為進止。將制其將，不以上制將。”（《法篇·任》）重視軍隊內外、上下之間的團結，認為團結是治國行軍的重要思想基礎，指出：“輯睦者，治安之大較。睦於國，兵鮮作；“睦於境，燧無警。不得已而冶軍，則尤貴睦。君臣睦而後任專；將相睦而後功就；將士睦而後功賞相推，危難相援。是輯睦者，治國行軍不易之善道也。”（《法篇·輯》）提倡廣開言路，傾聽各類人員的意見，“獻謀獻策，則罔擇人，偶然之見，壹得壹長，雖壹卒徒，必亟上推，言有進而無退，雖不善而不誅，則英雄悉致。”（《法篇·材》）他還提出了“勝天下者用天下”的觀點，認為不管是本國，還是與國、鄰國、敵國，凡是可用之材，可用之力，都要充分利用。重視關心愛護士兵，除了重申以往兵家所謂與士卒同生死***患難之外，對愛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使陷於敵，不使陷於法”（《法篇·恤》）。特別強調糧餉在戰爭中的作用，認為“食者，民之天，兵之命，烏可緩也”（《法篇·糧》）。並根據新的戰爭經驗對孫子的“因糧於敵”和檀道濟的“籌糧沙”之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這種辦法只能救壹時，不能完全依靠，“因糧於敵，與無而示有，虛而示盈，運斷圍久，索百物為飼者，間可救壹時，非可常恃。”（《法篇·糧》）對糧餉必須做到取之不盡，運輸暢通，嚴密守護，節約使用，“故必謀之不竭，運之常繼，護之維周，用之恒節。”（《法篇·糧》）
《兵經百篇》在軍事哲學方面具有明顯的進步傾向，首先，它用樸素的唯物主義自然觀解釋古代的天文術數，認為“星浮四遊，原無實應。”（《術篇·天》）風雨雲霧是壹種自然現象，這些自然現象的產生與社會活動沒有必然聯系，但人們可以利用這些現象為社會活動服務。所以，它反對觀天意，而主張觀天象而用兵，並總結了惡劣氣候往往是進攻壹方喜歡利用的時機，提出：“疾風颯颯，謹防風角。眾星皆動，當有雨濕，雲霧四合，恐有伏襲。疾風大雨，隆雷交作，急備強晉，謹防敵突。善困者無機而不乘，善防者無變而不應。天未嘗不在人，惟智者能因之取勝耳。”（《術篇·天》）它對術數完全持否定態度。所謂術數是指以種種方術，通過觀察自然界的現象來推測人、軍隊和國家的氣數和命運。它認為戰爭勝負與術數無關，是人決定“氣數”，而非“氣數”決定人。指出：“兵貴用謀，何可言數。而數亦本無，風揚雨濡，在天只任自然；冰堅潮停，亦是氣候偶合。”“事所未意，而機或符，皆以人造數，而非有數造人，數系人為，天著何處。”（《以術篇·數》）所以，它極力反對以占蔔的所謂憑據、禁忌來決定軍事行動，“兵家不可妄有所忌，忌則有利不乘；不可妄有所憑，憑則軍氣不激。”（《術篇·辟》）主張以人事和時務來制定戰爭決策，“以人事準進退，以時務決軍機，人定有不勝天？誌壹有動氣哉！”（《術篇·辟》）但是，它又主張假借鬼神而用兵，“兵法以能妄而有功”，鬼神、夢占、謠讖等都可以用來鼓舞軍心，沮喪敵人士氣。
其次，它明確提出了軍事事物具有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的兩個方面，指出：“義必有兩，每相對而出，有正即有奇，可取亦可舍。”（《術篇·對》）在這壹思想指導下，它對軍事上的許多問題都能從正反兩方面來論述，如在講到以計破敵時，強調我用計，敵亦用計，我變敵亦變，只有考慮到這壹點，才能高敵壹籌，戰而勝之，指出。“我以此制人，人亦可以此制我，而設壹防。我以此防人之制，人亦可以此防我之制，而增設壹破人之防。我破彼防，彼破我防，又應增壹破彼之破。遞法以生，踵事而起。”（《智篇·累》）第三，認識到事物之間的相互變化，主張以變制變，活用兵法。認為“動而能靜，睜而能動，乃得兵法之善。”（《術篇·靜》）陰陽、主客、強弱都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指出用兵要善於隨機應變，因敵之巧拙，因己藝之長短，困將之智愚，因地之險易而靈活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