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研究的主題來看，歷史研究可分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實踐史）和學術史研究三種。而從研究的方法來看，歷史研究可分為歷史的考證研究、歷史的敘事研究和歷史的解釋研究。
歷史的考證研究和歷史的敘事研究其實就是歷史的調查研究，可統稱為歷史的實證研究。壹般意義上的調查是對“當下的事件”的調查，而歷史的考證研究和歷史的敘事研究是對“過去的事件”的調查。
歷史的解釋研究在面對歷史事實（主要是歷史文獻）時，它更多地依賴於研究者個人的判斷及其所選擇的視角。不同的研究者總是能夠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不同的解釋，這使解釋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實證研究如調查研究、實驗研究那樣顯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觀性。但是，歷史的解釋研究在提出解釋時仍然重視解釋的理由和證據，以便使自己的解釋令人信服。就此而言，歷史的解釋研究也有某種實證研究的含量而並非任意、任性地隨意發揮。
通過本章的學習，妳將能夠
●了解歷史的考證研究的三個主要途徑；
●掌握歷史的發生學研究的三個主要途徑；
●學會使用歷史的話語分析法，掌握歷史的話語分析的三個主要方法；
●學會使用歷史人類學研究法；
●理解傳統的解釋學研究與隱微解釋學研究的主要差異；
●理解歷史的述評研究的技巧及容易出現的問題；
●掌握必要的翻譯技巧；
●掌握隱微解釋學研究的三個技巧並理解“解釋學的三個自信”；
●學會歷史的比較研究。
中外歷史研究幾乎都有重視史料考證的傳統。中國有“乾嘉學派”，西方有“蘭克學派”。中國史學界在18世紀已經興起“考證”之風。乾隆、嘉慶兩朝，迄於道光中葉的百余年間，樸實的經史考證成為學術主流，時人“皆以考博為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形成“乾嘉學派”（也稱為“考據學派”）。[2]“清代是校勘碩果累累，校勘學獨立形成的時期。”[3]當時出現壹大批從事校勘、版本、目錄研究學者。[4]發展至戴震（1724～1777）、章學誠（1738～1801）等人那裏，“乾嘉學派遂臻於鼎盛”。
西方史學界重視史料考證的傳統並非始於德國史學家蘭克（L. Ranke，1795～1886），但蘭克為這個傳統制定了嚴格的考訂與批判的方法，並發展成壹個學派。“蘭克學派”的主要貢獻並不在於它倡導“史學即史料學”的實證主義史學，因為，“蘭克本人既沒有說過此話，他的著作也絕非史料的編排”。相反，蘭克本人壹直相信“歷史背後的精神力量”，他甚至會在其著作中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和評論。他的著作隱含了他的價值觀念和思想傾向。“蘭克學派”也並非人們想象的那樣只追求“如是直言”而不重視寫作的藝術。相反，“他的史筆，從容流暢，且有音樂節奏，……他從不諱言史家需要藝術天才和造詣，他壹直認為大氣磅礴的敘事，仍是史家的重要任務。他的書不僅僅為專家而寫，也可供非專業者閱讀。”[5]蘭克學派的真正貢獻在於：它不僅收集和利用檔案資料，而且辨別檔案文獻的真偽，強調在引用史料之前，必須進行嚴格的史料辨偽或史料批判。1886年蘭克去世，3年後德國史學家伯倫漢（E. Bernheim，1850~1942，蘭克的再傳弟子）總結蘭克的史料辨偽方法，出版《史學方法論》。蘭克學派所強調的史料辨偽對後來的史學發生了持久的影響。即便後來出現的以法國“年鑒學派”為代表的“新史學”對蘭克學派提出批判[6]，但是，年鑒學派或新史學也依然重視考據。其差異只在於，年鑒學派或新史學更重視社會經濟史、文化史而不贊成蘭克學派只強調政治史以及相關的宗教史和外交史的研究。[7]
至民國初年，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人結合中國“乾嘉學派”的傳統和西方蘭克學派的精神而倡導史料的考證與辨偽，壹度興起“古史辨派”（也可稱為“古史辨偽”）。[8]考證研究看似與現實無關或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但是，它往往為相關的思想史研究或制度史研究以及哲學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證據。學術研究可以因此而避免以訛傳訛。
史料考證的主要方法是比較。根據比較所采用的材料來看，考證研究可分為校勘法和三重證據法。考據是歷史研究的必要工具，但是，在義理和考據之間，義理優先於考據。
壹、校勘法
校勘是尋找適合閱讀的文獻、做註釋或參考文獻以及撰寫文獻綜述的前提條件。與之相關的研究包括版本學研究和目錄學研究。
（壹）校勘與校勘學
有關校勘的系統研究，稱為“校勘學”。狹義的校勘就是“用本子互勘” [9]，以便發現同壹部書的錯誤、錯漏，然後訂正。也有人認為，校勘學的主要工作有三：“壹是發現錯誤，二是改正，三是證明所改不誤。”[10]
校勘既可以作為歷史研究中的輔助方法，也可以作為獨立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領域，獨立的校勘研究似乎並不多見，但在編輯教育著作或引用他人的文獻時，需要基本的校勘而且需要有壹定的校勘技巧。比如，在編輯和整理杜威的早期、中期和晚期著作時，編者特別強調了“文本的校勘原則和程序”。[11]又如，有研究者對有關拉伊（W. Lay，1862～1926）的“實驗教育學”的相關簡述及其版本做了校勘，發現大量以訛傳訛的錯誤（見案例6-1）[12]。
案例6-1：拉伊和他的實驗教育學
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他的《實驗教學論》。這本書1905年推出第2版，1910年推出第3版。迄今未見中譯本。他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實驗教育學》，1912年和1918年分別推出第2版和第3版。193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中譯本；199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中譯本。
在我國建國以前，比如，錢歌川的《現代教育學說》正確地指出了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實驗教授學》，1908年出版了《實驗教育學》。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說，拉伊於1903年著《實驗教授學》，但未及《實驗教育學》。
然而，如商務印書館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辭書》中的“拉伊”目說，“1903年，發表《實驗教育學》壹書”；其“實驗教授學”目，說“實驗教授學之名詞，始於拉伊所著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03)壹書”。又如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的《現代西洋教育史》說，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的《實驗教育學》(Experimentelle Didaktik)；又提到“《實驗教育學》(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把拉伊的兩本書搞成壹瓶漿糊了！建國以後、我國壹些教育類工具書、教育理論和教育歷史的書籍，搞錯了的確實不少，比如：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教育實驗學》第2頁，說“另壹位德國教育家拉伊1903年寫出了《實驗教育學》壹書”。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第259頁，說“拉伊於1903年寫成《實驗教育學》壹書”。……之所以如此縷述拉伊的《實驗教學論》和《實驗教育學》兩本著作及其出版年份，是因為感到“以訛傳訛”實在太多了！
（二）校勘學與版本學、目錄學
傳統的校勘學主要是指對古籍的校勘，它與版本學、目錄學相關，三者壹起構成“古典文獻學”。[13]版本學側重研究各種版本的源流（發生和傳播）、差異、優劣及其演變規律，並以此為校勘提供基礎；目錄學側重書名、卷數、頁碼、作者、版刻以及索引和提要。[14]而在實際的操作中，校勘學、版本學、目錄學三者往往相互支持、彼此呼應。廣義的校勘學包括了版本學和目錄學。[15]也因此有人統稱之為“目錄版本校勘學”[16]或“版本目錄學”。[17]在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領域卓有成就者，被稱為“版本目錄學家”或“校讎學家”。[18]這樣看來，校勘包括了史料辨偽。[19]中國近代興起的“古史辨偽”，也可以視為廣義的校勘和校勘學的壹個部分。[20]
在現代學術研究領域，很少有學者被稱為版本學家、目錄學家或校勘學家，也很少有學者被稱為“版本目錄學家”或“古典文獻學家”。但是，版本學、目錄學和校勘學的相關知識和技術壹起濃縮為“現代文獻學”或“歷史文獻學”。[21]與之相關的“文獻研究”以及“文獻綜述”成為現代學術研究的壹個重要環節。
（三）校勘的時機
並非所有的研究都需要校勘，但是，當研究者遇到以下情境時，則需要做必要的校勘，以免出現學術研究中的“低級錯誤”。
第壹，在閱讀文獻時，需要在不同版本之間做出選擇。如張之洞在《書目答問》的開篇所提示：“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讀書不知道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註本，事倍功半。”[22]壹般而言，可以通過考察文獻的目錄、導言、註釋以及參考文獻來對文獻的質量做壹個整體的評估。然後，在比較不同版本的基礎上進行選擇。
第二，在引用文獻時，如果同壹著作或論文有多種版本，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選擇高質量的版本。
第三，在引用文獻時，如果發現所引用的文字不順暢，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確認原文是否準確。
第四，在轉引他人的文獻時，需要確認所轉引的文獻是否準確。比如，在討論柏拉圖的“靈魂馬車”比喻時，不少研究者的引文與註釋出現錯誤[23]：壹是引文與原來的譯文不符。二是註釋錯誤，標示的頁碼與原來的譯文不符。[24]又如，Rudduck, J.和Hopkins, D.在其主編的Research as a Basis for Teaching: Reading from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中引用了Stenhouse的What Counts as Research，其註釋所標註的出處是錯誤的。類似的錯誤同時也說明，應該引用原始文獻而不得轉引他人文獻或“文摘”式的文獻，除非研究者經過努力之後實在無法獲得原始文獻才可以采用轉引。如果發現某份文獻與原始文獻擺放在壹起可以起到“互文閱讀”的效果，則可以在註釋中同時列出原始文獻和轉引的文獻。這樣做的前提是，需要對轉引的文獻與原始文獻做壹些校勘，以便確認轉引的文獻是否準確。
第五，如果同壹著作出現多個版本，則需要以校勘的方式確認版本的質量，壹般而言，專業出版社的版本比較可信，而商業出版機構出版的作品需要警惕。本領域的學術期刊所發表的文獻比較可信，而沒有影響力的學術期刊所發表的文獻則可能難登“大雅之堂”。若同壹文獻出現多種資料集，應盡量使用最早的版本或選編校勘精良的版本。
第六，如果同壹著作出現了多種譯本，則需要通過校勘的方式比較譯本的質量以便選擇優質的譯本。
第七，如果同壹著作出現了多次修訂版，則盡可能采用最新的版本，不過，也可以通過校勘的方式確認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以便選用合適的版本。
第八，如果引用譯本，則需要對原文與譯文做必要的校勘，以便確認譯文的質量。如果發現譯文的語義不順暢，則立刻進入校勘狀態。
二、兩重證據法
如果把校勘理解為“用本子互勘”，那麽，這種考據的方法仍然是以文本為單壹的證據，有人稱之為“以文獻考證文獻”、“以古書論古書”。[25]除了“用本子互勘”這種“單壹”證據之外，還有兩重證據法和三重證據法。
兩重證據法主要指王國維所使用的地下的考古材料與地上的古書材料互勘的方法。在王國維看來：“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26]有人稱之為“物質與經籍證成壹片”或“地下紙上打成壹片”法。[27]
其實，王國維的考證並不止於“兩重證據”，陳寅恪將王國維的治史方法歸納為“三目法”：壹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相當於王國維本人所說的“兩重證據法”。二是“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28]
不過，有關王國維的“三目法”更適合用來概括陳寅恪本人的治史方法。王國維在史學方法上的突破主要限於兩個方面：壹是地下的考古資料與地上的文本資料相互印證，比如《殷蔔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二是哲學視角尤其是西方哲學的視角與歷史文本的相互印證，比如用叔本華哲學視角研究《紅樓夢》。但是，王國維本人外語水平有限（僅通曉日語和英語），很難做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真正能夠熟練使用這個方法的正是陳寅恪本人。據說，陳寅恪能熟練使用的外文有十六七種[29]，尤其精研“梵語”，這為陳寅恪采用“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相互印證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陳寅恪後來也利用自己的外語優勢更正了王國維書中的某些錯誤。[30]
除了采用“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相互印證之外，陳寅恪還采用了以詩證史的“詩史互證法”。采用此種方法的典型作品是《柳如是別傳》。
如果說王國維的史學方法的兩個特色是考古學與文獻學的互證以及哲學視角與史料的互證，那麽，陳寅恪的史學方法的兩個特色則是“異族之書”與本國之書的互證以及“詩史互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