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壹首具有史詩性質的頌詩，當是周王朝貴族為歌頌自己祖先的功德、為宣揚自己王朝的開國歷史而作。它與《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緜》、《皇矣》、《文王》諸篇相聯綴，儼然形成壹組開國史詩。從始祖後稷誕生、經營農業，公劉遷豳，太王（古公亶父）遷岐，王季繼續發展，文王伐密、伐崇，直到武王克商滅紂，可以說是把每個重大的歷史事件都寫到了，所以研究者多把它們看作壹組周國史詩，只是《詩經》的編者沒有把它們按世次編輯在壹起，而打亂次序分編在各處。朱熹說它和《文王》那篇壹樣，“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這太拘泥了。其實很難看出是周公所作，也很難看出有警戒成王的意思。總觀這組六篇詩文，不過是周王朝統治者為歌頌祖先功德，追述開國歷史的顯赫罷了。
全詩八章。歷代各家的分章稍有不同，這裏是根據詩意確立的。第壹、二、四、七章章六句，第三、五、六、八章章八句。排列起來，頗有參差錯落之美。
首章先從贊嘆皇天偉大、天命難測說起，以引出殷命將亡、周命將興，是全詩的總綱。次章即歌頌王季娶了太任，推行德政。三章寫文王降生，承受天命，因而“以受方國”。四章又說文王“天作之合”，得配佳偶。五章即寫他於渭水之濱迎娶殷商帝乙之妹。六章說文王又娶太姒，生下武王。武王受天命而“燮伐大商”，與首章遙相照應。七章寫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敵軍雖盛，而武王鬥誌更堅。最後壹章寫牧野之戰的盛大，武王在姜尚輔佐之下壹舉滅殷。全詩時序井然，層次清楚，儼然是王季、文王、武王三代的發展史。
詩篇以“天命所佑”為中心思想，以王季、文王、武王三代相繼為基本線索，集中突現了周部族這三代祖先的盛德。其中，武王滅商，是此詩最集中、最突出要表現的重大歷史事件，寫王季、太任、文王、太姒，不過是說明周家奕世積功累仁，天命所佑，所以武王才克商代殷而立天下。所以，詩人著筆，歷述婚媾，皆天作之合，聖德相配。武王克商，也是上應天命、中承祖德、下合四方的。因此，盡管詩意變幻不已，其中心意旨是非常清楚的。全詩雖然籠罩著祀神的宗教氣氛和君權神授的神學色彩，其內在的歷史真實性壹面，還是有認識價值的。
這是壹首敘事詩，但它並不平鋪直敘地敘事。文王兩次迎親的描述，生動具體；牧野之戰的描繪，更顯得有聲有色。“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壹連三個排比句子，真可謂把戰爭的威嚴、緊迫的氣勢給和盤托出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雖然寫出了敵軍之盛，但相比之下，武王的三句誓師，更顯得堅強和有力。“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雖然僅僅描寫了壹句，也似乎讓人看到了姜太公的雄武英姿。至於它有詳有略、前呼後應的表現手法，更使詩篇避免了平鋪、呆板和單調，給人以跌宕起伏、氣勢恢宏而重點突出的感覺。這些，在藝術上都是可取的。詩中的“小心翼翼”、“天作之合”等句也早已成為著名的成語，在現代漢語中仍有很強的活力。 《毛詩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朱熹《詩集傳》：“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