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詩歌的王國，從遠古至近代詩歌不知其幾千萬萬，因種種原因失傳了的除外，保存下來的仍可說是浩如煙海。詩歌也和其他任何事物壹樣，有壹個萌牙、產生、發展變化的過程。《彈歌》"斷竹、續竹，飛士、逐肉"據說是黃帝時代的歌謠，公認是原始社會詩歌，是二言詩之始。《詩經·有駢》"振振鷺、鷺於飛、鼓咽咽、醉言歸"是三言詩之始。《周易》"其亡其亡，系於苞桑"四言詩之始。蔔辭"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五言詩之始。《詩經·卷耳》"我姑酌彼金（三個田字上面，下加缶字），我姑酌彼凹觥"六言詩之始。《詩經·鹿鳴》"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七言詩之始，《詩經·十月之交》"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詩之始。《詩經·昊天有成命》"二後受之成王不敢康"九言詩這始。杜甫詩"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也是九言詩。李白"黃帝鑄鼎於荊山煉丹砂，丹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十言詩之始。 意義 清代沈德潛說：“古詩十九首，不必壹人之辭，壹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復言。初無奇辟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說詩□語》）晉、宋時，這批“古詩”被奉為五言詩的壹種典範。西晉陸機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12首。東晉陶淵明、宋代鮑照等，都有學習“古詩”手法、風格的《擬古詩》。到了梁代，劉勰《文心雕龍》、鐘嶸《詩品》更從理論上總結評論了“古詩”的藝術特點和價值,探索了它們的作者、時代及源流,並大體確定它們是漢代作品。同時，蕭統《文選》，以及陳代徐陵《玉臺新詠》又從詩歌分類上確定了“古詩”的範圍:凡無明確題目的作品，有作者的稱“雜詩”,無名氏者為“古詩”。因此，梁、陳以後，“古詩”已形成壹個具有特定涵義的專類名稱。它與兩漢樂府歌辭並稱，專指漢代無名氏所作的五言詩，並且發展為泛指具有“古詩”藝術特點的壹種詩體。而《古詩十九首》便在文學史上占有“古詩”代表作的地位，這壹標題也就成為壹個專題名稱。 古風 古詩體，又稱古風。 俗話說:唐詩、宋詞、元曲，可見唐詩多麽重要！
唐代以前的古詩體是壹種不講究格律，也沒有字數句數限制的詩體。唐以後，由於近體詩的產生，詩人為了將古體詩與新興的格律詩相區別，便有意模仿漢魏六朝古詩的寫法，在某些方面加以限定，從而形成了唐代古體詩的固定模式。其結果就是把唐以前完全自由的詩體，變成壹種處於格律詩與自由詩之間的半自由詩。
古體詩的字數和詩行：
古體詩沒有固定的詩行，也不會有固定的體式。所有古體詩都是按照詩句的字數分類。四字壹句的稱四言古詩，簡稱四古；五字壹句的稱五言古詩，簡稱五古；七字壹句的稱七言古詩，簡稱七古。四言詩，遠在《詩經》時代就已被人們采用了。但至唐代卻逐漸衰微，寫它的人很少了。所以古體詩仍以五言、七言為代表。
五言古詩，是古體詩的正統，寫的人很多。
七言古詩，不是古體詩的主流，這是它起源較晚的緣故。所以，七言股風頗受七言近體詩的影響。
五言古詩和七言古詩，都是字數整齊的古體詩。另有壹類雜言古詩，詩行裏的字數長短相雜，參差不齊。
詞包括以下內容 從時間上說指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的詩歌作品；從格律上看，古詩可分為古體詩和近體詩。詞是宋代人的發明，又叫長短句。古體詩又稱古詩或古風；近體詩又稱今體詩。
古體詩
古體詩是依照古代的詩體來寫的。在唐人看來，從《詩經》到南北朝的庾信，都算是古，因此，所謂依照古代的詩體，也就沒有壹定的標準。但是，詩人們所寫的古體詩，有壹點是壹致的，那就是不受近體詩的格律的束縛。唐初開始形成的、在字數、聲韻、對仗方面都有嚴格規定的壹種格律詩，就是我們所說的近體詩。近體詩是同古體詩相對而言的。唐代以及其後的詩人仍有寫古體詩的。 我們可以說。凡不受近體格律的束縛的，都是古體詩。 古體詩分為四言古詩、五言古詩、七言古詩。 近體詩分為絕句、律詩。
近體詩
近體詩分為律詩和絕句。 律詩和絕句的區別主要在於句數上。絕句***有四句，律詩***有八句。律詩***有八句，壹、二兩句為首聯，三、四兩句為頷聯，五、六兩句為頸聯、七、八兩句為尾聯。絕句又叫"截句"。絕句可對仗，也可不對仗，但是律詩的頷聯和頸聯，則必須對仗，無論律詩還是絕句，都有平仄的要求。八句以上的律詩稱為排律。
以下是壹些經典古詩：
古詩歌的常識：
1.韻腳：韻文句末壓韻的字，如李白《靜夜思》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光霜鄉是韻腳。
2.押韻：詩歌辭賦押韻使音調和諧優美，如李白《靜夜思》押ang韻。
3.律詩的結構：***八句，壹二句為首聯，三四句為頷聯，五六句為頸聯，七八句為尾聯。
4.古詩的節奏和韻律：
從句式上看，古詩壹般四字為二、二；五字為二、二、壹；七字為二、二、二、壹、
從意義上看，有時因表意需要也有特殊情況如：勢拔|五嶽|掩|赤城，這樣就成了
二、二、壹、二式。
5.因為古詩原沒有標點（標點是後人添加上的），所以壹行為壹句。 古詩體式簡談兼對中學課本兩處詩體說法的商榷
我國古代詩歌體式繁多，在古詩的分類和叫法上也眾說紛紜。尤其是對於樂府、古風、歌行體三類詩，更易混淆。因為，從形式上看，樂府體與古風都是五言體，七言古詩與歌行體都是七言體，很難區分。但是，從古代以來，人們比較壹致地承認它們在表達內容、手法、風格特色的區別，對它們有約定俗成的稱呼。
人教版八年級（下）在《詩五首》的“研討與練習”第二題中說：“《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都是‘歌行體’詩，形式自由，語言流利，格調奔放。請從句式、敘事、抒情等方面說說這兩首詩的異同。”
又九年級（上）知識短文《怎樣讀書》中說：“杜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寬，叫古風……”
這裏的叫法，不符合習慣。人們習慣上把杜甫的《茅屋》壹詩叫做“七言古體詩”，而把岑參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體”，編者也明顯看到了兩詩的“異”，所以出了這樣的問題。而杜甫的《三吏》《三別》雖然在形式上與“古風”同為五言，但習慣上人們把《石壕吏》叫做“新樂府”，而不叫“古風”。為了說清這個問題，需要對我國古代詩歌體式作壹簡要回顧。
我國最早的詩體是四言的“詩經體”，接著出現了以屈原《離騷》為代表的“楚辭體”（也叫“騷體詩”），後者用連詞“之”和語氣助詞“兮”將句式變長，如“帝高陽之苗裔兮”（《離騷》）、“操吳戈兮披犀甲”（《國殤》），這為後來的五、七言詩提供了先例。因此，《詩經》與《楚辭》成為我國詩歌之源。
至漢代，出現了專門負責搜集各種詩歌、民歌的機構“樂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響的是民間詩歌，這就是我們今天還能看到的“漢樂府民歌”。它最大的特點是現實性強，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為主。如教材八年級（上）中的《長歌行》及高中課本中的《飲馬長城窟行》《十五從軍征》等，即是“正宗”的“漢樂府”。漢樂府民歌的內容體式影響了當時及後世的文人詩歌創作，至東漢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詩成熟的《古詩十九首》出現，其中吸收了樂府民歌的許多特點，這對古詩體式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尤其是在魏晉南北朝及唐代，漢樂府的發展衍變形成兩種主要的形式。
壹種是文人以模擬為創作的“古題樂府”（也叫“舊題樂府”），它借用“漢樂府”的題目，寫新的內容，猶如“舊瓶裝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門行》（（七上）、楊炯的《從軍行》、李賀的《雁門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難》《將進酒》（高中）等。這些詩歌的特點是雖沿用了漢樂府的題目，但寫的內容是新的，不過與原題有壹定的聯系，如“從軍行”與軍隊軍事有關，“雁門太守行”與邊塞有關。文人模擬樂府在內容上從漢樂府的敘事為主轉變為以抒情為主；在形式、手法上，則借鑒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藝術品位。“古題樂府”有五言與七言兩種形式。七言的古題樂府，今能見到最早的是三國時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齊梁時的鮑照始大力為之，寫出了《擬行路難》（18首）等。樂府詩可以歌唱，而七言樂府體主要是以吟誦為主，在內容篇幅上，壹般比較長，吟誦時如行雲流水，壹氣而下。它可以自由轉換韻腳來極盡內容多變、結構轉折、氣勢壯闊、感情跌宕多姿之妙，這種詩體適宜於承載較大思想內容、抒發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樂府通俗明快的特點，又以文人抒情言誌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為主，間有雜言，文采飛揚，讀來抑揚頓挫，所以人們又稱之為“歌行體”。
另壹種則主要是借鑒了“漢樂府”敘事為主、反映現實的內容特點和淺顯平易通俗的表達特點，用它來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以引起人們對社會的關註。它並不再借用“漢樂府”的原有題目，而是根據反映事件的不同內容而命名，所謂“即事命篇，無復依傍”。唐朝的杜甫關心國事，用筆反映“安史之亂”前後的社會現實，寫了許多這樣的詩，如《兵車行》（高中）專寫唐王朝窮兵黷武的開邊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三吏》（《潼關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寫“安史之亂”給百姓帶來的巨大痛苦等。這些詩，主要是在實質上繼承了“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傳統，形式上與五言古體詩無異。稍後的元結、顧況等詩人也寫過這樣的詩。至中唐時，白居易、元稹等現實主義詩人為了挽救當時國家的衰落，用詩歌反映社會現實弊端，以引起統治者的註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結這些詩歌形式，並冠之於“新樂府”的稱號，發起了“新樂府運動”。他們自己也寫了不少的“新樂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觀刈麥》（九上）、《賣炭翁》《新豐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敘事性強、平易通俗的“新樂府體”。《竹林答問》中說：“古詩、樂府之分，自漢、魏已然。樂府音節不傳，唐人每借舊題自標新義。至少陵，並不襲舊題，如《三吏》《三別》等詩，乃真樂府也。”（《清詩話續編》222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樂府詩的特點。
文人學習“漢樂府”的還有另壹類情況，主要是將樂府詩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體詩中，體現出與以往五言古體詩質樸古奧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風》（58首）組詩。 “古風”從形式外表上看，與五言古體詩沒有什麽區別，但在抒情內容和方式上，卻有區別。清代趙執信《聲調譜》中在回答樂府與古體詩之間區別時說：“音情迥別，於此悟入，思過半矣。”（《清詩話》13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內容感情風韻方面的區別。《甌北詩話》中更進壹步指出：“蓋古樂府本多托閨情女思，青蓮深於樂府，故亦多征夫怨婦惜別傷離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蘊藉吞吐，言短意長，直接國風之遺。少陵已無此風味矣。”（《清詩話續編》1142頁，1983）由此可見，雖同受“漢樂府”影響，杜甫的“新樂府”與李白的“古風”是有區別的。在唐人詩集中，直接標以“古風”題目的很少。“古風”、“五言古體”、“新樂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講格律，所以也沒有“格律較寬”的問題。
七言歌行體發展到唐時，也出現了兩種情況。因為唐時出現了“格律詩”（也叫“近體詩”，以區別以前不講格律的“古體詩”），所以，壹種是有意把格律詩的壹些句法、手法引入古體詩中，壹種是有意避開格律詩的句法、手法。習慣上，人們把前壹類叫做“七言歌行體”，後壹類叫做“七言古體詩”（簡稱“七古”）。
初唐的壹些詩人在繼承南朝齊梁詩歌的華麗鋪陳基礎上，嘗試將七言格律詩的句式和對仗等手法引入歌行體中，於是出現了盧照鄰的《長安古意》、駱賓王的《帝京篇》、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詩篇，形成篇幅雄壯、氣勢宏肆，散句中雜以格律、對仗等句式，以反映廣闊社會現實內容見長，讀來抑揚頓挫，跌宕多變，為人稱道，人稱“初唐體”，遂使七言歌行體面貌壹新。至盛唐，高適、岑參等用此體式寫了大量的邊塞詩，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八下）、《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九下）等，這些詩充分發揮了“初唐體”的特色，內容豐富壯闊，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壯奇麗，手法技巧多樣，語言駢散結合、優美多姿，讀來令人意氣昂揚。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這種體式中融進敘事成分，寫出了名篇《長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體又出現了新的發展。直至清代初期，吳偉業（號梅村）用這種詩體寫出了《圓圓曲》《永和宮詞》《蕭史青門曲》《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等名篇，以詩詠史，形式上更講究技巧，辭藻富艷，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態的藝術風貌，優美動人，膾炙人口，更將七言歌行體提高到壹個新的高度，人稱“梅村體”。到了清末民初，王國維等人還用這種體式寫出了《頤和園詞》等詩。
而杜甫、韓愈等詩人則在七言樂府體中有意識地避開律詩的句法句式，以體現出古奧、質樸的風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長林梢”、“沈塘凹”、“入竹去”、“自嘆息”、“冷似鐵”等），多用奇崛古樸的語言，以體現折拗郁勃的特色，這在律詩中是不允許的。在內容風格上，這類詩往往以現實主義的題材、深刻沈郁的感情為主，與前壹類歌行體的濃郁浪漫主義色彩不同。但講究內容的壯闊、氣勢情感的奔放激越，結構的轉折多變，又符合七言歌行體的總體特色。像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壇夜見海》，韓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盧仝的《月蝕詩》《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等，都具有這樣的特色，習慣上被稱為“七言古體”。
關於七言歌行體與七言古體詩的區別，前人論述非常多，劉熙載的《詩概》中是這樣區分兩類特點的：“七古可命為古、近兩體。近體曰駢、曰諧、曰麗、曰綿；古體曰單、曰拗、曰瘦、曰勁。壹尚風容，壹尚筋骨。此齊梁、漢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別也。”（《清詩話續編》2436頁）這裏所說的“古”指的就是《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那樣的七言古體，它繼承了漢魏古詩的古樸質實的特點；“近”則是指“初唐體”發展而成的七言歌行體，它繼承了齊梁尚巧求麗的特點。可以說，這是在漢魏六朝七言樂府詩的大樹上結出的兩個不同風味的果子。
以上大概是我國古體詩的基本概況，它與唐代出現的格律嚴整的近體詩（格律詩），成為我國古詩的基本形式。
《潤物》壹書中有許多經典詩詞。古詩就是這樣子的。
詩體 古詩體式簡談兼對中學課本兩處詩體說法的商榷
我國古代詩歌體式繁多，在古詩的分類和叫法上也眾說紛紜。尤其是對於樂府、古風、歌行體三類詩，更易混淆。因為，從形式上看，樂府體與古風都是五言體，七言古詩與歌行體都是七言體，很難區分。但是，從古代以來，人們比較壹致地承認它們在表達內容、手法、風格特色的區別，對它們有約定俗成的稱呼。
人教版八年級（下）在《詩五首》的“研討與練習”第二題中說：“《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都是‘歌行體’詩，形式自由，語言流利，格調奔放。請從句式、敘事、抒情等方面說說這兩首詩的異同。”
又九年級（上）知識短文《怎樣讀書》中說：“杜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寬，叫古風……”
這裏的叫法，不符合習慣。人們習慣上把杜甫的《茅屋》壹詩叫做“七言古體詩”，而把岑參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體”，編者也明顯看到了兩詩的“異”，所以出了這樣的問題。而杜甫的《三吏》《三別》雖然在形式上與“古風”同為五言，但習慣上人們把《石壕吏》叫做“新樂府”，而不叫“古風”。為了說清這個問題，需要對我國古代詩歌體式作壹簡要回顧。
我國最早的詩體是四言的“詩經體”，接著出現了以屈原《離騷》為代表的“楚辭體”（也叫“騷體詩”），後者用連詞“之”和語氣助詞“兮”將句式變長，如“帝高陽之苗裔兮”（《離騷》）、“操吳戈兮披犀甲”（《國殤》），這為後來的五、七言詩提供了先例。因此，《詩經》與《楚辭》成為我國詩歌之源。
至漢代，出現了專門負責搜集各種詩歌、民歌的機構“樂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響的是民間詩歌，這就是我們今天還能看到的“漢樂府民歌”。它最大的特點是現實性強，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為主。如教材八年級（上）中的《長歌行》及高中課本中的《飲馬長城窟行》《十五從軍征》等，即是“正宗”的“漢樂府”。漢樂府民歌的內容體式影響了當時及後世的文人詩歌創作，至東漢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詩成熟的《古詩十九首》出現，其中吸收了樂府民歌的許多特點，這對古詩體式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尤其是在魏晉南北朝及唐代，漢樂府的發展衍變形成兩種主要的形式。
壹種是文人以模擬為創作的“古題樂府”（也叫“舊題樂府”），它借用“漢樂府”的題目，寫新的內容，猶如“舊瓶裝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門行》（（七上）、楊炯的《從軍行》、李賀的《雁門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難》《將進酒》（高中）等。這些詩歌的特點是雖沿用了漢樂府的題目，但寫的內容是新的，不過與原題有壹定的聯系，如“從軍行”與軍隊軍事有關，“雁門太守行”與邊塞有關。文人模擬樂府在內容上從漢樂府的敘事為主轉變為以抒情為主；在形式、手法上，則借鑒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藝術品位。“古題樂府”有五言與七言兩種形式。七言的古題樂府，今能見到最早的是三國時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齊梁時的鮑照始大力為之，寫出了《擬行路難》（18首）等。樂府詩可以歌唱，而七言樂府體主要是以吟誦為主，在內容篇幅上，壹般比較長，吟誦時如行雲流水，壹氣而下。它可以自由轉換韻腳來極盡內容多變、結構轉折、氣勢壯闊、感情跌宕多姿之妙，這種詩體適宜於承載較大思想內容、抒發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樂府通俗明快的特點，又以文人抒情言誌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為主，間有雜言，文采飛揚，讀來抑揚頓挫，所以人們又稱之為“歌行體”。
另壹種則主要是借鑒了“漢樂府”敘事為主、反映現實的內容特點和淺顯平易通俗的表達特點，用它來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以引起人們對社會的關註。它並不再借用“漢樂府”的原有題目，而是根據反映事件的不同內容而命名，所謂“即事命篇，無復依傍”。唐朝的杜甫關心國事，用筆反映“安史之亂”前後的社會現實，寫了許多這樣的詩，如《兵車行》（高中）專寫唐王朝窮兵黷武的開邊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三吏》（《潼關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寫“安史之亂”給百姓帶來的巨大痛苦等。這些詩，主要是在實質上繼承了“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傳統，形式上與五言古體詩無異。稍後的元結、顧況等詩人也寫過這樣的詩。至中唐時，白居易、元稹等現實主義詩人為了挽救當時國家的衰落，用詩歌反映社會現實弊端，以引起統治者的註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結這些詩歌形式，並冠之於“新樂府”的稱號，發起了“新樂府運動”。他們自己也寫了不少的“新樂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觀刈麥》（九上）、《賣炭翁》《新豐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敘事性強、平易通俗的“新樂府體”。《竹林答問》中說：“古詩、樂府之分，自漢、魏已然。樂府音節不傳，唐人每借舊題自標新義。至少陵，並不襲舊題，如《三吏》《三別》等詩，乃真樂府也。”（《清詩話續編》222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樂府詩的特點。
文人學習“漢樂府”的還有另壹類情況，主要是將樂府詩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體詩中，體現出與以往五言古體詩質樸古奧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風》（58首）組詩。 “古風”從形式外表上看，與五言古體詩沒有什麽區別，但在抒情內容和方式上，卻有區別。清代趙執信《聲調譜》中在回答樂府與古體詩之間區別時說：“音情迥別，於此悟入，思過半矣。”（《清詩話》13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內容感情風韻方面的區別。《甌北詩話》中更進壹步指出：“蓋古樂府本多托閨情女思，青蓮深於樂府，故亦多征夫怨婦惜別傷離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蘊藉吞吐，言短意長，直接國風之遺。少陵已無此風味矣。”（《清詩話續編》1142頁，1983）由此可見，雖同受“漢樂府”影響，杜甫的“新樂府”與李白的“古風”是有區別的。在唐人詩集中，直接標以“古風”題目的很少。“古風”、“五言古體”、“新樂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講格律，所以也沒有“格律較寬”的問題。
七言歌行體發展到唐時，也出現了兩種情況。因為唐時出現了“格律詩”（也叫“近體詩”，以區別以前不講格律的“古體詩”），所以，壹種是有意把格律詩的壹些句法、手法引入古體詩中，壹種是有意避開格律詩的句法、手法。習慣上，人們把前壹類叫做“七言歌行體”，後壹類叫做“七言古體詩”（簡稱“七古”）。
初唐的壹些詩人在繼承南朝齊梁詩歌的華麗鋪陳基礎上，嘗試將七言格律詩的句式和對仗等手法引入歌行體中，於是出現了盧照鄰的《長安古意》、駱賓王的《帝京篇》、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詩篇，形成篇幅雄壯、氣勢宏肆，散句中雜以格律、對仗等句式，以反映廣闊社會現實內容見長，讀來抑揚頓挫，跌宕多變，為人稱道，人稱“初唐體”，遂使七言歌行體面貌壹新。至盛唐，高適、岑參等用此體式寫了大量的邊塞詩，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八下）、《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九下）等，這些詩充分發揮了“初唐體”的特色，內容豐富壯闊，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壯奇麗，手法技巧多樣，語言駢散結合、優美多姿，讀來令人意氣昂揚。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這種體式中融進敘事成分，寫出了名篇《長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體又出現了新的發展。直至清代初期，吳偉業（號梅村）用這種詩體寫出了《圓圓曲》《永和宮詞》《蕭史青門曲》《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等名篇，以詩詠史，形式上更講究技巧，辭藻富艷，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態的藝術風貌，優美動人，膾炙人口，更將七言歌行體提高到壹個新的高度，人稱“梅村體”。到了清末民初，王國維等人還用這種體式寫出了《頤和園詞》等詩。
而杜甫、韓愈等詩人則在七言樂府體中有意識地避開律詩的句法句式，以體現出古奧、質樸的風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長林梢”、“沈塘凹”、“入竹去”、“自嘆息”、“冷似鐵”等），多用奇崛古樸的語言，以體現折拗郁勃的特色，這在律詩中是不允許的。在內容風格上，這類詩往往以現實主義的題材、深刻沈郁的感情為主，與前壹類歌行體的濃郁浪漫主義色彩不同。但講究內容的壯闊、氣勢情感的奔放激越，結構的轉折多變，又符合七言歌行體的總體特色。像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壇夜見海》，韓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盧仝的《月蝕詩》《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等，都具有這樣的特色，習慣上被稱為“七言古體”。
關於七言歌行體與七言古體詩的區別，前人論述非常多，劉熙載的《詩概》中是這樣區分兩類特點的：“七古可命為古、近兩體。近體曰駢、曰諧、曰麗、曰綿；古體曰單、曰拗、曰瘦、曰勁。壹尚風容，壹尚筋骨。此齊梁、漢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別也。”（《清詩話續編》2436頁）這裏所說的“古”指的就是《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那樣的七言古體，它繼承了漢魏古詩的古樸質實的特點；“近”則是指“初唐體”發展而成的七言歌行體，它繼承了齊梁尚巧求麗的特點。可以說，這是在漢魏六朝七言樂府詩的大樹上結出的兩個不同風味的果子。
以上大概是我國古體詩的基本概況，它與唐代出現的格律嚴整的近體詩（格律詩），成為我國古詩的基本形式。
《潤物》壹書中有許多經典詩詞。古詩就是這樣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