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帝下令編纂《四庫全書》，之後300余名學者對自全國收集而來的歷代文獻進行了分類和整理，歷時10余年始編成此書。該叢書卷帙浩繁，***計3萬余冊，收錄書籍3500余種、8萬余卷。同時，《四庫全書》也以中國古代將書籍按“經”（經學）、“史”（歷史）、“子”（思想）、“集”（文學）四目分類的傳統習慣而得名。
其中經、史、子、集各部書籍分別以黃、紅、藍、灰四色封面加以區別，書的內頁則由白紙恭楷書寫並配以精美的裝幀。起初，這部叢書被抄寫了四套，分別收藏於紫禁城、圓明園、避暑山莊、沈陽清宮的藏書閣。後來清朝又特地為長江中下遊的文化中心揚州、鎮江和杭州各抄寫了壹套，供壹般讀書人查閱。
另外，《四庫全書》的編纂者還註意到了幾本日本人的著作。其中之壹便是荻生徂徠的弟子山井鼎的《七經孟子考文》，山井鼎在該書中利用北關東足利學校中保存的宋版古籍，對儒家經典中的字句進行了嚴密的考證，其用力之深令中國學者都為之贊嘆。
《四庫全書》誠然是乾隆帝的豪奢在文化事業上最完美的體現，直到今日仍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但伴隨著這部巨著的編纂，壹個陰謀也逐漸浮出水面。前文曾經提到過，清朝為鎮壓反清思想而大興文字獄，至乾隆朝時，文字獄變得愈加嚴酷和瘋狂。換言之，清朝以編纂《四庫全書》的名義從全國各地收集文獻，其背後則隱藏著借機銷毀、刪改於己不利之書籍的考慮。
實際上，《四庫全書》的編寫就是壹次書籍審查行動，對清朝持批判、反對態度的書籍自不必說，大量涉及反滿思想和北方民族的前代書籍也難逃被禁毀或刪改的命運。
在這次行動中，***計有3000余種、7萬~8萬部的書籍遭到刪改或禁毀。然而，編纂《四庫全書》這種大規模的文化事業也給予滿腹牢騷的知識分子們以參與的機會，並將他們的視線從批評時政轉移到學術研究上來，故而從中亦可體現出清朝在漢族知識分子管控政策上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