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壹部貫穿古今的通史，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壹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敘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
據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壹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
今本《史記》也是壹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
《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搜集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壹些無稽之談。對壹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采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於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容豐富。
《史記》的寫作
《史記》是壹部縱橫古今數千年的巨著。它的出現壹方面是時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壹方面則是史學家艱苦勞動的產物。
對司馬遷而言，首先是秉承遺命，繼續先祖的太史事業。他的父親司馬談早就打算編寫壹部史書，但是，這個願望未能實現。臨終司馬談囑咐兒子：“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後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鱗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記，這是延續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業，作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此後，父親的遺命總是在司馬遷的耳際回旋著：“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時代也提出了構建新的歷史文化文本的內在要求——?“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瑞符，封建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為了寫作，司馬遷可以說耗盡了畢生精力。撰寫史書，需要大量收集材料。《史記》的取材極其廣泛，壹是文獻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紀》、《春秋》、《國策》、《楚漢春秋》等數十種。二是交遊所得。司馬遷壹生交遊很廣，彼此過從往來，也獲得了許多極珍貴的史料。三是實地采訪。司馬遷二十歲即四處遊歷，行程幾乎達到西漢王朝的全境，看了好些古代遺跡，聽到了好些古代的軼聞，這也極大地豐富了他的歷史材料寶庫。在遊歷的過程中，司馬遷還特別註意金石碑刻的記錄，開創了運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紀》等。
如果僅僅是歷史材料的堆積，當然也完成不了壹部偉大的著作。司馬遷之所以蒙受奇恥大辱卻“就極刑而無慍色”，是因為具有偉大的抱負。他說：“仆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報任安書》）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才支撐著艱苦卓絕的編寫工作，給中國歷史學留下壹部光輝不朽的著作。
《史記》的體例
《史記》是壹部貫穿古今的通史，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壹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敘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據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壹百三十篇。?
“本紀”實際上就是帝王的傳記，因為帝王是統理國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腦，為他們作紀傳而名之曰“本紀“，正所以顯示天下本統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壹定的綱紀的緣故。
同時，也是全書的總綱，是用編年體的方法記事的。在“本紀”的寫作中，司馬遷采取了詳今略遠的辦法，時代愈遠愈略，愈近愈詳。“本紀”托始黃帝，是因為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師。將項羽列入“本紀”，壹是秦漢間幾年“政由羽出”，壹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記事件，使之綱舉而目張，以簡禦繁，壹目了然，便於觀覽、檢索。
“書”，是記載歷代朝章國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專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無法撰寫成書的。班固《漢書》改稱“誌”，成為通例。“書”的修撰，為研究各種專門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世家”是記載諸侯王國之事的。這因諸侯開國承家，子孫世襲，也就給了他們的傳記叫做世家。從西周的大封建開始，發展到春秋、戰國，各諸侯國先後稱霸稱雄，盛極壹時，用“世家”體裁記述這壹情況，是非常妥當的。司馬遷把孔子和陳涉也列入“世家”，是壹種例外。孔子雖非王侯，但卻是傳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況漢武帝時儒學獨尊，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將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領域的現實情況。至於陳涉，不但是首先起義亡秦的領導者，且是三代以來以平民起兵而反殘暴統治的第壹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馬遷將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業和湯放桀，武王伐紂，孔子作《春秋》相比，將他寫成為震撼暴秦帝國統治、叱咤風雲的偉大歷史英雄，反映了作者進步的歷史觀。
“列傳”是記載帝王、諸侯以外的各種歷史人物的。有單傳，有合傳，有類傳。單傳是壹人壹傳，如《商君列傳》、《李斯列傳》等。合傳是記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傳》、《老莊申韓列傳》等。類傳是以類相從，把同壹類人物的活動，歸到壹個傳內，如《儒林列傳》、《循吏列傳》、《刺客列傳》等。司馬遷把當時我國四周少數民族的歷史情況，也用類傳的形式記載下來，如《匈奴列傳》、《朝鮮列傳》、《大宛列傳》等，這就為研究我國古代少數民族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來源。
七十篇列傳的最後壹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擺在全書的最後，這是古代學者著書的慣例。
總之，司馬遷寫作《史記》以“本紀”敘帝王，以“世家”載諸侯，以“列傳”記人物，以“書”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網羅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為起迄如《春秋》的編年史、以地域劃分如《國語》的國別史的局限，創立了貫穿古今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通史先例，成為正史的典範。
《史記》的評價
《史記》的誕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壹件大事。魯迅先生在他的《漢文學史綱要》壹書中稱贊《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為知言。就中國史學的具體發展而言，《史記》的貢獻巨大。
第壹，建立傑出的通史體裁。《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第壹部貫通古今，網羅百代的通史名著。無論說它是古代中國史學史的最輝煌成就，還是說它是世界古代史學史的最輝煌成就，都毫不為過。這壹點，只要將之與希羅多德的《歷史》相比較，就會非常明白。正因為《史記》能夠會通古今撰成壹書，開啟先例，樹立了榜樣，於是仿效這種體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繼而起了。通史家風，壹直影響著近現代的史學研究與寫作。
第二，建立了史學獨立地位。我國古代，史學是包含在經學範圍之內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書在劉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藝文誌》裏，都是附在《春秋》的後面。自從司馬遷修成《史記》以後，作者繼起，專門的史學著作越來越多。於是，晉朝荀勖適應新的要求，才把歷代的典籍分為四部：甲部記六藝小學，乙部記諸子兵術，丙部記史記皇覽，丁部記詩賦圖贊。從而，史學壹門，在中國學術領域裏才取得了獨立地位。飲水思源，這壹功績應該歸於司馬遷和他的《史記》。
第三，建立了史傳文學傳統。司馬遷的文學修養深厚，其藝術手段特別高妙。往往某種極其復雜的事實，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貼，秩序井然，再加以視線遠，見識高，文字生動，筆力洗煉，感情充沛，信手寫來，莫不詞氣縱橫，形象明快，使人“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容齋隨筆·史記簡妙處》）
《史記》不但是中國史傳文學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對於魏晉小說、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戲曲，都有很大影響，成為中國文學重要的源頭活水。
當然，司馬遷修撰《史記》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是要建立壹個包羅萬象的歷史哲學體系。更深入的理解，要留待我們對《史記》的具體學習中去體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