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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從秦朝開始大小瘟疫有幾次啊?

瘟疫在中國史料中早有記載。如《周禮?天官?冢宰》記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呂氏春秋?季春紀》記載:“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說明當時對溫疫的認識已經達到了壹定水平,認為溫疫壹年四季皆可發生,原因之壹是由於時令之氣的不正常,是由“非時之氣”造成的。

現存最早的中醫古籍《黃帝內經》也有記載。如《素問?刺法論》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正氣存內,邪不可幹,避其毒氣。”《素問?本能病》篇:“厥陰不退位,即大風早舉,時雨不降,濕令不化,民病溫疫,疵廢。風生,民病皆肢節痛、頭目痛,伏熱內煩,咽喉幹引飲。”指出溫疫具有傳染性、流行性、臨床表現相似、發病與氣候有關等特點,並認為只要“正氣存內”,就能“避其毒氣”。

東漢時期的張仲景在其著作《傷寒雜病論》的序言中說“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公元196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文中的“傷寒”,除了指外感熱病外,還包括了當時的烈性傳染病,可見當時溫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說疫氣》記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描繪了當疫病流行的慘狀,並明確指出:“癘氣流行”,並非“鬼神所作”,而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所致。

建安七子之壹的王粲在《七哀詩》中也記載:“……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是當時淒涼情景的真實寫照。據史料記載,從漢桓帝劉誌,至漢獻帝劉協的七十余年中,記載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連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們也未能幸免。如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陳琳、應玚、劉楨也壹時俱逝。其慘狀可見壹斑。

晉朝葛洪《肘後備急方》對溫疫也有論述,認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壹種。……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註,名為溫病。”並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壹章,記載了辟瘟疫藥幹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溫病散等治療、預防溫疫的方劑。

隋朝巢元方《諸病源候論?疫癘病諸候》認為疫癘病“其病與時氣、溫、熱等病相類,皆有壹歲之內,節氣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風疾雨,霧露不散,則民多疾疫。病無長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厲之氣,故雲疫癘病。”並認為嶺南地區的青草瘴、黃芒瘴等瘴氣也屬疫癘病範圍。並進壹步指出:“此病皆因歲時不和,溫涼失節,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則病氣轉相染易,乃至滅門,延及外人,故須預服藥及為法術以防之。”

唐朝孫思邈《千金要方?卷九?傷寒》立“辟溫”壹章,記載治療溫疫的方劑。

出於唐朝王冰以後的《素問》遺篇,認為溫疫與五運六氣變化異常有壹定的關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癘”之稱。說明古人已經意識到溫疫的致病原因不同於壹般的六淫外邪,而是壹種疫毒之氣。

金代醫家張從正《儒門事親?卷壹?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氣在上,瘟疫大作,必先頭痛或骨節疼,與傷寒、時氣、冒暑、風濕及中酒之人其狀皆相類。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藥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況巴豆之丸乎。”對瘟疫的臨床表現、治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元代醫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壹?溫疫五》:“瘟疫眾壹般病者是,又謂天行時疫。治有三法:宜補,宜散,宜降。”總結了溫疫的治療方法。

明朝醫家吳又可目睹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在前人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對溫疫進行深入細致的觀察、探討。其所著的《溫疫論》是我國論述溫疫的專著,對溫疫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認為“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壹種異氣所感。”指出溫疫的致病因子是“異氣”,又稱“疫氣”、“癘氣”“戾氣”等,是對溫疫病因的創見。

吳氏認為戾氣是物質性的,可采用藥物制服。雖然戾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況無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但它是客觀存在的物質,又進壹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氣者藥物也。”

戾氣是通過口鼻侵犯體內的。認為“邪從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氣的方式,“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壹”。

而人體感受戾氣之後,是否致病則決定於戾氣的量、毒力與人體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而不勝正,未能頓發”;“其年氣來之厲,不論強弱,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

戾氣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與散發性的不同表現。而戾氣致病又有地區性與時間性的不同情況。此外,由於戾氣的種類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臟器部位也不壹。認為“……為病種種,是知氣之不壹也”。並且還指出人類的疫病和禽獸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氣所引起的。

吳又可在《溫疫論》中,還創制了不少獨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劑。《溫疫論》是我國醫學文獻中論述急性傳染病的壹部劃時代著作,至今仍可用來指導臨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清朝余師愚,著有《疫疹壹得》。其在吳又可《溫疫論》的基礎上,認為疫疹的病因是癘氣,指出“壹人得病,傳染壹家,輕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壹二,合境之內,大率如斯。”並根據暑熱疫的病證特點,創立“清瘟敗毒飲”壹方,以重用石膏為主,為溫疫病的辨證論治開拓了新的境地。

綜上所述,中醫藥學在與溫疫長期的鬥爭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壹套較為完整的理論與臨床治療方法。應該充分發揮中醫藥治療急性傳染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