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經註》說，易水又東歷燕之長城，又東徑漸離城南，蓋太子丹館高漸離處也。漸離城在現在的河北易縣西南，也就是燕太子丹設館安頓高漸離的地方。《史記·刺客列傳》說，其明年，秦並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就是在司馬遷說的“明年”，即公元前222年，帶著灌了鉛的築去刺殺始皇帝未果。“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壹去兮不復還”是千古絕唱，高漸離緊步荊軻之後塵，只身闖入秦宮，慷慨赴死以反暴秦。之後，張良為報國破家亡之恨刺殺秦始皇。再之後，陳勝吳廣起義，“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激起了平民抗爭的浪潮。劉邦又緊步陳吳的後塵斬蛇起義，至楚漢爭霸，大秦帝國也壽終正寢。
築似琴，起源於楚地，其聲悲愴而激越，先秦時廣為流傳。高漸離善擊築，荊軻死後藏匿於宋子，即今河北趙縣宋城村充庸保，也就是受雇於人當酒保幹雜工。“使擊築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出自《史記·刺客列傳》，高漸離當眾擊築博得美譽，也找到了刺秦的時機。司馬遷又說，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帝聞聽宋子城人說高漸離會擊築就發出了邀請，大概緣於築聲與秦聲能產生***鳴吧？
《諫逐客書》說，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當年，李斯說珠寶說良駒說音樂，意在勸諫秦嬴政收回成命，以達到客卿強國的目的，可擊甕叩缶、彈箏搏髀也的確是真秦之聲！《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說，吳公子劄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季劄是吳王壽夢的第四子，聽《秦風》極其宏大，以為是周朝舊地的樂歌。西晉杜預說，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也說，夏，大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者謂之夏。“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出自《詩經·國風·秦風》，詩以律為歌，除了有周樂之雅，還不失粗獷的戎狄之音，大氣磅礴之勢呈現出秦人強悍勁健之風。《史記》說，（高漸離）復進得近，舉築樸秦皇帝，不中。 高漸離舉築欲擊打秦始皇之時，築聲也戛然而止，悲愴而激越之聲卻未必只繞梁三日。
樂府是秦代以來朝廷設立的管理音樂之官署，漢承秦制依然沿襲其名。嬴政稱帝之後，書同文、車同軌，又焚書坑儒，再與匈奴展開壹次次較量，至於秦之聲，的確沒太大的發展，可秦朝設立樂府機構，致使西漢之後的音樂文化得以繁榮。只是音樂不過是秦文化的壹部分，“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出自《郭偃之法》，這是秦文化的精髓，也是秦能攻克六國統壹天下的基礎。
始皇二十五年，秦大將王貪率大軍攻燕，燕王喜被俘，國亡。秦沿襲燕國舊制，依然實行郡縣制。之後，秦始皇開始利用地方郡縣官吏推行、傳播秦文化。《史記》說，秦始皇二十七年治馳道。《漢書·賈山傳》也說，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東漢應劭說，馳道，天子道也。“治馳道”只是秦國光揚秦文化的外在表現，能將其精髓植入華夏文化之沃土才是終極目的！
秦孝公說，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商鞅奔秦，要實現“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政治目的之前，秦孝公的立場還不是那麽堅定。只是秦國偏居雍州，各路諸侯視之為蠻夷之邦，甚至連權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不理秦國，也難怪秦孝公憤而發聲：“諸侯卑秦，醜莫大焉。”商鞅變法最終變成現實，政治與世俗脫離，功利與國家意識結合，以建立大壹統的封建政權，也是始皇帝光揚的秦文化精神！商鞅變法之前，秦承襲的還是簡單、質樸的部族文化，可自由、奔放的人性化文化精神被取代之後，除了保持彪悍、勁健之遺風，自秦始皇之後又開創了文化專制之先河。秦國政治專治和文化專治勢必激起民眾的反抗，尤其是朝代更叠之初，那王侯將相就真的無種乎了。高漸離追隨荊軻再次刺殺秦嬴政，之後反秦的浪潮壹浪高過壹浪，除了俠義天下之心，還不該忽視深層次的文化心理。鄒魯文化、楚越文化和齊文化在秦大壹統之後並未消亡，何況，燕趙風骨壹直滲透在華夏文化之中。“燕山北起高峨峨，東流易水無停波”出自明朝王恭的《賦易水送人使燕》。精神流變在西漢之前也是跌宕起伏，可泱泱華夏，海納百川，最終凝結的就是萬世不衰之精華！
《水經註》說，易水又東與濡水合，水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濡水又東南徑樊於期館西，是其授首於荊軻處也。窮獨山在今河北易縣北二十裏馬頭，又名馬頭山。樊於期是秦國將領，公元前233年，也就是秦王政十四年率兵秦攻趙大敗，畏罪叛逃燕國，拜大將軍。秦王大怒，將樊於期的父母、宗族全部殺害。樊於期知道荊軻去刺殺秦王除了帶著督亢圖，還要他的首級，為報家仇幹脆自刎。《水經註》說，濡水又東南流徑荊軻館北，昔燕丹納田生之言，尊軻上卿，館之於此。荊軻是衛國人，喜讀書、好擊劍，遇燕國處士田光才效力燕太子丹。《史記·刺客列傳》說，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史記·刺客列傳》又說，其後秦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燕太子丹與秦嬴政除了個人恩怨，還有亡國之憂，那他請人刺秦就合乎情理了。
《水經註》說，易水又東徑易縣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北魏闞駰稱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與賓客知謀者，祖道於易水上。酈道元則說荊軻與燕太子丹訣別於武陽城南，卻依然沒離開易水。《戰國策·燕策》說，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淮南子·地形訓》說，變徽為商，蓋悲音。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是古代音樂的七個音節，以變徵為主調的音樂悲愴也極其蒼涼。《水經註》說，高漸離擊築，宋如意和之，為壯聲，士發皆沖冠；為哀聲，士皆流涕。戰國時期，變徵之音本是宮廷禮樂的基本階名，可連高漸離操築之術都如此嫻熟，可見於燕國士人和民眾中早就流傳之廣。
《樂毅報燕王書》說，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歷室，齊器設於寧臺。《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說，毛先生壹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史記正義》說，大呂，周廟大鐘。燕昭王二十八年，樂毅聯秦、韓、趙和魏四國***同伐齊，激戰於濟西，大敗齊軍。樂懸是將鐘磬之類的樂器懸掛起來，能形成壹種制度緣於周禮，依據不同的政治內涵依次排列，也就有了嚴格的等級化樂懸制度。燕昭王將從齊國繳獲的大呂置於元英殿上，且在“故鼎”、“齊器”之前，無疑將之視為國之重器。大呂又是古代樂律之名，分十二律，陰陽各六，六陰皆稱為呂，其四為大呂。《周禮·春官·大司樂》說，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周公制禮，發儒學之先聲，可自春秋之始禮崩樂壞之後，儒學在百家爭鳴中壹直沒獨占鰲頭。只是除了偏居西陲的秦國輕禮，稱霸諸侯的齊國也淡化了禮之約束，與尊禮的魯國自然有了區別。至於燕國，置大呂於顯耀位置，不過予以政治上的考量。燕太子丹壹心刺秦，卻悲嘆“國小、力不能”，除了地域和國力的原因，多元化的社會文化心理極其復雜，也是燕最終被秦國取代不可忽視的因素。
《史記·燕召公世家》說，燕崎嶇強國之間，最為弱小。“寡人蠻夷辟處”出自《戰國策·燕策壹》，這是燕王對張儀說的話，含有自謙的意思，卻也是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孔子周遊列國唯獨對燕國不齒，史書上也沒留下聖人踏進燕地的足跡；春秋時百家爭鳴，儒、墨、道、法各放異彩，卻只有燕國沒本土學說。燕國偏居北方，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並存，生產方式決定文化方式，置身在苦寒之地，與蠻夷部族發生沖突又不可避免，文化落後於諸國也不足為奇。地域和生存方式決定了燕文化的多樣性，多元化的接觸，發生碰撞後也有了自然而然的融合。有人說，商起源於幽燕，燕人崇武、尚鬼應該是殷商遺風。《詩經·商頌·玄鳥》說，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商人不講究“德”性，對先王的歌頌也不言其德，而是頌其武力功業。至於禮，殷商時期的禮樂文化也只是處於萌芽期，不過是崇武、尚鬼的外在表現形式。殷商遺風直接影響了燕地文化，崇武造就了燕人俠人性格，慷慨赴死才有了壹曲曲悲歌！只是燕文化又具有不可回避的矛盾性，武王興周致使禮樂文化盛行，燕地又在周王朝的統治之下，周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傳播開來。周文化以“禮”和“德”為價值核心，“惟德是輔”出自《尚書·蔡仲之命》，禮和德互為因果，修德、崇禮才會達到完美統壹。只是受封於燕地的周王室貴族，作為周文化之傳播者具有極大的局限性，致使燕國的君主們壹直持有矛盾也復雜的心態，維護周文化的同時，卻又不得不照顧本地文化。如此說來，較之於強悍的秦文化來說，燕文化之“優柔”就不能不說是致命的缺陷。關鍵是秦文化之強悍具有群體性，燕人崇武卻是個體性。荊軻以“不復返”之誓言西行刺秦、樊於期獻首級成人之美、高漸離瞽目擲築直逼嬴政，的確都“不欺其誌、名垂後世”！只是荊軻、樊於期和高漸離與攻六國成壹大統的秦人相比，個體性與群體性的差異就顯而易見了。好在壹種文化不會輕易被另壹種文化消滅，何況，暴秦之壽數又極其短暫，燕趙相鄰，兩種基調壹致的文化也豐富了泱泱華夏之文明！
《水經註》說，滱水又東徑唐縣故城南，此二城俱在滱水之陽，故曰滱水徑其南。城西又有壹水，導源縣之西北平地，泉湧而出，俗亦謂之為唐水也。其水南入小溝，下註滱水。“中山治盧奴，唐縣故城在國北七十五裏”出自《十三州誌》，酈道元卻對闞駰之說予以否認。《史記》說，帝嚳氏沒，帝堯氏作，始封於唐。《水經註》又說，考古知今，事義全違，俗名望都故城則八十許裏，距中山城則七十裏，驗途推邑，宜為唐城。酈道元說，唐城即中山城，是武公的國都，武公與周王同姓。住在唐城裏的武公是中山文公之子、中山國第二任君主。周王室衰微，赤狄侵擾，稱霸諸侯的齊桓公派管仲前去抗擊，且築城以鞏固邊防。《水經註》說，其後，桓公不恤國政，周王問太史余曰：今之諸侯，孰先亡乎？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所以異禽獸也。今中山淫昏康樂，逞欲無度，其先亡矣。中山武公淫昏康樂，果然被趙武靈王於公元前296年滅國。齊桓公晚年昏庸，死後究竟還有諸多姜齊君主繼位。只是齊桓公與以“胡服騎射”強國的趙武靈王壹樣，心懷不凡之術才稱霸諸侯，尤其是拜管仲為相後，內整頓朝政、例行改革，對外尊王攘夷，存亡續絕。如此以來，齊國與近在咫尺的鄒魯之地就拉開了距離。百度漢語對“鄒魯”有多種解釋，最值得在意的是，借指文化昌盛之地、禮義之邦。依照對鄒魯的解釋，齊國作為姜子牙的封國就不是禮儀之邦了，如此結論似乎於理不合、於情也不通，卻又似乎於理合、於情也通，這樣自然矛盾了。只是凡事正是處於矛盾之中才大有文章，卻必須暫時離開唐水走近濟水才行。
春秋戰國是重要的轉型期，新的倫理觀念與舊習俗形成難以協調的對立，社會學家把那種留戀過去的行為稱作遺蛻。《史記·滑稽列傳》說，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鬥而醉二三。淳於髡用來當作反面教材勸諫齊威王，還說出“言不可極、極之而衰”的道理。男女同席失去分寸不說，損傷儀表又傷風化，與大講男女有別的鄒魯相比，的確與齊國大不壹樣。
《漢書·地理誌》說，（齊）負海舄鹵，少五谷而人民寡。”姜子牙助武王伐紂有功封地於齊，司馬遷說，（姜太公）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也是司馬遷所言，可國富強了是不是就不講禮儀了？非也。《史記》說，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姜太公簡禮而不是去禮，營蕩以禮亂齊被誅，有子而溺愛，不是仁；“妻長而夫拜之”壞男尊之序，不是義。姜太公講究仁禮義和道德不只是延續了周禮，還成就了儒學，尤其是齊魯只有壹射之地。姜子牙死後，後世君主繼承其遺誌強國興邦，其精神流變卻逐步發生了逆轉。大災之年，管仲曾對問計的齊桓公說，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富者靡之，貧者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為之畜化。商興而國興是管仲能富齊的有效舉措，“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倒也符合市場規律，只是“靡”之愈烈結果就越不好。《管子·小匡》說，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遊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寵，九妃六嬪，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必紋繡。管仲說的是齊襄公在位時極度奢靡，只是其本人又如何呢？《列子·楊朱》說，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誌合言從，道行國霸。列子說管仲“淫”不是和君主壹樣淫蕩，齊桓公不是好君主，作為相只能過分地順應，連孔子都佩服他是壹個很了不起的人。其實，管仲也不能不那麽做，“富者靡之”本來就是口號，齊桓公富有壹國，糜就是自然，可越糜越讓貧者起勁地為之。只是問題又來了，齊威王是田齊君主，任用淳於髡為政卿大夫，暫且不說群臣是否誌合言從，“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到底不成體統，如此說來又是誰之過呢？似乎也沒必要非找出壹個人來承受過之罪，齊國重商而富，可“為之”者們未必不受影響，何況，“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至理名言。“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出自《詩經·齊風·東方之日》，《毛詩序》說，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只是《詩切》說：刺不親迎者，言有美女光艷照人，不知何自而來，如東方初出之日也。對《東方之日》這首詩歷來褒貶不壹，可要是鄒魯人必定會含蓄壹些。齊襄公與文姜兄妹亂倫也有爭議，可魯桓公到底因夫人不檢點喪了命，再說“上有好者”就沒意思了，可不說又能說什麽呢？只是齊襄公在位時孔子還沒出生，可姜太公人去其音聲還在呀？好在戰國時期，孟子、荀子都極力促使齊、魯文化融合，儒學也影響了齊人，精神流變再次發生了逆轉。齊魯融合似乎是好事，卻似乎又不是，不過，是與不是湯湯濟水自有聲，也就沒必要多言多語了吧？
至於中山武公，中山國本身就是白狄建立的小國。白狄屬狄人，居西部，起初受赤狄人奴使，待向東擴張有了實力就不斷地與華夏鄰國發生沖突。只是白狄人與華夏族打打合合，壹時難以融於壹體。如此說來，中山武公就不會受禮之約束，所謂的“淫昏康樂、逞欲無度”也應該順理成章。只是魏國滅掉中山國後，中山桓公又復國，且國力鼎盛，卻終究被趙國所滅。唐水有獨源，可最終註入滱水，滱水又至長城註入易水。其實，天下川流莫不如是，只是精神之流又何嘗不是如此曲折、變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