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學東漸的兩個階段：
壹、明末清初耶穌會傳教士的到來
明代萬歷年間，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同時帶來西方科技、文化等。這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有所觸動。此時的西方科學技術開始迅速發展，而中國這時科學技術的發展較緩慢，相對落後於同時期的歐洲。
傳教士在傳播基督教的教義同時，也傳入大量科學技術。當時中國壹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學技術上的知識，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沒有受到影響。這壹階段的西學東漸，由於雍正的禁教，加上羅馬教廷對來華傳教政策的改變而中斷，但較小規模的西學傳入並未完全中止。
二、鴉片戰爭前後直到五四運動前後
19世紀中葉前後開始，西方人再度開始進入中國，並以各種媒介帶來西方的新知識。
鴉片戰爭後，他們的基本思想就是了解夷情,“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些卓識遠見表明近代向西方學習的思潮的始初就和愛國精神交融在壹起。
從1840年到1861年,中國的文人學者寫出了至少二十二部介紹夷情的著作。
擴展資料：
西學東漸的傳播者：
壹、馮桂芬（1809—1874年)，字林壹，號景亭，江蘇吳縣人。道光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他研習過數學和天文學，重視經世致用之學，後協助李鴻章創辦上海同文館。
著有《校邠廬抗議》壹書，認為中國的科技水平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提出“采西學、制洋器、籌國用、改科舉”等建議。這種思想為後來興起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引用，作為變法圖強的理論根據。
這部政論集是馮桂芬提出的改革方案，內容涉及政治、軍事、文化、生產、經濟等多範圍，集中體現了馮桂芬的早期改良思想。由於當時洋務派勢力還未形成，此書刊行後未引起很大反響，若幹年後才被改良派和維新派人士奉為改良思想的先聲而大加宣傳、翻刻。
二、王韜（1828—1897年)，初名利賓，字紫論，號仲搜，江蘇長洲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應英國傳教士麥都思的邀請赴上海，任職於英國教會辦的墨海書館。
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發生後，屢向清政府獻“禦戎”“平賊”等策，但未被采納。鹹豐末年回鄉，化名“黃畹”，上書太平軍將領劉肇均，為清政府獲悉，下令緝拿。在英網領舉麥華陀的庇護下，逃往香港，為英國傳教士理雅各翻譯中國經書。是著名的早期改良人士之壹。
三、徐壽（1818—1884年)，字雪村，江蘇無錫人。鹹豐十壹年（1861年)，從曾國藩在安慶、江寧創設機器局，並與華衡芳等試制木制輪船。後積極籌建了中國最人的翻譯館壹上海江南機器制造局，並在其中任職 ，對船、炮、槍彈等多有發明。
徐壽父子還與傅蘭雅等人合作，先後高質量地譯出了數百種西方科技著作，尤其是《化學鑒原》《化學考質》等化學名著，使我國停滯幾百年的古代化學轉向先進的近代化學，為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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