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徐置壹堆獎狀、軍功章於不顧，卻特意叮囑老伴把他在中國行政大學的畢業證和省人事廳頒發的講師證拿來，讓記者拍攝，我說“老領導，妳把這看得比軍功章更重呀？”他說“不，這也是軍功章，是我讀書學習方面唯壹的軍功章。”
可見，老徐對讀書學習這個“軍功章”很看重。
在外人看來，這“軍功章”來得有點晚，是遲來的愛。1985年老徐被認命為地區行政幹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長時，他說自己不懂行政管理學，怎麽能當好這裏的校長？盡管當時學校剛恢復不久，事情很多，工作繁忙，他還是下決心次年參加了中國行政函授大學兩年的學習。他55歲時以優異的成績通過考試，拿到畢業證。其後，應邀參與了新華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的《行政學要點集萃與試題解答》壹書的編撰，負責 “行政體制的改革”壹章的編寫工作。92年省人事廳確認授予其講師職稱時，他已經57歲了，不僅在本校、到各縣黨校講課，還被閩東師院聘為行政管理學的兼職授課老師。
他如此看重這塊軍功章的原因，說它來之不易，當然也對，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恐怕還根植於他小時候“沒書讀”的痛苦和失望中，根植於他對科學文化知識的渴求和對學習機會的珍惜，此話咋講呢？還是聽聽他老伴柳釵大姐，給我講的老徐小時候讀書的故事吧。
柳釵說老徐家在壽寧縣壹個貧窮的小山村，父親務農，農閑時挑個貨郎擔，做些針頭線腦的小生意。父母生養了五兄妹，因貧病兩個早夭，留下三兄弟。道魁是老大，小時候放牛、砍柴、跟著大人下地，什麽都幹過。盡管壹家人起早貪黑、累死累活地幹，家裏還欠著地主四十多擔稻谷的租子。日子雖然過得很艱難，父母還是省吃儉用，讓道魁勉強上完了小學。那年七月，道魁高小畢業，要考初中。他父親挑著貨郎擔去浙江，打算賣了那些針頭線腦的東西，再從那邊換點貨回壽寧賣，賺點錢供兒子考學用。七十多年前，閩浙兩省交界之地，山高林密，搶匪活動十分猖獗，他父親不僅沒有賺到錢，反而連貨物帶擔子都給搶匪搶走了。道魁去縣裏初考，父親沒趕回來，家裏沒有錢，幸好向同學的父母借得七個壹角錢的小光洋（上網查證，確實存在壹角的袁世凱頭像銀幣，是1914年鑄造的），勉強付了在縣裏住店的錢，就沒錢吃飯了。這時候，坐在壹旁的道魁聲帶哽咽插話說：“我只買得起壹碗白飯，向飯店要個辣椒沾點醬油下飯。第二天下午初考結束，我匆匆趕路回家，半路上遇到了趕來看我的父親，我很高興，忙問他生意怎麽樣？父親搖頭嘆氣對我說，東西全都被搶匪搶了。我壹聽，知道自己再也沒書讀了，頓時抱著父親就大哭，父子倆就在這荒山野嶺的地方抱頭痛哭了起來。”如今談起這段辛酸悲催的往事，已是八十五歲高齡的道魁老人，仍潸然淚下，老淚縱橫，令我為之動容。
柳釵對我說，實在是因為太窮苦，沒有條件上學，要不道魁也壹定會是個不錯的讀書人，因為他太愛讀書、太愛學習了，他很羨慕、也很希望自己能成為壹個有文化有知識的人。解放了，1950年道魁參軍入伍，當上了人民解放軍。在53年的文化大進軍中，因為當時許多新兵都是文盲，沒讀過壹天書，他既是這些人的助理文化教員，自己又是地區機關文化學校的初中班的學員。後來，他調到福建武警總隊工作，馬上又報名進了省直機關職工業余大學學習，道魁十分珍惜每壹個學習和培訓的機會。沒有這樣的機會，他也很重視自學，養成閱讀的習慣，常年堅持不懈。很長時間裏，柳釵看到老徐無論是讀報還是看書，他的身邊都放著壹本字典或辭典，碰到生字和不理解的詞匯，他都要隨手查閱字典，直到弄懂弄通為止。他常說“舊社會，窮人想讀沒有書讀。現在辦好夜校讓我們讀書，托***產黨的福，我們壹定要好好讀書學習、增長才幹。有知識有本事，才能做好工作，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道魁學習興趣廣泛，只要對工作有幫助，就什麽都想學，詩詞、速記，對提高寫作能力和作會議記錄有幫助，他學得最認真。他說俄語、英語，因為用不上，“現在都還給老師了”。簡譜視唱、拉手風琴、二胡、打球，道魁是“拜師”學藝，跟著部隊裏的能者學會的，因為他感到學習這些技藝，對開展好連隊的文化體育活動大有好處。 由於長期堅持刻苦認真的學習，道魁同誌無論文化還是理論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使這個昔日的放牛娃能夠勝任宣傳、文化幹事，宣傳科長和其後擔任的各種領導職務的工作，並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作出貢獻。
當然，最令我佩服和感動的，還是身居領導崗位已五十多歲的他，居然又去當了兩年用功讀書的學生，拿到了壹本“中國行政函授大學”的畢業證，這需要怎樣的壹種動力，又需要怎樣的壹種堅持啊？！從放牛娃到幹事、科長、書記，從壹個小學生到院校的講師、校長，站在大學的講臺上授課，從柳釵大姐給我娓娓道來的詳盡講述中，從道魁同誌壹步壹個腳印所留下的足跡中，我清楚地看到“為了工作”，為了提高自己為人民服務的本領，就是他幾十年來刻苦學習、認真讀書的不懈動力和堅持。老徐對讀書學習這個“軍功章”的看重，本質上是對知識的看重和渴求。年過半百近花甲，戴著花鏡學文化，不為升官不為財，只緣工作本事大。道魁同誌，妳真是好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