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的“身分”應當改為“身份”，雖然“身分”也有用，但是很少用到，正規應當是“身份”。
C的“汙辱”改為“侮辱”。
D的“寬怒”改為“寬恕”。
“身分”還是“身份”
出版於三四十年代的《國語辭典》和1953年出版的《新華字典》都只有“身分”，沒有“身份”。1978年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身分”與“身份”兩種寫法並列，但“身分”列在前面，說明“身分”這種寫法使用得更廣。1996年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以“身份”為正條，以“身分”為副條，明確體現了對“身分”和“身份”這壹對異形詞進行規範的態度，即提倡使用“身份”這壹詞形。有人對此頗有意見，認為還是用“身分”這壹詞形更為妥當。
“身份”與“身分”之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就是“份”與“分”之別。先看“份”字。“份”，原讀bin，《說文解字》：“份，文質備也。從人，分聲。”它是“彬”的古字，《論語·雍也》中的“文質彬彬”，原來就寫作“文質份份”。後來，新老交替，“文質備”義專由“彬”字表示，而資格更老的“份”反而只能賦閑在家了。再看“分”字。“分”是個多音多義字。根據《漢語大詞典》，“分”有兩個讀音：fēn和fèn，讀fēn的有17個義項，讀fèn的也有13個義項，由此可見“分”這個文字符號負擔之重，而這顯然不利於文字記錄的精確性和科學性，不利於書面交際。因此，為“分”減負很有必要。於是，比“分”字只多了壹個“人”字旁而長期賦閑在家的“份”，再次找到了工作。
“份”再就業後，改讀fèn，任務當然是為“分（fèn）”減負。“份”倒也稱職，在人們的語言實踐中，“分”字在表示“情分，情誼；名分，位分；緣分，福分；整體或全部中的壹部分；量詞”等許多義項時，都可寫作“份”。如：同是曹禺的作品，其《原野》第二幕中有“虎子，妳看在我的分上，妳把他放過吧”，其《雷雨》第三幕中又有“看在媽的份上，別同他鬧”；《禮記·禮運》中有“禮達而分定”，趙樹理《張來興》中也有“是我份內的事，傳令我也沒有什麽說的”；《初刻拍案驚奇》卷三五中有“神明如此有靈！以應著昨夢，慚愧，今日有分做財主了”，梨園戲《入窯》中也有“是我倆緣份相牽又相伴”；沈從文《三個男人和壹個女人》中有“我們試去水邊照照看，就知道這件事我們無分了”，茅盾《壹個女性》中也有“造作那些不利於女士的流言，黃胖子和何求都有份”；《水滸傳》第五十三回有“那分面卻熱，老頭兒低著頭，伏桌兒吃”，當代作品中則常見有“壹份報紙”“兩份合同”，等等。
在現代漢語中，“身分”主要有“（人）在社會上或法律上的地位”和“受人尊重的地位”兩個義項。如今，“身分”之所以被迫讓位於“身份”，竊以為與以下因素有關：其壹，“身分”的“分”的語素義是“名分、位分”之義，如前所述，此義之“分”可寫作“份”；其二，“身分”之義與“人”有關，而“份”字在結構上從人從分，也與人有關，所以“身分”寫作“身份”，更有利於人們見字明義；其三，“中華人民***和國居民身份證”的頒發，是促使“身分”讓位
於“身份”的催化劑。應該承認，雖然“身份”這壹詞形早已見於文學作品中，如：曹禺《王昭君》第二幕有“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個奴隸”，劉澍德《迷》中有“當個小股員，就把身份提得那樣高，脾氣弄得那樣大”，等等，但是，它的廣泛使用確在“身份證”的頒發之後。因為頒發“身份證”是壹種政府行為，“身份證”中“身份”這壹詞形的選用，客觀上起了壹種引導的作用。《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有鑒於此，降“身分”為副條，立“身份”為正條，既照顧了歷史，又反映了語言的變化，可謂妥當。
有人擔心，“身分”壹詞義項較多，若改為“身份”，恐難以涵蓋“身分”的所有義項。不錯，“身分”除了有“（人）在社會上或法律上的地位”和“受人尊重的地位”兩個義項外，在近代漢語中還有“手段，本領；行為，勾當；體貌，模樣；事物的價值”等意義。如《水滸傳》第二三回有“（武松）把那打虎的身分拳腳，細說了壹遍”；《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十有“（那婆子）所以閑常也與人做些不伶俐的身分”；《董西廂·七》有“甚娘身分！駝腰與龜胸，包牙缺上邊唇”；《儒林外史·三壹》有“妳這肴饌是精極的了，只是這酒是市上買來的，身分有限”，等等。此外，在老北京土語中，“身分”還有“物品的質量”之義，如李?人《大波》第壹部第四章二有“顧天成當下把壹件染過兩水、身分還很厚實的嘉定大綢長衫脫下來，搭在左手臂上”。但是，在現代漢語中，“身分”的意義範圍已大大縮小，基本上只有“（人）在社會上或法律上的地位”和“受人尊重的地位”兩個義項，而不再表示“手段，本領；行為，勾當；體貌，模樣；事物的價值”等意義。至於“身分”的“物品的質量”之義，
在當今北京話中也很少說了，對於新生代北京人來說尤其陌生。所以，對於現代漢語詞匯規範來說，提倡使用“身份”這壹詞形時，似乎不必擔心“身份”“難以涵蓋‘身分’的所有義項”。
還有人擔心：“當前，在北京多數人是把‘身份證’的‘份’讀為fēn，很少有人讀為fèn。這種變化如果得到鞏固，寫的是‘份’，讀的是fēn，‘份’字豈不要增加fēn的讀音？”但這種顧慮也是可以消除的。因為“身份證”的“份”讀為陰平fēn，是受其前的高平調陰平（“身”）和其後的高降調去聲（“證”）的影響，讀快了，就變讀為高平調陰平（若不信，請再看具有相同聲調組合的“工作證”“通訊社”“方便袋”“天地會”等，它們讀快了，中間壹音節也同樣會變讀為陰平），這是連續變調的結果，而連續變調是高於字調層面的壹種語音現象，所以辭書中壹般不標註連續變調。因此，“份”的讀音仍然是壹個fèn，並沒有增加。
此外，還有人提出，臺灣“行政院秘書處”1985年頒布的《文字處理檔案管理手冊》中曾規定：“部分”“身分”詞中壹律用“分”而不再用“份”，值得參考。實則此言欠妥。因為由於歷史及地緣等原因，40多年來海峽兩岸長期隔閡，因而產生了壹些語言上的差異，這在詞匯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如“彩電”“漱口”“流行音樂”，臺灣稱“彩視”“蕩口”“風靡音樂”，甚至“身份”還可稱“分身”（據常玉儒等編著的《海峽兩岸詞語對釋》）。所以臺灣的規定對我們來說充其量也是“僅供參考”而已。從語言發展規律出發，從當代的語言事實出發，加以正確的引導和提倡，才是我們最重要的語言規範原則。實際上，就是在臺灣也有用“身份”這壹詞形的，所以，1981年臺灣“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編的《重編國語辭典》，其[身分]條的義項①“（民族》個人所具有的社會地位”中就註曰：“又作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