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研究賦文學的人，對賦的內涵和外延進行有益的研究。有學者在詩歌、散文等文體中尋找賦的位置。20世紀初期的曹聚仁先生，曾經發表了《賦到底是什麽？是詩還是散文》的文章。到了20世紀末，趙敏俐著《漢代詩歌史論》，則把漢賦納入漢詩之中進行考察。另壹方面，賦文學究竟包括哪些文體，也是學者們關註的問題。遊國恩先生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以及各類賦體文學研究著作、漢魏賦體文學選本，甚至包括最近幾年的新編文學史著作，則把壹些沒有標明是“賦”的作品，如七體、對問體文學，都列入賦文體中。費振剛先生等編篡的《全漢賦》，也是依此為取舍標準，故比《文選》及清人陳元龍所撰《歷代賦匯》等選本的編選標準要寬泛得多。
毫無疑問，對賦體文學的內涵和外延的探討，意味著賦體文學研究的不斷深入。但是，客觀上，我們也應該看到，上述觀點，有可能使賦體文學的界限變得模糊，並最終影響到對賦體文學傳統和賦體文學的文體特征的清晰把握。
賦文體內涵和外延的模糊性，始於《漢書·藝文誌》，班固雲“不歌而誦謂之賦”，以屈原作品為賦，以為荀子、屈原都是“作賦以風”。無論班固之“賦”所指是不是文體，但是客觀上我們不能排除班固以荀子、屈原作品為賦體文學的可能。所以，近人駱鴻凱先生《文選學·體式》認為“賦辭通稱，辭為大名，賦為小名，其來已舊”。
不過，我們也註意到，在班固之前，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司馬遷的這壹段話，使我們也可以認為司馬遷在這裏區分了“辭”和“賦”二者，並且告訴我們，“辭”和“賦”是兩個既互相聯系，又互相區別的文學體裁，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喜歡“辭”，而其成名卻是“賦”；宋玉等人的文學成就主要應該來自於賦，他們在政治上雖不能“直諫”，但在藝術上的“從容辭令”，與屈原並無不同。拙文《論宋玉唐勒景差“好辭而以賦見稱”》對此作了辨析，認為楚辭是詩，而宋玉等人的賦不是詩。
雖然楚辭是賦的重要源頭，但是，賦和楚辭不同，這是劉勰早已指出過的，《文心雕龍·明詩》雲“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為刺”，則是以楚辭為戰國時期的詩。而《文心雕龍·詮賦》則說：“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如此，則劉勰明確表示，賦肇始自荀子、宋玉，而屈原並不能算作是開創賦體文學的人。當然，屈原的作品，特別是《蔔居》、《漁夫》，以及收在楚辭中的宋玉等人的作品《九辯》、《招魂》、《大招》，是從楚辭到賦體的過渡，與賦體文學有很大關系，這也是不容否認的。（參看拙著《戰國文學史》第六章，武漢出版社1996年版）
20世紀以來，很多學者把賦的起源放在漢代，認為自枚乘《七發》，然後才有大賦，而宋玉的賦不可靠。到了20世紀末，隨著《唐革賦》的發現，原來的假說都不攻自破，那麽，賦文體的起源，還應該回到劉勰所謂爰錫名號、與詩畫境的荀況《禮》、《智》、《雲》、《蠶》、《箴》等《賦篇》，以及宋玉《風賦》、《釣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大言賦》、《小言賦》等作品中來。
《文心雕龍·詮賦》說：“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誌也。”劉勰的這個論述，準確地抓住了賦體文學的基本特征。賦體文學是古詩之流，是從《詩經》六義發展來的，是文學侍從貢獻給君主或者皇帝的，班固所謂“或以抒下情而通諷喻，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擁揄揚，著於後嗣，抑以雅頌之亞也”（《文選·兩都賦序》）。考察荀子、宋玉賦，我們發現，司馬相如、揚雄等漢大賦作家的賦體文學作品所具有的特點，在荀子、宋玉賦中都有明確體現：首先，賦體文學的創作目的是為了諷諫，而且，賦體文學壹般都繼承《詩經》傳統，用序說明創作的目的；其次，賦體文學以對問為基本的結構形式。第三，賦體文學以鋪陳排比為基本的描寫手法。第四，賦體文學都追求宏麗溫雅的審美風格。
由於賦體文學產生在縱橫家輩出的戰國時期，又由於最初的作者與楚辭有不解之緣，所以，賦體文學自產生之時，就帶有縱橫家和屈原的影子。但是，賦體文學的最直接的精神傳承仍然是《詩經》，從班固、劉勰，壹直到程廷祚都強調賦和詩的聯系，這是有道理的，而今天的學者更多強調楚辭和戰國縱橫家對漢賦的影響，而忽略賦體文學在創作目的上與《詩經》的聯系，難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又由於賦體文學在漢代的突出地位，它對漢代的許多文體都產生了影響，而這種影響，也許是互動的關系。日人鈴木虎雄《賦史大要》以為“賦頌通名”，近人劉永濟先生《十四朝文學要略·賦家之旁衍》雲“賦或與箴頌合流”，“或將論說同駕”。案揚雄《酒賦》，又名《九箴》，馬融《長笛賦》，又稱《長笛頌》，王褒《洞簫賦》，又稱《洞簫頌》，項安世《家說》雲賈誼之《過秦論》、陸機之《辯亡論》，“皆賦體也”，劉永濟先生認為《文選》設論壹目，即《答客難》、《答賓戲》、《解嘲》之文，“故賦家之濫觴”。這樣的觀點，如果強調的是賦與上述文體在漢代某個作家個案之中的相互影響，無疑是看到了問題的實質，但如果把這種影響無限誇大，那就是有害的了。因為箴、頌、論等問題，與賦的功能劃分，應該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章太炎《國故論衡·詩辯》雲：“《答客》、《解嘲》興，文辭之繁，賦之末流爾。”至於以宋玉《對楚王問》為代表的對問體，實際上也是壹種應用文體，而以枚乘《七發》為代表的七體，與對問體壹脈相承，《文心雕龍·雜文》把它歸入雜文之中，應該是很準確的。
要之，今天研究賦文學，我們對賦文學的內涵的認識，固然有不斷深入的必要，但是，對於賦的外延，我們應該嚴格區分賦和受賦文學影響的其他文體的文學，我們應該把我們的研究範圍，重新回到《文選》和《歷代賦匯》所確定的範圍中，就是嚴格限制在以賦命名的作品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準確把握賦的內涵及其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