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本事詩
古人作詩填詞，往往有特定的寫作背景，涉及具體的人事關系，知與不知，對於理解欣賞，關系很大。此亦“知人”之重要壹端。唐人孟棨有感於此：“抒懷佳作，諷刺雅言，雖著於群書，盈廚溢閣，其間能事興詠，尤能鐘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於是采錄傳聞近是者，編為《本事詩》。所謂本事，也就是關於詩歌寫作緣起的事實或故事。觀孟棨所錄本事，雖事出有因，但已有明顯的加工痕跡，已近小說家言。盡管如此，由於時代較近，知人較真，唐詩人軼事，多賴以存，對於後人理解欣賞有關詩作有不少啟發幫助，故為談藝者所不廢。
孟棨之後，作者蜂起，尤其宋代以下，眾多詩話著作中，專輯詩人本事及包含有較多本事記載者，不可勝數，其中收羅較備較富者，如宋計有功《唐詩紀事》、魏慶之《詩人玉屑》及近人唐圭璋《宋詞紀事》(先此有張宗橚《詞林紀事》、王文才《元曲紀事》，均有助知人賞析，極可參考。
除卻專書，其實大量零星本事是散見於史書傳記、野史稗乘及詩人序跋之中的。讀詩者能處處留意相關材料，必多獲弋。如中唐詩人朱慶余名作：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閨意》)
這首詩寫閨情，極富生活氣息，詩中新娘婚後第壹次拜見公婆前的忐忑不安的心理，被描繪得維妙維肖，其人如呼之欲出。但此詩原題為“近試上張水部”，就分明給我們暗示了作事之本事——原來這是壹首科舉考試前的投獻之作。因而其寓意也昭然若揭：“洞房昨夜停紅燭”者，喜舉進士(即被推薦到長安應試)也;“待曉堂前拜舅姑”者，將見主考大人也;“妝罷低聲問夫婿”者，以所作詩文請教於名流也;“畫眉深淺入時無”者，能否獲主司之賞識也。這樣，讀者於贊美作者善寫閨情之外，不是又別有壹番會心麽?倘若妳能進而找出張水部(張籍)的答詞：“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艷故沈吟。”(《酬朱床余》)兩相參讀，不是更為愉快嗎?同樣，如果我們能從《渡漢江》這個詩題，聯想到宋之問生世，知道這乃是他從瀧州貶所逃歸，途經漢江時所作，其實也就發掘出壹則本事。於是對“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的心情，也會有更多的體貼同情。
知人論詩，往往有這樣壹個心理流程，即：賞詩——知人——賞詩。故善讀詩者往往能從詩的關鍵字句悟到不見文字的作詩本事，窮追不舍，多方證明，從而糾正舊說之誤，或考訂出作品準確的寫作時間。如李白《南陵別兒童入京》壹詩，前人多據題中“南陵”(今安徽南陵)二字斷定天寶元年李白遊泰山後攜子女南下，移家南陵，由此入京。但有人註意到“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所述為北方之景，“會稽愚婦輕買臣”所切為任城(今山東濟寧)與劉氏決離之事，認為李白乃由魯入京。於事實有所發明，則此詩讀來尤覺有味。又如《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壹詩，向來湊合“餞別”，結合“校書”講者，總覺扡格難通。詹锳先生根據較早版本和別的旁證，判斷此詩題應作《陪侍禦叔華登樓歌》，正確地將“蓬萊文章建安骨”壹句解作漢代詩文，而與校書郎職司無關。這就辨明此詩本事，是李白贈著名古文家李華，而不是送別李雲的詩篇，壹通百通，使得全詩讀來句句落實，語氣飛揚，絕無滯礙，更其賞心悅目。考據先於義理，知人有助賞詩，於此也可以得到佐證。
我國古代文學固然以抒情、表現類文體最發達。但與現代詩歌相比，古代詩歌卻又往往具有較多的敘事、再現成份。這就是說，在再現類文學得到長足發展的同時，以表現為特征的詩歌，其職司也就更加專壹;而在再現類文學未獲得充分發展時，詩歌反兼有再現的成分。現代詩歌中的人稱可以失去具體的指稱意義，如《天狗》中“飛奔”、“狂叫”的“我”，讀者不會將它等同於郭沫若本人。而古代詩歌中的人稱則不然，如《羌村》三首、《北征》、《春望》中的“我”，則完全是詩人自己。艾青曾認為《石壕吏》不是詩，是韻文，正是以現代詩的觀念去例古人。然而，詩的觀念也並非壹成不變，萬古如斯。正是由於上述緣故，文學史家們常常能根據詩人的作品某些字句加以編年，或作為研究詩人生平的重要材料。而古代詩人的自述或憶昔之作，也便成為我們知人的最好的材料。例如李白《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贈張相鎬》、《流夜郎贈辛判官》等詩，杜甫《壯遊》、《昔遊》等詩，其中不僅可以看到詩人個人生活，還可看到當時的社會情況，由於是夫子自道，讀來更覺親切。高適《別韋參軍》寫道：
二十解書劍，西遊長安城。舉頭向君門，屈指取公卿。國風沖融邁三五，朝廷禮樂彌環宇。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幹明主。歸來洛陽無負郭，東過梁宋非吾土。兔苑為農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苦。……
從此詩我們大體可以了解詩人早年流落不偶的遭逢和心情。從而在讀到他的“拜迎官長心骨碎，鞭撻黎庶令人悲”(《封丘作》)、“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燕歌行》)壹類同情士卒人民，與岑參尚武好勇的傾向不同的傑作時，也就能知其所以然了。因此，對這類詩作予以充分註意，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有人能將古代詩人自述生平的詩篇和詩句加以匯編，以饗讀者，那將是壹件很有意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