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懷堯:妳有閱讀文學刊物的習慣嗎?妳覺得《詩刊》對中國新詩是否起到推動作用?
何三坡:記得去年春天,我與同學閻連科相約在三聯韜奮中心碰頭,因為提前趕到了,趁閑翻看了幾乎所有的文學雜誌,差不多20年沒看過雜誌了,仿佛舊愛重逢,很興奮,握手,寒暄,寒暄後的感想是:她這麽個老年婦女了,怎麽敢出來晃蕩呢?真是太大膽了。
當時我在想,光天化日裏的文學是如此不堪,是誰的災難?
災難與編輯相關。當所有的編輯們都愚昧到只信任名氣與年齡的時候,文學差不多就完蛋了。我忍不住懷念起80年代,那時候畢竟有幾個編輯敢相信年輕人,敢喜歡新玩意。現在呢?偌大壹個中國,暮氣沈沈,壹個像樣的編輯都沒有。
官家的雜誌,早已淪落為上等青樓了,幾乎是中國三流文人的集散地,平庸文字的天堂。看到它們,妳很容易對中國文學絕望。至於說到推動作用,更是荒天下之大唐。
吳懷堯:照這麽說,表面上的中國文學都是三流文學,那麽,真正的壹流的文學在哪裏?
何三坡:請允許我先說壹個小段子。十月份,我去了壹趟陜西,在壹間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平房裏,我見到了壹個叫石景亭的老人,他是中國最好的音樂家,當他以沙啞低沈的嗓音,突然間唱出它明亮輕盈的色彩,我相信任何人都會驚嘆而絕倒。但就是這樣的大師卻只能在壹間簡陋的屋子裏為壹家的溫飽看守大門,這情景,讓我既驚詫又悲傷。
石景亭的命運,其實是我們真正壹流的文學的命運,它不在官刊上,不在評論家的視界裏,從《今天》地下雜誌開始,這樣的命運就註定了。我相信這樣的話,在中國,最好的文學沒於草莽,最偉大的藝術只在民間。
吳懷堯:學術大師陳寅恪強調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中國學術界基本上徹底沒落了,但我發現在詩人身上體現得最為充分,妳能否談談妳對這句話的理解。
何三坡:在波斯大詩人薩迪的《花園》中,有這樣壹段話,基本上能代表我對自由獨立的理解:人們問壹位智者:“為什麽在上帝種植的美樹的高大華蓋中,除了柏樹,沒有壹枝是自由的?智者回答,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時令,符合時令則茂盛開花。不符合時令便幹枯萎謝;柏樹不在此列,它永遠蒼翠,永遠獨立,永遠自由,因為它的內心,從不依賴於外在的事物。”比起其他人來,詩人是壹株柏樹,更容易忠實於他們的內心。
吳懷堯:我想問壹問,妳喜歡的詩人有哪些?請妳說說喜歡他們的理由?
何三坡:我喜歡的詩人太多,不勝枚舉,我隨口說說吧。死去的有:陶潛,王維,蘇東坡,曹雪芹,納蘭性德,雅姆,梭羅,葦岸,活著的有,斯耐德,勃萊,芒克,柏樺,鐘鳴,楊鍵,李亞偉。像面對壹只鳥,壹朵雲,壹顆星星,妳喜歡它們卻說不出緣由。
我喜歡梭羅的說法:時間是壹條河流,供我垂釣,我飲河水,在我飲河水時看到淺淺的河底。河水流遠了,但永恒不會流走,我想到更深的河水裏去飲水,到天空去捕魚,天空的河底裏鑲滿了石子似的星星。
吳懷堯:詩人和普通人的區別是什麽?寫詩是不是詩人的專利?
何三坡:壹個好詩人不寫詩也可以,同樣,壹個寫詩的未必是詩人。這樣壹來,妳就很容易明白詩歌與詩人的關系了。另外,我不想誇大詩人與普通人之間的區別,但卡萊爾說:“詩人是世界的光輝。”對此,我沒有異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