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壹、“吟詠性情”說。鐘嶸對詩歌和人的感情的關系有深刻的認識，提出：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
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祗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這幾句說明詩的產生源於“氣”。“氣”首先是自然的物理的氣，它作用於外物使外物變化，作用於人使人形成神氣，作用於文則形成文氣、體氣和骨氣。創作主體感於外物的變化，內心產生情感的動蕩，於是形成了詩。所以，通過這句可以看出鐘嶸的詩歌本質觀，即它是表達人的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產物。“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說明詩又可以反作於人的感情。這句話原出於《詩大序》，但《詩大序》中還有“正得失”壹句，鐘嶸刪去不用，因為“正得失”中有政治教化的色彩，可見鐘嶸是特別強調詩人自身的情感世界和個性品質的。正因為鐘嶸強調了自然情性的真實可感和自然天成，所以他反對“理過其辭”的玄言詩，反對在詩中用過多的典故。
其二、在鐘嶸的物感說中包括現實生活這壹層意義。造成詩人性情搖蕩的原因，應該是自然和社會生活***同使詩人觸動並感發。
其三、“即目直尋”與“自然英旨”說。鐘嶸主張詩歌創作以自然為最高美學原則，提出“即目直尋”說和“自然英旨”說。
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所謂“直尋”，就是從感物（“物”即指前面所指明的自然景物與人世經歷）動情之中直接求得好語好句，而不是在前人的典故或詩句中尋覓詞句。詩歌的創作來源於“物”的感召與“情”的激發。鐘嶸舉了四個詩例來說明它們並不是來自典故和經史之類的書籍，而是“直尋”所得。其實這就是主張用簡明自然的語言表達真情實意。相反，那種喜好用典，喜好采用古書中的詞句的詩，則失去了它的“自然英旨”。鐘嶸進壹步指明：
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壹理乎。
“即目直尋”和“自然英旨”說的本質是壹樣的，主要包括下面的內涵：
強調感情真摯。詩歌既然主要是以抒情為主的，就應該感情真摯，不能有虛假的感情表現；詩歌是抒發感情的，為了抒發真摯的感情，就應該反對掉書袋（用典故）派和聲律派，直以抒情為主，他說：“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直尋”就是不假借用典用事，而是直接寫景抒情。“直尋”說是鐘嶸文學思想的核心。鐘嶸提倡詩要“直尋”，即直接抒情敘事，使後人反對形式主義詩風有了理論根據。鐘嶸直尋說揭示了詩歌創作藝術中思維的三個特征：直接性。在壹種直觀感悟中心與物直接對話，無須邏輯推理作中介；形象性。由於感知外物不需要用概念表達，所以更多的是用意象來顯現。這就使得在“直尋”之中包含了形象思維；契合性。在直尋過程中，主客體直接對話，相融為壹體，創作主體的情性與將要表現的對象相契合，於是就可以“形諸舞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