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凡陀,元水牌(1907~1983),江蘇吳縣人,曾發表《人》、《向日葵》、《冬冬》、《沸騰的歲月》等詩歌,多為政治抒情詩。40年代中期開始以馬凡陀為筆名寫諷刺詩,後收作《馬凡陀民歌》、《馬凡陀民歌續集》。這是當時國統區最有影響的政治諷刺詩集。馬尼托民歌以城市市民熟悉和關心的時事和生活為題材,采取貼近市民容易接受的歌謠的通俗形式,既描繪了蔣家王朝的末日景象,又以輕松幽默但鋒芒畢露的詩句對其進行了無情的諷刺和攻擊。它和散文壹樣,既是詩歌的矛和匕首,也是詩歌的漫畫。因此,馬凡陀的民歌具有鮮明的時政新聞評論特色。有些詩揭露了國際反動勢力。大部分是針對國內重大政治事件的,比如揭露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搶掠的《活著去死》,揭露偽國民代表大會選舉的《毛巾選舉》,反對國民黨內戰的《停戰》,要求美軍撤出中國的《上海之戰》,揭露國民黨特務統治的《警察巡房》等等。這類詩寫得好的,也是政治的。有些詩揭露了統治階級的奢靡與權力欲(如《精致與恐嚇》),抱怨人民遭受剝削與壓迫(如《萬稅》、《王小二歷險記》),最能在市民中激起* * *的情緒。馬凡陀的民謠所揭示的,往往本身就是反諷。《新黃包車》和《藝術家的問題》寫國民黨面臨末日,要在上海修整市容,裝飾門面。《四象》和《海怪》揭示了國民黨統治者顛倒黑白的種種怪現象。這是《發票粘在打印上》這首詩最集中的表現。這首詩用流行的民間“怪歌”列舉了大量的不正常現象:“吉普車開在人身上”、“房子建在金條上,工廠死在接待上,黑莓建在煙囪上”、“民主塗在嘴上,自由附加條件”、“頭碰子彈,和平碰刀尖”......,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因為曝光面相當廣,整首民謠合起來就是國民黨政權崩潰前夕半殖民地城市的奇特現狀。1946年香港有人用10民謠編了壹出戲。它曾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城市學生運動中發揮過戰鬥作用。馬凡陀的民謠遵循“諷刺生活才是真實”的原則,壹般不做太多的分析和評論,而是註重讓事實說話。但這些事實並不壹定是生活中某個具體的真實事件(有時事新聞的除外),也經過了詩人的挑選和加工,特別是為了達到諷刺的效果,要進行適當的誇張,讓不合理的、可笑的事情更加引人註目。壹首《改革歌》沒有寫國民黨如何虛偽,如何欺騙。詩人只提出了當時提倡或允許的改革內容:“脫長衫穿西裝,手握壹克”,“左行右駕,所有店鋪改名為店”,“老板叫經理,立春叫農民節,麻將不打麻雀”...”,這足以解釋所謂的“改革”。有些詩也講究典型性,所以可以用簡潔的詩句來深入地揭露。比如《壹只貓》:軍閥時代:水龍,刀,還政於民:槍配槍。惡毒地鎮壓學生,我看到壹只外國人的貓:吳渺·吳渺,妳要嗎!用外國大人的貓壹樣的溫順和對人民的殘酷,為國民黨畫了壹幅現實主義的畫像。除了內容本身的可笑之外,民謠也不乏幽默詼諧、妙趣橫生、富有煽動性,有的讓人捧腹大笑,起到批評嘲諷的作用,但也有的華而不實。當時,民歌體新詩已成為解放區詩歌創作的主流。馬凡陀的民歌借鑒了民歌和小調,形式通俗,也可以說是國統區的城市民歌。元認為,“總的來說,中國的新詩有很濃的西方味,至少比中國味更濃。”所以他稱贊陶行知的詩,因為它們像民歌,容易記憶,容易傳播。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陶行知就堅持用民歌、民謠來教詩。已出版《行知詩詞歌賦》五部。郭沫若為他的詩作序,指出他比解放區的作家更早地解放了詩風,率先營造了獨特的氛圍。臧克家當時也寫了壹些很好的諷刺詩。他還認為“今天,不僅詩歌應該具有政治諷刺性,而且還應該進壹步要求具有政治諷刺性的詩歌。”《寶貝》、《零度人生》、《冬天》中有壹些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諷刺詩,但風格與元水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