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魯達的詩歌繼承了智利民族詩歌的傳統，並借鑒了西班牙民族詩歌的特點。他受到波德萊爾、蘭博等法國現代主義詩人的影響，甚至追求惠特曼的自由詩形式。他早期的詩歌，如《夏光》(1923)、《二十首愛情詩》和《壹首絕望的歌》(1924)，都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後來用隱喻象征手法創作的《棲居地球》(1933)這首詩，充滿了孤獨和痛苦。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鬥爭開始後，他的詩歌進入了壹個光明的、進步的、多產的第三個創作階段。著名長詩《我心中的西班牙》(1937)謳歌了西班牙人民和國際縱隊的英勇鬥爭，譴責了法西斯土匪的慘無人道暴行，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在反法西斯戰線廣為流傳。《樵夫醒來》(1948)是1950出版的詩集裏的壹首組詩，以豪邁豪邁的筆觸贊美被壓迫被奴役民族和人民的反抗鬥爭，以空白的自由詩和貫穿始終的排比激起讀者的情感起伏，成為拉美文學史上思想性和藝術性都很高的詩歌傑作。他的著名作品有《葡萄與風》(1954)、《逃犯》、《英雄事業頌》等。，這對拉丁美洲詩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曼歌姬》是聶魯達思想和藝術的最高成就，是拉丁美洲的壹部史詩。20世紀50年代，聶魯達兩次訪華，並寫了壹首詩《向中國致敬》，收錄在1954出版的詩集《葡萄園的微風》中。
聶魯達的詩歌語言簡練，風格清新，別具壹格。它既吸收了智利民族詩歌的傳統，又深受法國現代派詩歌的影響。以強烈的感情和豐富的想象力，展現了拉美人民爭取獨立、民主、自由的歷程，思想性和藝術性都很強。1971年，聶魯達成為繼智利繼女詩人加芙列拉·米斯特拉爾之後的第二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