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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吉的生平事跡

蕭吉的生年無確切記載,估計生於梁武帝(502~549在位)中期,公元520年~530年左右。據《北史》本傳:“江陵覆亡,歸於魏,為儀同。”梁都江陵陷落於北朝西魏恭帝二年(555);《隋書》本傳所謂“江陵陷,遂歸於周,為儀同”的記載,在“歸於魏”或“歸於周”的時間上略有偏差,應以《北史》為準(《通誌》亦同於《北史》)。“儀同”,儀同三司的略稱,謂同三公之儀制,始於東漢。魏晉時代,武官凡將軍開府者,稱“開府儀同三司”;文官光祿大夫以上,亦並得儀同三司。“儀同”是壹種“散官”,即官職等級的稱號,與職事官(實官)所任職務的稱號相對而言;徑稱“儀同”,包含某種榮譽性質,由“崇官盛德,罷劇就閑者居之。”西魏仿《周禮》設官,廢尚書省以下諸司;儀同三司位居從壹品,是很高的榮譽銜。“蕭氏定著二房,壹曰皇舅房,二曰齊梁房”,蕭吉是梁武帝齊梁房的嫡系,在梁朝時已有相當高的政治地位。

恭帝三年十二月,西魏禪位於北周(557~581),蕭吉繼續在朝廷任職,位望通顯,並有專折議事之權。《北史》本傳稱:“周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北周宣帝宇文赟(578~579在位)是壹個極端荒唐的昏君。《周書》卷七《宣帝紀》對他口誅筆伐:“昏虐君臨,奸回肆毒;善無小而必棄,惡無大而弗為。窮南山之簡,未足書其過;盡東觀之筆,不能記其罪!”如此德行的皇帝,當然不會接受“勝國舊臣”蕭吉的勸諫。附帶指出,與蕭吉同時的庾信入仕北周後常有鄉關之思,因作《哀江南賦》以寄其意,自傷欲歸不得。而蕭吉對故土好像沒有這樣深厚的感情。

周宣帝在位兩年,壹病嗚呼,年僅22歲;其子宇文闡即位,是為周靜帝(579~581在位)。靜帝是壹個7歲的娃娃,軍政大權完全掌握在外戚楊堅手中。僅僅兩年,楊堅就取宇文氏而代之,建立了隋朝,蕭吉從此又成了隋朝的文臣。《北史》本傳:“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上儀同”,即“上儀同三司”。隋朝的“儀同”級別低於北朝,為正五品,“上儀同”為從四品。隋朝開國,“進”蕭吉為上儀同,至少在名義上是擢升了,或許這也是考慮到他在周宣帝時曾有清流搏擊的表現。“本官太常”,為蕭吉擔任的實官。職掌類似《周禮》春官小宗伯,包括正三品的太常卿,正四品的太常少卿,下有主簿、博士、太祝、奉禮郎、協律郎、兩京郊祀署等職,具體負責陵廟、群祀、禮樂、儀制、天文、術數、衣冠等禮儀事務;該職壹向“以忠謹孝慎者居之”。蕭吉在太常任內考定“古今陰陽書”,屬於本職正辦。按“古今陰陽書”,不是指壹部專著,而應是指此前流傳下來的各種陰陽類文獻,如《雜陰陽》、《泰壹陰陽》、《黃帝陰陽》、《黃帝諸子論陰陽》、《諸王子論陰陽》、《太元陰陽》、《三典陰陽談論》、《陰陽遁甲》、《陰陽婚嫁書》、《嫁娶陰陽圖》等。但其“考定”的成果,則與我們看到的這部《五行大義》的內容有直接關聯。關於這壹點,下面還將作詳細說明。

蕭吉入隋後壹段時間內政治上不太順利。《北史》本傳說:“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浮沈,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郁郁不得誌。”“性孤峭”不是主要原因,“與楊素不協”才是問題的關鍵。楊素是隋朝元勛,不會看得起三易其主的蕭吉;在壹貫負手向天的楊素面前,蕭吉也不能不覺得氣短,因此,只能閉門讀書,以求壹逞。不過,蕭吉“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的特長,終於為他提供了機會。他發現隋文帝“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跡為悅媚焉”。開皇十四年(594),蕭吉上文帝書,投其所好,大談符命徵祥,顯然是蕭吉“考定古今陰陽書”所獲心得的壹部分。全文如下:

開皇十四年歲在甲寅,十壹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雲:“天元十壹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壹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壹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雲:“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雲:“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蔀首,十壹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雲:“角音龍精,其祚日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後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後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

上書中有許多文句或文意復見於今本《五行大義》,如“辛德在丙”、“酉德在寅”、“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之說,見於《五行大義》卷二“第七論德”關於“十德”的論述;“行年,與歲合德”之說,見於卷五“第二十三論諸人”之二“論人遊年年立”關於“年立即是行年”的論述;“甲寅、乙卯天地合”之說,見於卷二“第八論合”關於“五合”的論述。《樂汁圖徵》,即今本卷三所引之《樂緯·汁圖徵》篇,《隋書·經籍誌》有《樂緯》三卷,宋均註,已佚。本傳所引與《五行大義》所引,同為該書之佚文。《陰陽書》或為專書,或為同類文獻之泛稱,難以確定,今本卷二有《季氏陰陽說》。《洪範傳》即劉向所著《尚書洪範五行傳論》,今本卷五引為《洪範五行傳》。《靈寶經》不知為何書,也不見於今本《五行大義》。《通誌略》藝文略第五道家類著錄有《靈寶經目序》壹卷(陸修靜撰)、《靈寶度人經》壹卷(作者不詳)、《靈寶五星秘授經》壹卷(作者不詳)、《靈寶玄微妙經》壹卷(作者不詳)等,都可略稱為《靈寶經》。道教教派中也有壹個創建於東晉末年的“靈寶派”。安帝隆安年間(402年左右),葛洪族孫葛巢甫附會引申,作《靈寶經》三十余卷,並臚列了壹個上自元始天尊,下至葛雲及其後嗣的傳經系統。至南朝劉宋時,陸修靜進壹步增修,創制了靈寶派齋醮科儀書壹百余卷。從蕭吉的學問修養和知識系統來看,他引證的如是這類著作也並不奇怪。

由於這份上書與《五行大義》有相當密切的關系,因此日本學者中村璋八推測,蕭吉向文帝的上書很可能就是《五行大義》,而上書之年的594年,也就是《五行大義》的創作之年。蕭吉“考定古今陰陽書”導致了594年的上書,而且上書與《五行大義》確實也存在著壹定的聯系,但若以上書等同於《五行大義》,或以594年為成書之年,其理由還有待商榷。

上書頌揚帝、後與日月歲命合德,不僅是對帝、後個人的捧場喝彩,更重要的是論證統壹王朝所擁有的最高的合法性基礎。“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蕭吉的周密推理、廣征博引,比壹般俗人的妄稱濫冒高明得多,自然深得帝心,因此 “上覽之悅,賜物五百段”;雖遠不夠豐厚(當時文帝出手豪闊,賞賜動輒千段、數千段),但已表示了皇帝初步的信任,對蕭吉政治地位的改善,無疑具有重大意義。從上書內容所及也可以看出,蕭吉面壁十年,“考定古今陰陽書”,在陰陽術數領域內成績斐然,已能融會貫通,有了很深的造詣。《五行大義》資料的積累和初稿的編撰,很可能就開始於這壹時期(584~594),何時完成則難以估計。不過,《五行大義》既不避“堅”諱,也不避“廣”諱,至少可以說明594年所上之書不是《五行大義》,最多只是《五行大義》的壹些節錄。《五行大義》作為壹部完整的著作,其閱讀對象肯定不是隋朝的皇帝。已入老境的蕭吉憑靠在當時已經算不得顯學的陰陽術數、五行終始之說,畢竟當不成“帝師”,隋文帝晚年深信的是佛道鬼神;對於蕭吉來說,他總結考定歷代陰陽五行學說,與當下的功利需求似乎沒有直接的關系。

根據記載,蕭吉直接參與了隋朝宮廷圍繞著皇位繼承而展開的激烈較量。

房陵王時為太子,言東宮多鬼魅,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回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謝土於未地。設壇為四門,置五帝坐。時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

房陵王,楊勇死後追封的爵號,此時雖居太子位,但已出現了繼承危機。

文帝“恩寵始衰,漸生疑阻”,獨孤皇後、楊素也已達成了聯手推動廢立的默契。《隋書》卷四五《楊勇傳》稱太子對種種於己不利的危險跡象頗有察覺,但只是“憂懼,計無所出”。他召新豐人王輔賢占候(造諸厭勝),在後園建造屋宇卑陋的庶人村等等,在政治上得不償失,反落下心存怨望的口實。他對文帝報告說“東宮多鬼魅,鼠妖數見”,也表現出心亂如麻的精神狀態。蕭吉主持的“東宮趕鬼”,是壹出鬧劇,使太子的形象大受損害。本傳稱蕭吉:“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

蕭吉又奉文帝之命參與了隋宮廷幾次喪葬典禮的安排。文帝對他的意見雖很器重,但並非言聽計從。本傳:

及獻皇後崩(按,仁壽二年,602年),上令吉蔔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壹處,雲:“蔔年二千,蔔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兇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蔔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雲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雲不兇,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

能說出“吉兇由人,不在於地”的話的皇帝,畢竟不是昏君。短短數語,雖然緩緩道來,其實暗藏深意,語氣相當嚴厲。表態之後,“竟從吉言”,既說明文帝通情達理,不拂老臣的面子,又表明對“蔔擇葬所”之類“遊戲”無可無不可的態度,手腕非常高明。蕭吉知道文帝雖然對自己假以辭色,但十分勉強,因此壹直到次月,還試圖用壹些神奇的旁證來加深文帝對皇後墓地風水的印象。他呈壹奏表,稱:

去月十六日,皇後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裏,並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余人。謹案《葬書》雲:“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

蕭吉編出這番“神話”,用心可謂良苦。

皇後墓地建好以後,文帝準備親自送殯。蕭吉上奏勸諫:

至尊本命辛酉,今歲鬥魁及天岡(按,《通誌》作“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

這壹次文帝不再掩飾己意,而是很幹脆地拒絕了蕭吉的建議。風水既然好得無以復加,文帝親自為甘苦與***的結發原配送葬又有何不可?於情於禮,蕭吉的看法都不免離譜。但實際上,蕭吉卻另有難以直抒胸臆的苦衷。《北史》本傳稱蕭吉退出宮廷後,對他的族人蕭平仲說了壹段很值得捉摸的話:

皇太子(按,楊廣)遣宇文左率(按,宇文述,時任左衛率)深謝余雲:“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蔔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禦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矣。吾前紿雲“蔔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蔔世二百”者,取世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

此番剖陳說明了幾點,壹,蕭吉與楊廣之間早有默契。太子廢立完成於開皇二十年(600)十壹月,據蕭吉自稱,他在這之前就已經很深地卷入了這場宮廷劇變的醞釀,且屬於晉王壹黨。二,仁壽二年(602)蕭吉奉文帝之命為獨孤皇後蔔擇墓所,所謂“歷筮山原?具圖而奏之”雲雲,實際是在借花獻佛。蕭吉受已立為太子的楊廣的密托,選擇壹塊務必使他“早立”的葬母之地,代價是楊廣即帝位之後,當以富貴相報”。蕭吉所選墓地的風水,保證楊廣四年以後可登大寶。三,蕭吉此前力勸文帝不必親自為皇後送葬的真實理由,原來並不是什麽“本命辛酉”,而是因為皇後墓地風水的氣運已經應驗,文帝如臨喪,顯示的將是葬隋之兆!楊廣立儲兩年,真面目逐漸顯露,已令眾多竭誠擁立者心寒,蕭吉所說“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反映的可能也是這壹上當以後的恍然大悟。四,蕭吉關於皇後墓地風水之利,可保隋朝國運“蔔年二千,蔔世二百”的評語,是文帝同意按圖建墓的理由。蕭吉親自揭穿了這壹評語的秘密,原來那是“紿雲”,也就是蒙騙皇帝的假話。“二千”,可拆為“二丿十”,合觀即為“三十”二字;“世二百”,《隋書》謂“三十二運”,《北史》、《通誌》謂“取世二運”,《通鑒》引為“取世二傳”,因“世”可拆為“卅”,“二百”也可拆為“三十二”。蕭吉以拆字法自我營造了壹個高明的“預言者”的形象,雖然不能不說是相當的勉強。 楊廣即位後(605),蕭吉官升壹級,“拜太府少卿(按,正四品),加位開府”。

在這之後壹年左右,蕭吉在任上去世,時間估計在公元606年前後。這樣,蕭吉享年約在75歲上下。在他死後,皇帝對他又有所表彰。在今本《五行大義》的自序中,記錄了他的最後官銜為“上儀同三司城陽郡開國公”,按官品為從壹品,這顯然是屬於“哀榮”的追封,而非實授。由此也可見出蕭吉在煬帝心目中的真實地位。

蕭吉的壹生,身經四朝十五帝,有著罕見的豐富閱歷。青年時昂首為齊梁宗室子弟;中年易幟入仕北朝,鋒芒不減;老年時卻偃首低眉成了隋帝的忠臣與弄臣,與聞密謀,充當鼓手。雖然頭腦可能壹直很清醒,亦為自己留下了申辯的余地,但終究有虧清譽。在很多方面,寫了《五行大義》的蕭吉都頗似西漢末年寫了《五行傳》的劉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