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過先秦史的都知道，先秦時代的歷史最復雜，問題最多，又是壹個最重要、時代最早的時段。按傳統的劃分法、夏王朝建立前為“古史傳說時代”，在考古學上稱為新石器時代，在社會發展史中稱為原始社會，約有五六千年的時間。我們今天所知這幾千年的人和事是先人們口耳相授，代代相傳而被後人記錄下來的。在壹代又壹代的傳授中都攙雜了不少的神話，故歷史上又曾稱為“神話傳說時代”。這壹類最早的神話傳說資料中，保存了不少的古史資料，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中豐富多彩的寶貴遺產，是研究上古史主要的資料依據。
從先秦、兩漢、魏晉及其後歷朝的古文獻中都有上古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記載。但是最早系統的記載這段歷史是在西漢司馬遷的《史記》中，開卷的《五帝本紀》只從黃帝開始。先秦、兩漢以及其後各種文獻中《史記》為首的二十四史，都或多或少的有所記述。因年代久遠，歷代的傳授又有所差異，加之壹些古文獻中又是人神不分，至使兩千多年來在各種學者中對上古史研究各說其是。隨著時代發展，這種各說其是的研究是必然趨勢，即在不同的時代有更多的學者來參與探討，才有利於上古史研究向縱深發展。
對古文獻的辨證和史料的整理，可以說清朝的“乾嘉學派”作出不朽的貢獻。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後，古史學界出現了反對封建思想的疑古思潮，以顧頡剛先生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辨析我國古代歷史資料過程中，引起了壹次研討古史的熱潮。現在回頭去看，在壹些具體問題上疑古思想走得太遠壹些，由疑而走向了無。但是古史辨的學者們通過對古史史料的辨析，考訂其真偽後得出自己的結論，仍是做了很有意義的工作。尤其是他們已將古文獻和當時能見到的古文字（金文、殷墟甲骨文）結合研究的方法，為其後科學地利用歷史文獻、古文字、考古的其它資料，民族學（或稱社會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礎。也正是古史辨派的學者們對史料作了不少的辨析、考證，所以在其後的壹段時期內研究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才被以“煩瑣考證”、“鉆故紙堆”定性，列為禁區。因此較長時期對許多古史問題不能系統、廣泛、深入開展研究。再加之某壹時段“長官意誌”的指示、“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厚今薄古”的貫徹等等的限制，使上古史的研究幾乎完全停止。至於幾部通史中上古史部分仍是傳統說法，有的也試圖與考古資料結合，便限於當時的資料和方針政策，也沒有什麽大突破和新意。
我國有修史的傳統，而且幾千年不斷，其中又有“正史”和“野史”之分，野史中還包括“雜述（著）”。也就是官修的為正史，私人著述為野史。長期以來野史是不被皇家重視，至於許多地方史、誌的資料更不能列入官修史書中。甚至在先秦史研究中先秦諸子也認為是“空發議論”、“講寓言說故事”之書，《山海經》更是“荒誕奇偽”邪書等等。其實有關上古史的不少資料就保存這種野史雜述中。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之所以幾千年綿延不斷，壹是有口耳相授講史的傳統，二是有記錄這些歷史資料的文字，尤其是具有強大凝在聚力的漢文字、漢文字的形成有幾千年的歷史。今天我們所知能成體系、完整表意文字還是商代後半期的甲骨文。除甲骨文外，還有商周金文、先秦時期“六國文字”，這些刻寫在各種物體上的漢字稱為古文字。今天我們對這些記錄有歷史資料的古文字還有許多不能認識，即使是已認識的，還有的不完全確知其意。先秦古籍中也存在壹些未知的記錄，因此被稱之為“歷史之謎”。
先秦史時空跨度很大，不僅問題多、復雜，後人記載的差異也多，故應以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多視角、多層次的去綜合探討。將具體問題壹個個作全方位的分析，清理出壹些與基本史實大體相同線索，再聯系大致相同時空的其它事物，才能看出有壹個較為完整的歷史面貌。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重新恢復地方史。誌的編修工作，到九十年代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全國不少地方出版了史、誌，有的還是多卷本，具有地方特點的史、誌資料中的壹些問題不見於經典和正史，這就補充和豐富了我國歷史的內容。研究上古史僅限於使用經典和正史的資料顯然是不足的。以有關的.古文字，考古的其它資料、民族學、古地理等多學科結合各種“野史、雜述”中有關資料，可能比走傳統的“正統”更有所收益。
自上世紀末改革開放以來，給知識分子創造了壹個寬松的研究環境，學術界空前活躍，出現科學文化繁榮的局面。我國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的研究呈現出壹種新面貌。壹些地方的學者經過多年的努力，搜集中各種資料研究後認為中華文明或中華民族祖先們就起源於當地。這種突破傳統正史研究的嘗試，無論其結論有多少人認可，但決不是如有的自詡為“權威”所說“異端邪說”。過去某些時期中就是這種“權威”太多，才使古史的研究處於停滯狀態。在我國古代史的領域中，無論任何時段，參加研究的人多壹些總比少好。何況從目前的情況看來，有誌於此的人似乎愈來愈少。對於壹些學者的研究成果就當認同他們是在科學倡明的新時代中發揚“稷下學派”的精神，何況他們的方法是科學的，主攻的方向是正確的。至於他們的研究的結論在古史學界有多少人同意？是屬於“百家爭鳴”的範圍。只有多壹些學者從不同視角，不同的認識去全方位的探討，才有利於在歷史文化研究向更深入的發展。
對劉俊男先生所著《華夏上古史研究》，我就是以上述的認識來看待。他在對上古“三皇”、“五帝”及其它相關問題作了點評和詳考後，認為華夏文明源於南方。“在夏以前，主要是南北遷徙，並以長江中遊洞庭湖為中心，將文明向四周輻射。”華夏文明起源是否如是，姑且不論，但他的壹些立論，如“三皇五帝原義為三正五行，後來才用稱呼人帝，人間的三皇五帝不固定，隨時而變。”“伏羲是個哲學概念，伏羲、宓羲、包羲、太昊、東皇太壹等等是指《易》學中的‘太極’後人稱這種哲學的創立者為伏羲氏。伏羲氏其實就是烈山氏、亦即神農氏……少典是未代神農妃，生黃帝軒轅炎帝蚩尤。”（劉先生認為炎帝就是指的蚩尤）又如：“堯舜禹等禪位的‘河、洛’非指今黃河、洛水，而是指古劉河和淥水，是古都長沙南北的兩條湘江支流，湖南南嶽壹帶為上古政治及天文科技中心，今攸縣有皇圖嶺，禹門洞，瀏陽有首禪山等即其遺跡”等，都頗具新意。或許有人會認為這種“家鄉史論”、“本位史觀”，在其它省市學者中也有。不錯，近些年來類似的論述有壹些，但是有人去研究總比不研究要好，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也是如此，總會給當今學者和後人提供壹些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