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十年代，壯族學者黃現璠教授就指出：“僮”(壯族舊稱)是南宋時的民族稱謂。後來，他在1988年出版的《壯族通史》中說明“壯(僮)舊史書作‘僮’或‘撞’”時，曾引用“(南宋)淳祐間，宜州丁壯有：土丁、民丁、保丁、義丁、效丁、撞丁，***九千余人，而撞丁可用”壹說。該史料源自南宋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李曾伯淳祐年間所上《帥廣條陳五事奏》(李曾伯奏章皆見《可齋雜稿》《可齋續稿後》)：“如宜(今廣西宜州)、融(今廣西融安)兩州，則淳祐五年(1245年)亦有團結舊籍：在宜州則有土丁、民丁、保丁、義丁、義效、撞丁***九千余人，其猗撞壹項可用。”這本屬宋人宋事，可據可憑。可惜，同書又說“‘撞丁’是勇敢剛強的突擊隊，所以，‘撞丁可用’。‘撞’字，是作形容詞用，顯然不是什麽部落的民族名稱，且它僅僅是宜州許多民兵隊伍中的壹個隊伍，因勇敢突擊乃稱之為‘撞丁’而已。”
《續資治通鑒》卷110也有南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年)嶽飛與楊再興賀州之戰“飛怒，盡誅親隨兵，責其副將王某擒再興以贖罪。會張憲與撞軍統制王經皆至，再興屢戰，又殺飛之弟翻”之說。此處，統制王經所領的“撞軍”，比李曾伯所言“撞丁”早了壹百多年。因此，又有說“撞軍”是武裝組織及其所屬士兵。
《續資治通鑒》系清代史學家畢沅不滿意徐乾學等所編的《資治通鑒後編》而重新修訂，完稿於乾隆末。因為此書後出，畢沅見到了如《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徐乾學等在修書時未能見到的資料，該書又經邵晉涵、錢大昕等大家審定校閱，可信度較高。但此書初刻本僅壹百零三卷。而畢沅卒於嘉慶二年，死後二年，因濫用軍需案被抄家革世職，此書底板散失。嘉慶五年，桐鄉馮集梧“買得原稿全部及不全板片，惜其未底於成”，於嘉慶六年補刻其余壹百壹十七卷，此書方成完璧。記載紹興二年賀州之事的第壹百壹十卷，亦在補刻之中。畢沅所引資料，已不盡知其所出。然宋人所撰書稿中，記載賀州此事的不少，而說法不壹：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光緒廣雅書局刻本及中華書局1956年影印本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五十三皆作“後軍統制王經”;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作“前軍統制王經”;臺灣大化書局1977年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清光緒三十四年許涵度刻印本《三朝北盟會編》皆作“糧軍統制王經”。所以，王經到底是何軍統制，還真不好確定。
其實，“僮”在南宋時就是民族稱謂。
《帥廣條陳五事奏》是李曾伯第壹次任職廣西時於淳祐九年(1249年)所上，邕宜民兵數量，卻是他“近略檢照邕、宜、融三州二、三年間案牘之所載”而得出的。此時，廣西相對平靜，李曾伯還能偷閑寄情山水，賦詩題名。奏文中“撞丁”系之前官員所言所書，李曾伯並未親歷親見，只是人雲亦雲。未幾，李曾伯調職離去。
寶祐五年(1257年)，李曾伯復起為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兼節制廣南，移治靜江，為廣南制置大使、兼廣西轉運使，第二次任職廣西。時元兵已據雲南，並擬從西南近逼廣西、包抄湖南。李曾伯傾全部精力於戎務，軍政錢糧，事必躬親。南宋以來，廣西正規戍軍不多，重壓之下，多依靠本地民兵協防。李曾伯便與民間武裝有了較多接觸，對其構成也有了具體認識。
寶祐六年(1258年)李曾伯在《回宣諭團結奏》中奏報貫徹朝廷“廣右團結之策”時有：“寶祐五年(1257年)內，前政經略徐敏子任內團結到邕、宜、融三州民屯峒丁***六萬六千三百二十六人。”“宜州元團結到宜山、河池、天河、忻城、思恩五縣保伍、民兵、義效、僮兵(筆者註：古代書少數民族稱多加‘犭’旁。本文中皆依今例改為‘僮’)***壹萬三千四百五人。”“照得前政經略印應飛寶祐五年(1257年)九月內牒委文林郎、南寧軍宜倫縣今權宜州通判鐘嶅，成忠郎、東南承十二副將田從龍，將宜州團結到保伍、僮兵人等逐壹覆實點揀，分剔老弱強壯人數，未據申到。”同年底，李曾伯在《回兩次宣諭及繳劉鎮撫書》中談及鎮撫劉雄飛邕州守軍病故者多，兵力短缺時說：“宜州則既移動張文彬軍，見存戍軍俞昱等壹千二百余人，彼中僮丁可用，卻令揀擇強壯，本司與放壹千人錢糧添助戰禦。”經過實際接觸，他明白了，淳祐五年的“撞丁”，與寶祐六年所述的“僮兵”“僮丁”同是來自宜州這同壹地域同壹民族的同壹隊伍。事隔十幾年，人們仍用“僮”來稱呼她，說明這個民族，是成熟的、穩定的。因此在奏章中，李曾伯把“撞”改成了作為民族稱謂的“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