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方言為什麽帶有北方味

今年初杭州市政協八屆三次會議上，壹位政協委員遞交了壹份《關於保護杭州方言，防止歷史文化名城內涵缺失》的提案，此事引發了壹場熱烈討論，全國不少媒體轉載了有關消息報道。《浙江日報》還專門采訪了壹些大學教授，該報3月4日第6版上方以大字標題刊登了壹篇綜合報道。針對這篇報道中壹些學者、市民的看法和建議，本文作者提出了不同觀點。　　在闡述我的觀點之前，我首先說明：壹，我是杭州人，雖然半個多世紀以來壹直飄泊在外，但始終熱愛故鄉，連名片的姓名下都有（浙江杭州）四個字。二，我非常喜歡杭州方言，幾十年來我與如今已經94歲高齡的老母和杭州的親人、朋友始終都說杭州話，因為用普通話或別的方言就不能盡意盡情。盡管如此，我仍然反對“保護杭州方言”，因為杭州方言根本用不著“保護”，而且“保護”還會帶來許多消極作用。　　方言是壹個動態概念，它始終在不停地發展。“保護杭州方言”，試問究竟是保護什麽時期的杭州方言？因為現在的杭州方言和南宋、元、明、清時已有許多區別，不必看宋元戲曲和話本小說，只要翻翻很容易找到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清人古吳墨浪子輯的《西湖佳話》便知。年近九旬在美國定居的家舅告訴我（我們當然說的是杭州話），20世紀 20、30年代杭州城區的上城人和下城人說的話都有點不同。而當時的杭州城南北長4公裏，東西僅2公裏略多。隨著交通的便捷，交流的增加，城市的擴大，語言的趨同性必定不斷增加。同壹個小方言中的細微區別自然而然地在縮小，甚至消失。現在莫說杭州上城人和下城人（如今的杭州上城區與下城區已比20世紀40、50年代擴大了許多倍）說話已沒有絲毫區別，連離西湖均不足10公裏從前被杭州人認為很遠稱作“四鄉”的留下、三墩、筧橋等地，現在都成了市區，除了極少數久居當地的老人，說話已經和市區毫無二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杭州話不僅沒有消失的危險，倒是壹直在擴大，而且這種擴大的趨勢還在繼續。與杭州隔（錢塘）江相望的蕭山，雖然距離僅幾公裏，方言與杭州卻大不相同，而是比較接近50多公裏外的紹興話。隨著新中國成立後蕭山歸杭州市管，由縣而縣級市，前幾年又成為區，尤其是這些年來錢塘江上幾座大橋相繼建成，蕭山人說話的杭州味越來越濃，有不少已經和原杭州城區人說話完全壹樣。其實這種強勢方言不斷擴大自己“勢力範圍”的現象符合語言發展的規律，到處可見。筆者20世紀60年代初期來北京時，昌平、通縣、順義人說話和北京城區人尤其是老北京人說的味兒不大壹樣。現在起碼這幾個從前的縣城而現在都成了衛星城的城區，大多數人說話已經和城裏沒有兩樣了。而現在的北京話和老舍寫《駱駝祥子》時的北京話也已有所不同。比如現在北京人壹般只說“已經”而不說“已然”，說“找到了工作”而不說“找到了事由”。　　當然隨著方言的發展變化，確實會“失去”壹些歷史文化信息。比如現在的杭州中青年不但不會說“我到旗下去”，“他住在旗下”，連“旗下”是什麽都弄不清了。“旗下”是指清代初期清兵占領杭州後駐防八旗兵的地方，辛亥革命後拆除城墻，成為鬧市，大體上在今延安路（1949年前叫延齡路）及其西邊到湖濱路壹帶，南北長，東西窄，面積約1400余畝。但是我們完全沒有必要為了保存這極少數歷史文化信息而采取法律形式“保護方言”，因為許多事情可以交給語言學家、民俗學家、方誌學家、地方史學家去幹，他們會做得更好。實際上新中國成立以來他們壹直在做。浙江人民出版社僅《武林坊巷誌》（武林是杭州舊稱之壹）就出了厚厚8冊，不下400萬字，何況還出了不少關於舊時杭州的書籍。　　保護語言決不等於保護方言，漢語要保護，但是方言不必保護。因為現在所有能夠存活下來的小方言都經過了至少幾百年上千年的積澱與磨練，都依托著壹個起碼總人口幾十萬上百萬人口的縣或城市。人們長期在這裏生活，本地人之間用方言交流既自然又親切，因此方言必定有其強大的生命力。同在蘇南，同屬吳語區的無錫，東距蘇州、西距常州約莫都是40公裏，但無錫話和蘇州話、常州話的差別十分明顯。隨著這三大城市的擴展，夾在其間的壹些鄉鎮甚至某個縣城會變成某個城市的壹部分，原來接近某市方言的差別會逐漸消失，但是很難想像蘇州話會吃掉無錫話，或者無錫話會吃掉常州話。同樣情形，紹興在杭州市中心之西60公裏，寧波在紹興之西約80公裏，三種方言絕不壹樣，也絕不會出現其中某種方言取代其他方言的情況。　　正如有些論者已經指出的那樣，由於是歷史文化名城和省會，要“保護杭州方言”，那麽紹興、寧波、溫州的方言“保護”不保護？南方有的縣或縣級市，歷史上名人輩出，歷史文化積澱深厚，其方言是否也要“保護”？還有的縣市由於歷史上人口遷徒等原因，方言中保留下來的歷史文化信息也很豐富，保護不保護？如果各地都如此大張旗鼓以法律形式對本地方言“保護”起來，這對文化發展、經濟建設、民族凝聚力是幸還是不幸？其實20世紀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語言學家們壹直在做方言調查和方言研究，幾十卷各地方言大書早就問世，而且還在繼續出版。　　至於說“提出要在非正規場合‘提倡用方言交流’”，問題首先在於什麽才算是“非正規場合”？難道“非正規場合”在場者就壹定操同壹種方言嗎？有壹次筆者家中親人團聚，老母說杭州話，姐姐的婆婆說寧波話，壹位長輩說無錫話，我的妻子和兒子說普通話，而我和姐姐、姐夫、哥哥、弟弟之間習慣講上海話。在座者中只有我通所有方言，於是便臨時當起了通事。毫不礙事，其樂融融。其實無論什麽場合，人們總會找到彼此能夠溝通的語言方式，這就是語言交流中的趨同性。所以無需提倡什麽場合說什麽方言。　　這位提議“保護杭州方言”的先生擔心：“當所有的城市都說同壹種語言時，那麽這個城市獨有的吸引力就減弱了。”其實壹個城市吸引力的構成元素極多，方言只是其中並不重要的壹部分。即使大家都說普通話，除了極少數人外，也都帶有各自方言的色彩。何況推廣普通話並不排斥方言，更不消滅方言。不用說全國，即使全都屬於吳語方言區的浙江省，在推廣普通話半個世紀的今天，據我這個杭州人多年來在浙江各地走馬聽“音”的結果，普通話在普及上大有進步，而縣級以上方言的地盤並沒有縮小，大體上本地人之間仍講方言，可謂各得其所。　　真正要提倡的倒是政府已經提倡了半個多世紀的普通話，若從推廣“國語”算起，則已近百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由於大力普及教育和廣播、電視的影響，普通話的普及取得了重大進展。不過據我觀察，壹向在“國語”和普通話普及方面做得比較好的上海和杭州， 20世紀末期以來似乎有點以講方言為榮的現象。筆者解放前曾參加過杭州市教育局組織的小學生“國語”比賽，解放後國家語委組織的普通話全國大賽杭州選手也多次名列前茅，外地人到上海的商店購物，售貨員都會以普通話應答。但是這十幾年來不時在報端看見外地人對上海售貨員、售票員只說上海話的抱怨。我特別欣賞浙江省義烏市的做法。這個被譽為“小商品天堂”、“華夏第壹集市”的縣級市，本地人口不足50萬，而外來打工與經商者超過60萬，常住外國人就有3000多。義烏市領導和義烏人不但大力推廣普通話，還猛學外語，不少商販除了懂些英語，居然還會壹點韓語或阿拉伯語！而在家裏或義烏人之間照樣講義烏話。　　有的學者主張“保護杭州話應當在壹定人群範圍內或通過壹定載體來進行保護和傳承杭劇、杭州大書、小熱昏等地方戲曲，就是保護杭州方言的壹種有效形式。”杭劇、小熱昏、杭州大書等是否“保護和傳承”，壹要看它是否確有很高的文化價值，二要看它能否適應文化市場的發展。並非任何傳統文化形式都要“保護與傳承”，“大書”即評話，俗稱說書，杭州大書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臨安瓦子勾欄中的“說話”。不過在筆者的記憶裏，至少早在20世紀40年代末杭州大書就已經不成氣候了，新中國成立後別說趕不上北方的多種評書，也遠不及蘇州評彈。杭劇則早就遠非越劇對手，在浙江省的眾多劇種之中其地位遠在婺劇、甬劇、紹劇等劇種之下。數以百萬計的杭州人有幾位看過杭劇，為什麽不看，實在值得有關人士調查研究壹番。至於“小熱昏”，光聽其名就可對其“古董”價值作出大致判斷。筆者兒時就住在“旗下”，浣紗河（今浣紗路）旁的龍翔橋邊就有壹位杭州最有名的“小熱昏”（據說全城僅幾人）常於夏日晚上演出，我不時去聽。這位“小熱昏”站在壹條長凳上，身旁有壹個尺余見方打開的木箱，裏面裝滿梨膏糖。他連說帶唱帶表演，講個把故事，幾個笑話，就賣梨膏糖，所以俗稱“去看‘賣梨膏糖’”。生意好的時候有三五十個聽眾，不過多半是像我這樣偶爾花相當於今壹毛錢買壹塊梨膏糖光幫人場者。杭劇、杭州大書和小熱昏究竟能否“傳承”下去，關鍵並不在於別人“保護”，而在於這些劇種的演藝人員能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斷提高自己的素質，創作出健康而人們又喜聞樂見的節目。解放初期東北“二人轉”成為吉劇，結果始終沒成什麽大氣候，倒是壹部《劉老根》及其續集頓時紅遍全國，令世人對“二人轉”刮目相看，“壹個戲救活了壹個劇種”再次成為現實。其實這10年來趙本山等人表演的大量廣受全國人民歡迎的小品，其基本隊伍就是“二人轉”演員。上個世紀50年代壹出《十五貫》創造了“壹個戲救活了壹個劇種”的奇跡，但是昆曲後來沒有繼續致力於不斷改革，幾乎再次走上滅絕之路。現在雖然列入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是仍然沒有擺脫“活化石”的尷尬局面，不時有人呼籲政府“重視”。對比“二人轉”，實在令人扼腕唏噓不已。不過這已經是題外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