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疆是否真的有毒蠱之術？

蠱的傳說由來已久。在眾多充滿神秘色彩的傳說中，放蠱者大都是苗人。從武俠小說到電影電視，從正史、地方誌到邊地遊記。蠱到底是怎麽回事？多數材料上講述的放蠱事實是不可信的，其中很多內容有相互傳抄的嫌疑。因此，我傾向於認為巫蠱不過是某種漢人的類似鬼怪的傳說，與苗人事實上並沒有太大的關系，更不可能是壹種釋放毒物的技術。研究苗人的巫蠱問題的理論意義在於：第壹，對巫蠱的研究有助於我們理解巫術想象在建構族群之間和族群內部權力關系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二，對苗人巫蠱的研究,有助於澄清問題，避免沒有證據的想象和猜測。對於苗人社會中的巫蠱信仰背後存在的妒忌、社會排斥和利益沖突的說明，有助於揭示巫蠱謠言希望構建和改變的社會權力關系。就現實需要而言，此項研究至少有如下意義：首先，此研究有助於增加人們對巫蠱謠言的認識。人類學並不是搖椅上的學術，它長期以來的學術傳統是面向社會面向現實的，不管其服務對象和對實際生活的影響怎樣，人類學對我們增加對他鄉社會現象的認識功不可沒。我希望本文能增加人們對巫蠱謠言的認識。其次，此項研究有助於我們消除對於巫蠱及其類似內容誤解和偏激想象，更加理智或則更加寬容地對待他人，而不是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對於我的很多被指認為有蠱苗族同胞來說這更為重要，他們遭受到太多的不公正的待遇。由於“巫蠱”問題在苗人社會裏隱蔽存在，它又不能公開談論，更說不上爭辯，不幸被想象和謠言中傷的人們有苦說不出。我們不能保持沈默，應當有人為他們說話。相關回顧盡管中國歷史上關於巫蠱的記載眾多，然而長期沒有專門的研究。對蠱進行研究是在二十世紀之後才開始的，而且有西方學術的影響。巫蠱問題真正引起國內學術關註是抗戰時期，由於大量漢人遷移到西南地區，關於少數民族的研究在這壹時期得到重視。內遷至貴陽的大夏大學社會研究部的陳國鈞在《苗族的放蠱》壹文記述了與古籍資料相似的苗人防蠱的傳說和防治之法。作者記述到許多漢人堅信苗人會放蠱，但是作者認為傳言中不可思議的地方很多，所謂的“中蠱”可能是由於不衛生條件下的偶然中毒。陳國鈞註意到漢人因為和苗人太隔閡又欺淩他們，因而懼怕苗人用蠱毒報復。作者沒有與苗人交談過。陳國鈞開啟了這方面的研究，引起了人們的重視。此後，李植人在《社會研究》第23期的《苗族放蠱的故事》。李植人通過對放蠱故事分析認為“蠱”的可能是人們對自然疾病的解釋。作者指出長期輕視苗夷的觀念存在，使得漢人故意誇張形容，將蠱傳為壹種苗族奇聞。李植人認為所謂苗人放“蠱”只是壹種迷信。二者後來都收入了文通書局的《貴州苗夷社會研究》。它們都指出所謂苗人放蠱是漢人社會的迷信或傳聞，而中蠱可能是人們對不衛生的條件所造成的壹些疾病的解釋。另外，他們的研究基本上沒有明確地表明苗人的態度和觀念。1960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九期刊發了李卉的《說蠱毒與巫術》壹文。由於兩岸分割，作者只能從歷史文獻的出發，以對文獻資料的分析闡發了對巫蠱問題的看法。作者認為壹些漢人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交往患上寄生蟲病，又目睹西南民族的毒藥制作，並耳聞那裏的黑巫術之風，以致他們將這三者牽扯到壹起，變成了書籍文字多有記載的巫蠱傳說。李卉認為對西南少數民族使用毒藥和黑巫術的恐懼，使得蠱被用以解釋漢人遭受的寄生蟲病。李卉認為所謂的巫蠱是對黑巫術的特定想象。黛曼（Norma Diamond ）在1988年指出由於苗人與漢人間在宗教實踐、婚姻、家庭組織或者生態等方面不可調和的文化的不同造成了漢族對苗族的怪異想象。也就是說，巫蠱是漢人針對苗人的壹種謠言和想象。顯然，黛曼深化了對於這壹問題的研究。[1]但是，也有認為苗人的放蠱有可能存在。淩純聲、芮逸夫在《湘西苗族調查報告》報告了巫蠱傳說和壹個巫蠱案件，沒有什麽分析。當年協助二人調查的石啟貴在後來編著的《湘西苗族實地調查報告》中“巫蠱辟謬”壹節對淩純聲、芮逸夫作了批評。他認為由於苗人過於迷信，人們相信巫蠱謠言並對巫蠱感到恐懼。他指出，“今者社會，眾口雲雲，該以愚多智少，寡不勝眾，以故便成壹人傳虛，百人傳是。”[2]石啟貴先生註意巫蠱謠言的傳播在形成巫蠱信仰中發揮的作用。張紫晨在《中國巫術》壹書，高國藩在《中國巫術史》壹書，鄧啟耀在《中國巫蠱考察》壹書，袁定基在《論放蠱和防蠱治蠱習俗》壹文中，都將巫蠱看成是壹種巫術。其中，高國藩註意到“蠱道巫術”在歷史上的傳承和變化。而鄧啟耀實際上看到了巫蠱的想象性，即它僅僅是壹種信仰——或則說是迷信，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危害，並形成社會內部的分隔。但是，由於他沒有將巫術與巫蠱區分開來。因而不能擺脫巫術理論的影響。詹鄞鑫在《心智的誤區》壹書、黃世傑在《蠱毒：財富和權力的幻覺》壹書中相信巫蠱是壹種實在的巫術技術。但是，除了收集許多神奇的傳說之外，他們並沒有確鑿的證據來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