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科技文化·偉大的科技成就
(1) 水利科學史上的奇跡——都江堰
都江堰位於岷江自峽谷進入沖擊平原的交接點，在今四川都江堰市區(原灌縣城)西側，引岷江灌溉成都平原廣大地區並利用渠道通航、漂木等。都江堰是我國保留到現在的最古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之壹。秦惠文王後元九年(前316)秦國並吞蜀國和巴國後，設置了蜀郡和巴郡。秦昭王三十年前後(前277年)，李冰繼張若之後為蜀守，他是古代壹位卓越的水利工程師，在王叕(音綴)等人的協助下，主持了這壹舉世聞名的水利工程建設。都江堰與當時的鄭國渠和靈渠壹道被稱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關於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史書多有記載。《史記·河渠書》曰：“蜀守冰鑿離堆，辟(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則用溉浸，百姓饗(享)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華陽國誌·蜀誌》曰：“……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蜀郡、廣漢、犍為)，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裏，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都江堰古代叫“湔堋”、“湔堰”、“都安大堰”等，宋代才有人叫都江堰，取名於成都江(簡稱都江)，指過成都的府河及錦江。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當時壹***包括以下三個部分：
首先是修建渠首分水工程。《史記·河渠書》記載：“蜀守冰鑿離堆”，就是指此而言。早在春秋時代，蜀人已經在今都江堰市城南開鑿了壹條人工河，分引岷江水流入沱江，減輕成都平原的水患。李冰廢棄了這個入水口，而在玉壘山下鑿開離堆，引水註入內江的灌溉渠道，這樣可以更好地控制流量，便於引水、防洪和排沙。鑿離堆的工程根據當時的生產力水平，無疑是壹偉大的創舉。
其次是在離堆進水口以外，作分水堤，將江水分為內、外二江。《華陽國誌·蜀誌》說，李冰“壅江作堋”，就是指此而言。堋就是堰，《大平寰宇記》卷七十三說：“蜀人謂堰為堋”。李冰利用岷江左岸(東岸)的湔山控制江水，改變流向，減少流速;而在右邊(即離堆西側)修築堤壩作為內外江的分水堤。為了觀測水位，李冰還“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其標誌是“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華陽國誌·蜀誌》)這是水則(標尺)的最早記載了。
為了灌溉和通航，李冰又“穿郫江、檢江”(《華陽國誌·蜀誌》)，《水經註·江水》則說：“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並於湔堰上穿羊摩江，“灌江西”即灌溉岷江以西的地區。渠道遍布成都平原各縣、市，現在還在穿過山區丘陵向東、南、北各區發展。從此以後，成都平原水災大為減輕，有航運灌溉之便，使整個地區的經濟面貌發生了很大改變。
現在看到的都江堰堰首布置結構是兩千多年來整修、改進的成果，但基本技術原理古今無根本區別。它的歷久不衰與它的簡便合理有關。它由寶瓶口、人字堤、飛沙堰、內外金鋼堤、魚嘴和百丈堰等部分組成。最重要的是魚嘴、飛沙堰和寶瓶口三項建築。魚嘴下達金鋼堤，分岷江為內外二江。外江是岷江正流，內江是引水幹渠，由寶瓶口控制引水流量的大小。寶瓶口左岸是玉壘山，右巖為離堆。飛沙堰是內江分洪減沙入外江的工程，堰身的高度可使汛期入內江的洪水和大量的砂石由堰頂溢入外江。水太大時，堰被沖毀，洪水沙石直接泄入外江。三個建築物配合，壹般可以保證水小時足敷灌溉之用;水大時不致沖入內江成災。大致在江水少時，內外江分流比例是內六外四;水大時是內四外六。百丈堰的作用是導流和護岸，人字堤的作用是護岸兼溢流，可以補飛沙堰溢洪之不足。
都江堰這壹宏偉的水利工程，布局縝密妥貼，治理相當科學，充分說明了兩千多年前中國水利工程技術的發展水平。至今許多中外水利工程專家去參觀後，都驚嘆神奇，認為是水利科學史上的奇跡。其工程技術原理，成為我國水利工程上的壹份寶貴的歷史遺產。
(2) 鉆井術——自貢井鹽
巴蜀地區蘊藏著極其豐富的鹽鹵資源，自秦漢以來，壹直是全國最重要的井鹽產地。除個別少數民族地區出產巖鹽之外，四川的絕大多數地區只生產井鹽。因此，四川的鹽業，實際上就是井鹽業。四川井鹽歷史悠久，尤其是以其獨具的鉆鑿技術、采鹵鬻煉工藝，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突出地位，構成我國科學技術史、四川經濟史上的瑰麗篇章。
井鹽的天采，是我國古老文明發展的產物。起初人們利用天然鹽泉，受惠於大自然的賜與，尚未具有認識和開鑿鹽井的能力。當我們的祖先進入定居的農業時期，為適應生產、生活的需要，便開始掘鑿水井，故歷史上曾有過“伯益作井”等傳說。到商代，甲骨文中的大量“井”字和“錄”字表明，此時的水井，已備有欄棚、且使用轆轤汲水了。鑿井技術的進步，為鹽井的出現奠定了物質和技術基礎。
秦至蜀漢，巴蜀鹽業的最大變化就是出現並普及了鹽井。據《華陽國誌·蜀誌》記載，巴蜀地區的鹽井，創鑿於李冰任蜀守期間。說李冰“識齊水脈，穿廣都鹽井諸陂池，蜀於是有養生之饒焉。”鹽井的開鑿是我國鹽業史上的壹大革新。秦至蜀漢，巴蜀鹽井，是我國的第壹批鹽井，在全國井鹽史上具有開先河的意義。但在秦統治期間，鹽井尚未普及，數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廣都(今雙流)縣。此後，鹽井的數量不斷增大，產鹽區由秦時的三縣，達至魏晉時的十八縣，隋唐時竟達數十州、縣。譽滿全球的鹽都——今之自貢市亦開始嶄露頭角。
以四川鹽井的外觀而言，秦漢至北宋以前巴蜀各地鹽井的***同特征是：大口淺井。開井前壹般要經過勘探考察(當時往往是請巫師看“風水”)，但限於當時的條件，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冒險性。當時開壹口鹽井，往往需要五至七人經數年乃至更長時間的艱苦勞動，才能成功。當時鑿井工具主要是鍤、鋤等，以此挖掘作業，故曰“掘井”。由於生產工具不精，兼之固井技術原始，以至井身結構並不完全壹致，有束腰式、立桶式、坑窪式等。由秦至蜀漢，鹽井井口由大到小，有壹逐步發展過程。秦李冰時，“縱廣三十丈”，稱之為鹽井諸陂池”，入西漢後，井口大幅度縮小，不再稱鹽井為“池”。到蜀漢時，又在廣都縣開鑿“小井”成功。
如果開鑿的鹽井打到了鹽鹵，下壹步就是從鹽井中汲取鹵水。汲鹵的方法，各地不盡相同，有的淺井是用竹竿系上水桶，入井汲鹵。多數地區則是“以牛皮為囊，數十人牽大繩以汲取之。自子至午，則泉脈漸竭，乃縋人於繩，令下井以手汲取;投之於囊，然後引繩而上”(《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十五)。“役作甚苦”，勞動強度極大。到了唐代，部分鹽井開始采用機械提鹵，在井側設大車，以人推車汲鹵，用“大牛皮囊盛引水出之”(《元和郡縣圖誌》卷三十三《陵州·仁壽縣》)。
北宋慶歷、皇祐時期，四川井鹽開鑿工藝發生了巨大革新，川西南壹帶出現了新型的卓筒鹽井。不論是深度，或是固井技術方面，都有了顯著的進步。這種新型的竹筒井用“圓刃”沖擊頓挫代替鍤鍬挖掘鹽井，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的竹筒為井壁的小口井代替大口井;以裝有牛皮活塞的竹筒汲鹵器代替牛皮囊，“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啟閉之，壹筒致水數鬥”(蘇軾《東坡誌林》卷四)，取水入竈，煎煮成鹽。這種先進的鑿井方法，節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提高了功效。“大抵深者半載，淺者月余，乃得壹井成就”(《天工開物》卷五《井鹽》)。故私家小戶均能開鑿，所以卓筒井壹誕生，就象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它的興創和推廣，對四川井鹽的發展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鉆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貢獻。據文獻記載，北宋仁宗時有各類鹽井七百二十八余眼，產量達壹千六百三十萬斤。到南宋高宗時期有鹽井四千九百余眼，產鹽六千余萬斤。由於井鹽產量不斷增加，盡管宋代四川人口不斷增加，但仍改變了唐代四川井鹽不能自給的狀況，在宋代做到自給自足，不再仰賴外地供應食鹽。
到了清代，四川鹽業鉆井技術獲得了很大發展。鉆井工具出現了多種形鉆頭和在鉆頭前後兩面開凹形泥槽以及鉆頭加鋼刃等技術，被稱為“龍眼”，即在銼頭上鉆保險孔的技術也發明了。由於鉆井技術的改進，鉆井深度也大為提高，道光十五年(1835)鉆出了井深為1001.42米的燊海井(在今自貢市內)，成為當時世界上第壹口深超千米的井，燊海井的鑿成，標誌著清代四川鉆井技術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並在我國和世界鉆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川井鹽業采用先進科學技術的標誌，是19世紀末第壹部采鹵蒸汽機車的誕生並在富順鹽廠(自貢治區)投產。蒸汽吸鹵機車的問世，標誌著四川井鹽業開始進入近代工業行列。
清初全川井鹽產地，按生產和運輸慣例，自然形成五個生產廠區：其中以富榮鹽廠最為有名(在當時的富順縣和榮縣境內)。據有關統計，富榮鹽廠在極盛時擁有鹽、火井三千至五千眼，煎鍋兩萬余口，年產食鹽二十至三十萬噸，產額占全川壹半以上。其運銷範圍，除四川四十余州縣外，還暢銷貴州、雲南和湖北的百余個州縣，民國28年(1939)將富榮鹽廠所在地獨立為壹個行政區，即現在的自貢市，這樣“鹽都”便成為自貢市的譽稱。建國後，自貢井鹽業得到了進壹步發展，其制鹽工業基礎雄厚，已形成從地質勘探、鉆井采鹵、輸鹵制鹽、綜合利用、機械制造、運輸銷售到情報收集、質量監測、科研開發設計、教育培訓等完整配套的體系，成為四川的鹽業生產中心和全國最大的井礦鹽生產、科研、情報基地，全市制鹽基本實現了真空化。該市鹽產量占全省壹半以上，年原鹽產量約占全國井礦鹽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3) 天然氣與石油
天然氣是壹種清潔的氣體燃料，也是壹種很好的化工原料。四川盆地，歷來就有“油氣之鄉”的美稱。早在兩千二百年前，巴蜀勞動人民就在四川盆地發現了天然氣，在壹千八百多年前已經鉆出了天然氣井。西蜀也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天然氣煮鹽的地區。據《華陽國誌·蜀誌》記載，早在秦孝文帝時(前250)，就曾派李冰太守在四川辦鹽、鑿井、制鹽養生。在鉆鹽井的過程中，首先發現了天然氣。《華陽國誌·蜀誌》記載當時“取井火(即天然氣)煮之，壹斛水(鹵水)得五鬥鹽”。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氣的記載，早於西方國家壹千余年。當時發現天然氣的分布已十分廣泛，如成都、華陽、雙流、峨嵋、洪雅等地都有。日後許多史料證實，位於今邛崍市文井江上遊的“臨邛火井”，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鉆鑿的天然氣井。西漢揚雄《蜀王本紀》，即稱“臨邛有火井，深六十余丈”。西晉文學家張華《博物誌》壹書談到蜀漢丞相諸葛亮曾親臨火井視察。公元557年，宇文覺建北周，特於臨邛火井煮鹽處設置火井鎮;隋末時，升鎮為火井縣。明嘉靖末，張瀚入蜀記：潼川西“有火井，土人用竹筒引火氣煎鹽，壹井可供十余鍋，筒不焦，而所通鹽水輒沸。”(《松窗夢語》卷二《西遊記》)這說明，明代對天然氣(低氣壓井)的利用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到清代，對天然氣的天發更有進壹步發展，富榮鹽場中的榮縣更偏重火井開發，為後來富榮鹽都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四川盆地目前仍然是中國最大的天然氣開采基地。到1975年，全川已建成數十處天然氣田，勘探查明二百多處可能含油氣的地下構造。1976年所鉆的井大部分都在三千至五千米深，有個別達六千多米的超深井。其中主要油氣田有瀘州、自貢、江油等氣田。70年代末天然氣產量已超過五十億方。
四川的石油礦產並不豐富，在四川礦業史中，就儲量和分布而言，遠不及金、銀、銅、鐵、鉛、煤等礦，直到1907年才在資州(今資陽)開辦了規模不大的羅泉井石油礦。但是值得壹提的是，中國第壹口石油豎井就誕生在四川峨嵋山下的嘉州(今樂山)。該石油豎井開鑿的深度達九百米，開創了中國鉆井取油的新時代。這個成就在當時居世界第壹位，比北美和歐洲早三百多年。
(4) 造紙術與印刷業
自東漢蔡倫發明造紙術後，四川的造紙業也隨之發展起來。兩晉南北朝時期，四川的造紙業集中在成都地區。入唐以後，四川的造紙業有了較大的發展，益州(今成都)的造紙業最為發達，是全國著名的造紙中心。五代時，南唐李後主還特意派人“求紙工於蜀”(陳師道《後山叢談》卷壹)，仿造蜀紙，著名的澄心堂紙就是在蜀工的指導下創制出來的名貴紙張。
四川是著名的麻類作物種植地區，特別是蜀麻，質量好，產量多，所以這裏的造紙原料，主要是麻。直到宋代，仍然還是“蜀中多以麻為紙”(蘇易簡《文房四譜》卷四《紙譜》)。此外，四川地區也以樹皮為造紙原料，最常見的是用桑科的構樹皮制作皮紙，稱為谷紙，亦稱楮紙。在唐代，劍州、雅州、萬州生產的蠲紙，也是以樹皮為原料。
紙分生紙和熟紙兩大類。生紙是指直接從紙漿中抄出曬幹的未加工紙，熟紙是指對生紙進行過各種技術處理的加工紙。《唐國史補》卷下《敘諸州精紙》說，蜀紙有“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箋”。這些著名的蜀紙就是經過砑光(用細石碾磨生紙)、塗布(在生紙的表面先塗壹層白色粉料，再砑光)、施膠(為防止紙張洇水，塗布後，施以膠礬)、染色(主要以黃蘗染紙，以防蟲蠹。為了增加紙張的美觀程度，也用其他染料染紙)、灑金(用金、銀粉裝飾紙張)、印花(在紙上印制暗花)等技術處理的加工紙，即熟紙。
四川紙張的規格，差別極大，通常分為大小兩種，大紙多用於繪畫、裱糊。當時的紙箋多是大幅紙。唐憲宗元和年間，寓居成都的女詩人薛濤“好制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剩，乃狹小之”(錢易《南部新書》卷七)，從而創制出壹種新樣小箋，“短而狹，才容八行”(《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二《成都府·土貢》)，同時用胭脂把箋紙染成深紅色。這種紅色小箋既便於寫詩，又顯得十分雅致，因而深受文人喜愛，成為名噪壹時的佳品而風靡全國。此後，四川的其他彩箋也都按照薛濤所創制的樣式，改為小箋，通稱為薛濤箋。
宋代的社會經濟和科學文化都較唐代有了很大進步，古代的造紙技術也發展到成熟階段，造紙的產地和品種越來越多，紙的用途越來越廣。特別是竹紙的發明和大量生產，標誌著進入了造紙史上的新紀元。北宋時四川尚未生產竹紙，南宋時竹紙生產也很不發達。但宋代四川的麻紙、楮皮紙和各種加工紙，在唐和五代的基礎上，仍有長足的發展，不失為全國的重要造紙基地。長期的生產實踐，還使人們發明了水力搗漿造紙和認識到水中雜質對造紙的不良影響。所以當時紙廠往往建於靠近清水河流的岸邊和山間清泉之處。既保證造紙用水，又利用水力搗漿。成都城南百花潭、浣花溪，水清異常，造紙最佳，這壹帶從事造紙的達數十百家之多，是著名的造紙基地。
宋代四川加工紙中，除繼續生產唐代名噪壹時的“薛濤箋”外，還出現了與“薛濤箋”齊名的“謝公箋”。謝公箋是謝景初(1019—1081)在成都浣花溪出意制造的十色書畫箋，比“薛濤箋更為豐富多彩，為時所重。”加工紙中的水紋紙的品種，更比唐代為多。所謂水紋紙，是指迎光看時能顯出簾紋以外發亮的線紋和圖案的紙，以增加紙的潛在美。它的制作方法，壹是在紙簾上用線編成紋理或圖案，凸起於簾面，抄紙時此處漿薄，故紋發亮而顯於紙上;二是將雕有紋理或圖案的木制或其他材料模子，用強力壓在紙面上，使紙上隱顯紋理。現在世界各國通用的證券紙和信紙等水紋紙，都是根據這個原理制成的。宋代四川水紋紙的品種很多，有布紋、綾綺紋、人物花木紋、蟲鳥紋、鼎彜紋等，變化多端，千形萬態，生趣盎然，別具壹格。
宋代四川蜀紙不如徽紙、池紙輕細，不便於運輸。這是蜀紙的壹大缺點，限制了它的銷路。但蜀紙厚重堅韌、潔白而耐折疊，不易磨損的優點，又非隨手便裂的早期竹紙所能替代。因此，無論是唐代或宋代，印刷用紙，特別是對紙質要求高的書畫用紙，大都用麻紙和楮紙。其中紙幣因流通關系，磨損厲害，兩面又要印刷各種復雜的圖案和暗記，對紙張要求更高，幾乎為蜀紙所獨占。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北宋四川交子，就是“制楮為券”，用蜀紙印刷的。以後全國各地的錢引、會子等紙幣，亦都用蜀紙印刷。因此，盡管四川竹紙生產較江浙落後，但由於麻紙、楮紙、加工紙生產的發展，四川仍是全國重要的造紙中心之壹。
四川造紙業的發展，為印刷提供了條件，大大推動了四川雕刻印刷業的繁榮。
印刷業是由於雕版印刷術的發明而在唐代開始形成的壹個新興手工業部門。雕版印刷是從印章、拓石逐漸演變而成的壹種復印方法，這種印刷方法，大約在唐代初期就已經出現。中唐以後，雕版印刷逐漸在民間普及，其中長安和成都的印刷業最為繁榮。唐末，成都進壹步發展成全國最主要的印刷中心，宋人朱翌說：“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成都)始有墨板”(《猗覺寮雜記》卷六)。《宋國史誌》也說：“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書、小學(語言、音韻學)。”雖然雕版印刷並不是始於唐末的益州，但是四川在我國雕版印刷的創造階段，確實占有重要地位，民間大量雕印農書、歷書、醫書、字貼和各種各樣的佛、道書籍。
五代中原戰亂，衣冠之家(官紳、學人等)多避亂蜀中，大批圖籍流入四川。壹時文人薈萃，詩詞又極盛;佛道盛行，寺觀林立，高僧名道輩出，信徒眾多。這壹切都促進了民間印刷業的發展。前蜀武成二年(909)，任知玄自出俸錢，雇傭良工，開雕印行杜光庭《道德經廣義》三十卷，使人持誦(《古文舊書考》卷壹)。後蜀宰相毋昭裔更是大規模刊印書籍。這就使四川的印刷業進入廣泛雕印圖籍的新階段，為宋代四川印刷業的鼎盛奠定了基礎。
宋代的雕版印書事業較唐代有了空前的發展，成為我國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四川在唐代就經濟發達，又出產印書的好材料——益州麻紙。從唐末到五代，四川壹直是全國印刷中心之壹，為宋代四川印刷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宋代四川經濟較唐代發達，文人學者需要閱讀和出版的書籍很多。加上官府的提倡，致使官刻和私刻圖書都很發達。宋人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記：“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發印版，殆不減杭州，但紙質不佳。”四川和杭州、福建成為全國三大雕板印刷中心。四川印刷出版事業規模之大，數量之多，遠遠超過了唐代和五代，對當時和後代的科學文化的傳播都起到了很大作用。雕版印刷廣布於成都、眉山、什邡、雙流、臨邛(邖崍)、金堂、瀘州、銅梁、潼川、遂寧、綿竹、嘉州、益昌(廣元)、忠州(忠縣)、資州(資陽)、夔州(奉節)等州縣。而以成都、眉山雕版印刷業最為發達。
宋代的四川官刻圖書，以雕印《開寶藏》《太平禦覽》《冊府元龜》三部巨著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開寶藏》的雕印是宋代第壹次規模巨大的官府出版工作。全藏五千零四十八卷，刻板十三萬塊，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七字，歷時十三年，從開寶四年(971)到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竣工。這是佛教史上第壹次開雕《大藏經》，也是我國歷史上第壹次印行的壹部佛經總集。《開寶藏》的雕刻，培養了大批雕印工人，積累了豐富的雕印經驗，對推動四川和全國印刷業的發展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此外，四川官刻圖書尚有《周易》《華陽國誌》《水經註》《三國誌》等。南宋紹興十四年(1144)眉山漕司刻印的《宋書》壹百卷、《魏書》壹百壹十四卷、《梁書》五十三卷、《南齊書》五十九卷、《北齊書》五十卷、《周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六卷，為版本學上有名的《眉山七史》，又稱《宋蜀刻七史》。這七部史書版，歷宋經元至明，曾多次修補重印，至今流傳不稀，在全國很多大圖書館都藏有此類書的三朝本。
除官刻圖書外，四川的私刻圖書也很發達。私刻圖書又分書坊、書肆和私家刻書，簡稱坊刻和私刻。私家刻書的目的，多是為了保存和傳播文化，顯名於世。坊刻圖書則主要是為了贏利賺錢。特別是毋昭裔大量刻書，他的子孫在宋代以出售圖書致富，更 *** 了四川坊刻圖書的發展，使私家刻書的風氣大開。宋時成都辛氏，臨邛韓醇、李叔廑，蒲江魏了翁，眉州(眉山)蘇林，三臺劉甲，都是著名刻書之家。廣都(雙流)費氏進修堂、裴宅、西蜀崔民書舍、眉山程舍人、眉山萬卷堂、眉山書隱齋，都是著名坊刻印書之所。宋代四川私刻業主為了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還在世界上首創了兩項保護印刷出版單位權益的規定。壹是註明印行圖書的單位，防止他人假冒。現殘存宋蜀刻《新編近時十便良方》十卷，書末就有“萬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行，庶便檢用，請詳鑒”字樣(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六《宋刻書之牌記》)。開創了印行圖書，註明出版發行單位的規例。二是開創了“版權所有，不許翻印”的禁約。現存“五松閣”仿眉山程舍人宅王偁《東都事略》，自錄後就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復版”的長方牌記(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二《翻版有禁例始於宋人》)。
四川雕印的圖書稱蜀本、川本。宋刻蜀本同其他刻本相比有顯著特點。壹是宋蜀刻本數量多，流傳廣。“宋時蜀刻甲天下”(民國《華陽縣誌·藝文二》)，“吾蜀文集巨細畢備”(《太平禦覽》蜀刻本《蒲叔獻跋》)。四川是保存和刊印圖書最多的地區之壹。在宋代和後代，我國很多圖書都是根據宋蜀刻本翻印刊行，得以繼續流傳和保存。二是宋蜀刻本，依據古本雕刻，精於校勘，內容可靠。宋代四川的刻書家，往往是著名的藏書家和精通古籍、長於校讎的專家。他們在雕印書籍時，盡量依據原藏善本精心校讎。所以今天人們仍然十分重視宋蜀刻本，把它作為校勘古代文獻的好版本。第三，宋蜀本還有板好、字好、墨好、紙好等優點。宋代四川雕版多用梨木，紋細質優，既能長期保存，又便於雕刻。廣都費氏刻印的大字本《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也稱龍爪本，以及今日傳世的宋蜀刻《春秋經傳集解》，字大如錢，墨光如漆，聞之猶有清香之味，都壹直為人們所稱譽。宋人葉夢得就認為“蜀本在建本之上”(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六《宋刻書紙墨之佳》)。明人胡應麟亦說，“蜀本宋最稱善”(《少室山房筆叢》卷四)。
宋代四川還印刷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套版印刷紙幣，不但是印刷史上的重要裏程碑，在貨幣史上也是壹次革命。
兩宋時期四川蓬勃發展起來的雕版印刷事業，在南宋末年元兵入蜀，四川長達半個世紀的戰爭焚掠下，受到極大摧殘，四川印刷業壹落千丈。明末清初四川大動亂，圖書文物幾乎蕩然無存。到了清代，隨著四川經濟的發展，文化教育也開始恢復發展，具有悠久傳統的四川刻書業得到迅速復蘇，並進而發展起來。乾嘉時期，四川書坊又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外省的刻書技術和經驗，隨著湖廣、陜西、江西、廣東等省人的大量入川開墾、作工、經商以及省內外文化交流，也傳到了四川，促使四川刻書業更加興旺發達。隨著四川刻書業的發展，逐漸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成都幫、嶽池幫、重慶幫、綿竹幫四大幫口。按刻書的性質，又有官刻、學刻、寺刻、私刻和商刻等分工。在刻字印書的過程中，清代四川已在實踐中形成了包括：備料、寫版、畫版、校對、清版、貼樣、刻版、打樣、校對、付印十項工藝流程。清代四川的書版除大量是整塊版子雕刻而成外，活字印刷已較廣泛使用。清代四川還出現了許多有名的畫版、刻字工匠，他們以自己高超的寫板、刻字技藝，刻出了不少有價值的書籍，為四川雕刻印刷業的繁榮和保存四川文化典籍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