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生於公元365年，是中國最早的田園詩人。陶淵明生活的時代，朝代更叠，社會動蕩，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公元405年秋天，陶淵明為了養家糊口，來到離家鄉不遠的彭澤當縣令。這年冬天，他的上司派來壹名官員來視察，這位官員是壹個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壹到彭澤縣的地界，就派人叫縣令來拜見他。
陶淵明得到消息，雖然心裏對這種假借上司名義發號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只得馬上動身。不料他的秘書攔住陶淵明說：“參見這位官員要十分註意小節，衣服要穿得整齊，態度要謙恭，不然的話，他會在上司面前說妳的壞話。”
壹向正直清高的陶淵明再也忍不住了，他長嘆壹聲說：“我寧肯餓死，也不能因為五鬥米的官餉，向這樣差勁的人折腰。”他馬上寫了壹封辭職信，離開了只當了八十多天的縣令職位，從此再也沒有做過官。
從官場退隱後的陶淵明，在自己的家鄉開荒種田，過起了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在田園生活中，他找到了自己的歸宿，寫下了許多優美的田園詩歌。他寫農家人生活的悠然自得：“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他寫自己勞動的感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他也寫農人勞作的甘苦：“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
然而，田園生活既是美好的，也是十分艱辛的，不勞作就沒有收獲，遇到天災人禍，即使勞作也是壹無所獲。晚年的陶淵明生活貧困，特別是壹場大火把他的全部家當毀於壹旦之後，全家人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到六十三歲時，陶淵明在貧病交加中去世。
陶淵明的最大成就，在於他以自己的親身體驗為基礎，以自己卓越的詩歌才華，極大地豐富了農事和田園題材的創作。以前詩中罕見的桑、麻、雞、狗等平凡事物，壹經他寫入詩中，無不生趣盎然；而他描寫大自然的親切，常常能激起人們的無限向往。
除詩之外，他還給後人留下不少精美的散文，其中最著名的有《桃花源詩並記》等。在這篇作品中，作者描繪了壹個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在那裏沒有動亂，沒有朝代變更，沒有國家君臣，沒有徭役賦稅，百姓過著豐足、與世無爭的美好生活。作者以優美的語言，使這篇作品產生了永久的魅力，以至後世人們壹直把這種空想的社會稱作“桃花源”。
官場中少了壹位官僚，文壇上多了壹位文學家。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的故事，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剛直不阿、不附勢趨炎的寫照。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壹個人不願意犧牲自己的氣節去換取某種物質利益，也常常說“不為五鬥米折腰”。
莊子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莊子 秋水》）
莊子此時面臨著這樣的選擇：前面是清波粼粼的濮水以及水中從容不迫的遊魚，背後則是楚國的官位——兩者巨大的差距使這道選擇題看起來十分容易。但是大概楚威王也知道莊子的脾氣，所以用了壹個“累”字，只是莊子要不要這種“累”？多少人在這種“累”中體味到權力給人的充實感和成就感？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莊子持竿不顧。
濮水的清波吸引了他，他無暇回頭看身後的權勢。他那麽不經意地推掉了在俗人看來千載難逢的發達機遇。他把這看成了無聊的打擾。他只問了兩位衣著錦繡的大夫壹個似乎毫不相關的問題：楚國水田裏的烏龜，它們是願意到楚王那裏，讓楚王用精致的竹箱裝著它，用絲綢的巾飾覆蓋它，珍藏在宗廟裏，用死來換取“留骨而貴”呢，還是願意拖著尾巴在泥水裏自由自在地活著呢？兩位大夫此時倒很有壹點正常人的心智，回答說：寧願拖著尾巴在泥水中活著。
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這個故事，即便不是客觀的歷史事實，至少是莊子的心靈真實的反映。它體現了莊子超凡脫俗的大智慧中生長出來的清潔的精神，又由這種清潔的精神滋養出拒絕誘惑的驚人內力。莊子的這種堅持，讓我們知道精神可以達到的高度，更提醒我們：精神是有貞操的。事實上，莊子的行為，確實使壹代代“學而優則仕”的讀書人，在取得世俗的成功的同時，內心裏總存有秘而不宣的羞恥感。
周恩來,雖然不是古代的，但也想提
周恩來的壹生，是坦蕩無私，淡泊名利，壹心為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壹生。首先，是壹心為公，淡泊名利。周恩來到中央蘇區時，盡管大家由於折服其才能而推薦他做紅壹方面軍的總政委，但他執意不肯，而強調毛澤東的經驗、長處，堅持重新任命毛澤東為總政委。在遵義會議上，他作為 “三人團”成員之壹，在全力支持毛澤東的同時，主動承擔責任，自我批評，避免會議可能出現的僵局，確保會議成功。會後，他作為“黨內委托在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自覺地退居於助手的地位，讓毛澤東全權指揮紅軍的軍事行動，確保毛澤東在黨內軍隊的領導地位的逐步確立。其次，是顧全大局，相忍為黨。周恩來認為“領導者在必要時應忘記他所受的侮辱”。在中國革命的復雜環境中，處在黨內鬥爭漩渦之中的他，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他總是忍辱負重。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面對黨內鬥爭中對自己的各種誤解，甚至是惡意中傷，他報以忍受和緘默，竭力維系黨的團結統壹。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當他組織實施反冒進受到錯誤批評時，盡管心情很沈悶，但仍然努力忘卻所受的屈辱，帶領周圍同誌團結奮鬥，勤奮工作，以盡量減少思想路線的失誤帶來的損失。三年困難時期上下交困，怨言頗多，為顧全大局，即使有些問題不是他的責任，他也毫無怨言地主動承擔起來，以求大家向前看。“文化大革命”中，盡管他自己處境十分艱難，仍然表現出壹個***產黨人的能容天下難容之事的博大胸懷。他壹方面以血肉之軀挺身抗擊，力挽狂瀾；另壹方面又顧全大局，忍辱負重，苦苦周旋，苦撐危局，以維護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第三，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周恩來曾說過“人民的世紀到了，所以應該像牛壹樣努力奮鬥，團結壹致，為人民服務而死。”“為人民服務而死”，這是他畢生的追求，也是對他壹生最好評價。為了民族的解放，他南征北戰，出生入死，臨危不懼，處險從容。為了國家的強盛，人民的幸福，幾十年如壹日，日理萬機，三更未眠五更起，緊張、不知疲倦在工作。1972年，身患癌癥的他仍抱病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以古稀之年，承擔了超負荷的工作，常常連續工作幾個晝夜，累了只能扶著椅子歇歇，生怕“壹坐下就會睡著”！1976年，彌留之際的他從昏迷中醒來，便對醫生說，我這裏沒有什麽事了，妳們還在這裏幹什麽呢？快去照顧其他同誌要緊，他們那裏更需要妳們。他投身革命的大半個世紀裏，傾心血於人民，盡赤膽於祖國，唯獨沒有自己。他真正地成為世人欽羨的“壹個高尚的人，壹個純粹的人，壹個有道德的人，壹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壹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總之，周恩來精神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文化精神和崇高的***產主義精神的完美統壹，是***產黨人理想精神的集中體現，是中國時代精神的集中體現，具有永恒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