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365?～427)，字元亮，壹說名潛，字淵明，號五柳先生，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友人尊他為陶征士，私謚靖節，世稱陶靖節、靖節先生。曾任彭澤縣令，因稱陶彭澤、陶令。他是東晉最傑出的詩人，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偉大詩人之壹，生活在晉宋易代之際。他的壹生大致分為三個時期。
(壹)、居家讀書時期
這壹時期從陶淵明出生到29歲。此間他生活的主要內容是居家讀書。?
陶淵明出身於破落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以軍功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但因早年孤貧，被譏罵為“小人”和“溪狗”(見《晉書·陶侃傳》)，又被視為有篡位野心的人。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外祖父孟嘉是征西大將軍桓溫長史，又是東晉名士。父親陶逸也曾做過官吏，在陶淵明幼年時就去世了。陶淵明對先輩，尤其對曾祖與外祖父是崇敬的。他說：“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勛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近而可得!”(《命子》)這是在贊揚曾祖的功德，並以此教誨孩子。他稱頌外祖父是：“行不茍合，言不誇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愈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他說父親是：“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茲慍喜。”(《命子》)他們對陶淵明思想與人格的形成有壹定的影響。
由於父親早逝及戰亂等原因，至陶淵明時家道衰落。陶淵明的少年和青年時代是在柴桑農村度過的。自稱：“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與子儼等疏》)“弱年逢家乏。”(《有會而作》)好友顏延之也說他“少而貧苦，居無仆妾，井臼弗任，黎菽不給”(《陶征士誄》)。他的“窮苦”並不壹定如同農民，但家境不十分富裕當屬實情。此間他潛心學習經籍。自稱：“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與子儼等疏》)“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晉書》本傳說他“少懷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陶淵明儼然是個超脫“塵事”、忘乎“世情”的讀書郎。
其實，陶淵明並沒有完全忘卻“塵事”與“世情”，他有建功立業的雄心壯誌。曾說：“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擬古》其八)“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撫劍”、“行遊”的舉動正是他欲有所為心態的反映，“猛誌”二句正是他胸懷大誌的慷慨陳詞。其“猛誌”所指，即他在《感士不遇賦》中所說的：“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這至少說明三個誌向：壹是忠君孝親，二是弘揚信義，三是誠心獲顯。這三個誌向的宗旨是做壹個“大濟於蒼生”(《感士不遇賦》)的好官。
(二)、時仕時隱時期
這壹時期從陶淵明29歲任州祭酒到晉安帝司馬德宗義熙元年(405)辭去彭澤縣令。此間他***四次出仕，擔任過五個官職。
1、任州祭酒——陶淵明第壹次出仕
陶淵明為扶濟家境的“窮苦”，更為實現“大濟於蒼生”的“猛誌”，29歲時走出書齋，應征為江州祭酒。《宋書》本傳稱他“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祭酒壹職，研究者多認為即別駕祭酒，職位較高，居僚職之上。“不堪吏職”，研究者則多有分歧，壹說是陶淵明不屑於事從刺史王凝之這位五鬥米道徒(見逯欽立《陶淵明年譜稿》)，壹說是陶淵明不堪吏職之繁並非因為王凝之(見袁行霈《陶淵明年譜匯考》)。陶淵明“解歸”後，又被召為州主簿，他辭而不就。
2、入桓玄幕——陶淵明第二次出仕
陶淵明辭去州祭酒後不久，即他30歲時，妻子去逝(大約33歲時又娶翟氏)，可謂家門不幸。此時，國事也是雪上加霜。晉孝武帝司馬昌明太元二十年(395)，會稽王司馬道子專權。武帝擢親信王恭、殷仲堪等，使居內外要職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國寶與其從弟王緒為心腹。於是朋黨競起。東晉王朝的權臣桓溫之子桓玄，在動蕩的時局中勢力不斷增強。晉安帝隆安二年(398)，30歲的桓玄被詔命為江州刺史，又被推為盟主。隆安四年(400)，桓玄為督荊、司、雍、秦、梁、益、寧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荊州為中心，擁有全國三分之二的地盤，壹時聲威大振，許多士人紛紛入其軍幕以展大誌。陶淵明大約在這前後入桓玄幕任事。
陶淵明具體何年入桓玄幕，入幕後居何職務，由於史料不足，尚難下定論。但他於隆安四年(400)和五年(401)在桓玄幕任事倒有確證，這就是他的三首詩：《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前二首中的“庚子歲”即隆安四年(400)，寫陶淵明奉桓玄命出使京都建康，完成使命後，返回桓玄幕，途經潯陽，回家探親，遭遇逆風，舟不能行，暫住規林的情景。使京的使命，據逯欽立說是為桓玄上疏請討孫恩(見逯欽立《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這可備壹說，不是定評。既是奉命使京，足見陶淵明為桓玄信任。後壹首中的"辛醜歲"即隆安五年(401)，寫陶淵明因假期已滿，從家返回江陵(荊州治所)桓玄幕赴職，夜經塗口時的情景。此年冬，陶淵明的母親孟氏病逝，他便辭去桓玄幕的差事，結束了前後大約兩三年的第二次仕宦生活，守喪居家 。
陶淵明入桓玄幕的原因大致有三：壹是他本有入仕展誌的動機，二是他對桓玄整飭晉室綱紀抱有幻想，三是他的外祖父孟嘉曾為桓玄之父桓溫的長史而有世交。如果認為陶淵明入幕是助桓玄篡晉，就會與理相悖，也與史不合。桓玄於安帝元興二年(403)十二月篡晉即皇帝位時，陶淵明已經離開了兩年，他不是算命先生，兩年前不可能知道桓玄要篡晉自立。不然的話，陶淵明的第三次出仕也會令人費解。
3、任鎮軍、建威參軍——陶淵明第三次出仕
《宋書》本傳、《晉書》本傳都說陶淵明“復為鎮軍、建威參軍”。這樣看來，陶淵明任鎮軍、建威參軍是連貫的兩件事。
陶淵明有首題為《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詩，寫他始任鎮軍參軍壹職時，途經曲阿的情景。“鎮軍參軍”即鎮軍將軍的參軍。這個鎮軍將軍，據《文選》卷二十六李善註在此詩下引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研究者多從此說。宋武帝即劉裕。元興三年(404)二月，劉裕率眾征伐桓玄；三月，入建康，任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並八州諸軍事；四月，在潯陽的桑落洲擊敗桓玄軍，進據潯陽，加都督江州諸軍事；五月，在崢嶸洲又大敗桓玄軍。桓玄戰敗西逃，欲入蜀，途中被殺。(見《資治通鑒》卷壹百壹十)陶淵明"始作"鎮軍將軍劉裕參軍，應在元興三年(404)四月劉裕擊敗桓玄軍之後。他任此職，最多也不過壹年就辭去了。
陶淵明辭去鎮軍參軍後，並沒有馬上回家，而是又任了建威參軍。他有首題為《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寫他任建威參軍期間奉命出使京都，途經錢溪的情景。“乙巳歲”即安帝義熙元年(405)，“建威參軍”即建威將軍的參軍。這個建威將軍，當指劉敬宣。劉敬宣於元興三年(404)四月遷為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守潯陽；義熙元年(405)三月底辭去此職改任宣城內史。隨著劉敬宣的離去，陶淵明也辭去了任期很短暫的建威參軍壹職，返回鄉裏。?
4、任彭澤縣令——陶淵明第四次出仕
陶淵明最後壹次出仕是義熙元年(405)八月，任彭澤縣令。他在《歸去來兮辭》序中說明了出任此職的情況。他說“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於是在“親故”的勸說和時任太常卿的“家叔”陶夔的引薦下，出任了此職。到任後，他深感“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誌”，又逢“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於是“自免去職”。就這樣，“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的陶淵明於“乙巳歲十壹月”辭去彭澤縣令，結束了他壹生中的仕宦生涯，返家歸田了。陶淵明此次去職的原因，《宋書》本傳載為：“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亦見蕭統《陶淵明傳》、《晉書》本傳)對此，有人認為是傳聞，但不妨備為壹說。
(三)、歸隱田園時期
這壹時期從陶淵明辭去彭澤縣令到宋文帝劉義隆元嘉四年(427)去逝。此間他曾於義熙末被征著作佐郎而不就，生活的主要內容是閑居、種田、讀書和創作。
對陶淵明來說，歸隱田園是快心的事，但他歸田後的第三年(408)，“草屋八九間”被突如其來的大火燒了個精光，不得不暫居到船上：“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壹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戊申歲六月中遇火》)火災後壹年，由柴桑移居南村，生活逐漸困難，以至後來常得友人接濟。陶淵明"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晉書》本傳)。《宋書》本傳載：“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陶淵明臨終前的壹段時間裏，生活貧困已極，甚至乞食。他在《乞食》詩中說：“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裏，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江州刺史檀道濟前來拜訪，見他“偃臥瘠餒有日”，就勸他出仕，並饋以粱肉，被他“麾而去之”(見蕭統《陶淵明傳》)。大約他預感到將不久於人世，寫了壹生中的最後詩篇《挽歌詩》三首，以及絕筆《自祭文》，於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十壹月，卒於故裏。
二、陶淵明的思想
陶淵明的思想，歷來都是研究者極為關註的論題，出現了所謂主儒家說、主道家說、主玄家說、主老子說、主莊子說、主儒釋道合壹說的分歧與考辨。陳寅恪稱陶淵明“實為吾國中古時代之大思想家”(《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是有卓識的。這裏主要從兩方面加以說明。
(壹)、陶淵明堅守“固窮”的思想?
“固窮”即窮而不移。“窮”不是“貧”，是走投無路，當然壹個人“貧”了往往也就“窮”了，反之亦然，所以二者又是密切關聯的。"固"即安守不移，指不失氣節和人格。“固窮”是壹種人生境界，也是壹個道德準則。此詞源出《論語·衛靈公》：“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本屬儒家思想範疇。
陶淵明在詩文中寫到“固窮”的有六處：“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癸卯歲十二月中與從弟敬遠》)“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飲酒》其二)“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飲酒》其十六)“誰雲固窮難，邈哉此前修。”(《詠貧士》其七)“寧固窮以寄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賦》)“斯濫豈攸誌，固窮夙所歸。”(《有會而作》)可見，堅守“固窮”，在陶淵明人生觀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對古代能堅守"固窮"的人極為推崇。如《詠貧士》中的阮公、榮叟、黔婁、袁安、張仲尉、黃子廉六位貧士，《扇上畫贊》中的八位隱士，《飲酒》中的伯夷與叔齊、顏回與榮啟期，《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中的長沮與桀溺，《贈羊長史》中的商山四皓等，都是他崇拜的對象。在陶淵明看來，他們是不求功名利祿、潔身自好、安貧樂道的高土，也是他效法的榜樣，正如他在《詠貧士》其二中所說：“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所以，“固窮”已成為陶淵明精神的寄托和支柱，是其為人處世的原則和標準。
“固窮”有個堅固的思想基石，這就是“道”，即儒家倡導的品德和節操。在陶淵明詩文中，曾多次出現"道"字，其義也因上下文表義的不同而有差別，其中不少就屬於儒家思想的範疇。如“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的“道”，指常理；“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飲酒》其三)的“道”，指做人的道理；“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與“懷正誌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感士不遇賦》)的"道"，指治世之道；“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榮木》序)與“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同上)的“道”，指儒家學說；“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飲酒》其十壹)與“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詠貧士》其五)的“道”，指安貧樂道之道。所以，陶淵明堅守“固窮”又不是壹味地追求“固窮”，而是以此保持純潔的品德和節操，不因為求取高官厚祿而玷汙自己。他特別崇敬孔子，熟諳儒家學說，詩文中引用儒家經典的地方很多，僅《論語》就有37處(見《朱自清古典文學論集·陶詩的深度》)。如“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中的"憂道"句即是《論語·衛靈公》中孔子的原話。他又化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裏正》)為“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詠貧士》其四)，化孔子“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為“斯濫豈攸誌，固窮夙所歸”。因此說，陶淵明的“固窮”是以儒家所倡導的個人品德和節操為思想基石的。梁啟超《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曾說陶淵明是“儒家出身”，“壹生得力處都在儒學”。堅守“固窮”就是表現之壹。
其實，陶淵明堅守"固窮"很不容易，內心的鬥爭很激烈。他雖然“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五柳先生傳》)，但是並沒有完全放棄功名與富貴。對此，他也不隱諱。如他說：“豈忘襲輕裘，茍得非所欽。”(《詠貧士》其三)“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同上其五)如果說陶淵明壹生的家庭生活是“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有會而作》)，那麽他壹生的政治理想則為：少年時是“猛誌逸四海”(《雜詩》其五)，中年時是“有誌不獲騁”(同上其二)，老年時是“猛誌固常在”(《讀山海經》其十)。這說明，陶淵明有儒家的入世精神，如果有機會，他是不會死守“固窮”的。他的四次出仕主要是為了“大濟於蒼生”，但也有相當大的扶濟自己“窮苦”、“家貧”的因素，如他在《飲酒》其十九中說：“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在《歸去來兮辭》序中也說：“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但他畢竟又是個“茍得非所欽”的人，曾自稱“好爵吾不縈，厚饋吾不酬”(《詠貧士》其四)。在政治腐敗、門閥嚴格、官場黑暗、猛誌難展的情況下，陶淵明對“饑凍雖切，違己交病”的體味是極其深刻的。他常常是懷著“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的忐忑不安的心態出仕，懷著"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同上)與“駟馬無貰患，貧賤有交娛”(《贈羊長史》)的恬淡平靜的心態歸隱。可以說，陶淵明的壹生是“貧富常交戰”的壹生，也是“竟抱固窮節”與“猛誌固常在”相交匯的壹生。
(二)陶淵明崇尚“自然”的思想
“自然”壹詞不見於《論語》、《孟子》，是老莊哲學的精髓。如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莊子說：“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莊子·應帝王》)在這裏，“自然”即自然而然、自自然然，也就是平常所說的天然，指萬事萬物沒有人為因素的狀態。
在陶淵明詩文中，“自然”壹詞出現四次，其義也隨文而異。壹在《歸園田居》其壹：“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這個“自然”指自由無拘，與“樊籠”相對。二在《歸去來兮辭》序：“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這個“自然”指天然如此，是壹種自在的狀態，是“質性”的具體表現，與“矯厲”相對。三在《形影神》序：“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這個“自然”指消除人生弊病的手段。“形”苦於人生短暫而想飲酒行樂，“影”苦於善名難立而求立善遺愛。“神”認為飲酒反讓人短壽，立善沒有人稱譽，人總是要死的，應順應自然，用不著自己多考慮。“形”的主張反映了陶淵明無可奈何的情緒，“影”的主張反映了陶淵明對當時社會善惡不分的認識，“神”的主張才是陶淵明的正面意見。四在《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這個“自然”猶如“天籟”，指壹種審美標準。陶淵明認為“自然”的就是美的。由此看來，陶淵明的自然觀與老莊的自然觀不是沒有關系。他深受老莊思想的影響，在詩文中有70篇用了《老子》、《莊子》的典故，***77處之多(見日本學者大矢根文次郎《陶淵明研究》)。朱熹所謂“淵明所說者莊老，然辭去簡古”(《朱子語類》卷壹百三十六)，也不是沒有道理。?
陶淵明崇尚“自然”的思想表現在諸多方面，這裏主要談三點：
其壹，表現在道德修養上的“抱樸含真”。
“抱樸含真”即抱守自然的本性，不為外物所誘惑。《老子》十九章：“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莊子·漁父》：“真者，精誠之至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王弼在《老子》二十八章註道：“樸，真也。”所以，“抱樸含真”重在表示壹種素樸純真的人性與心態，即至情至性的道德修養。這是陶淵明道德修養的準則，又是其人生哲學的重要內容。他說：“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智巧既萌，資待靡因。”(《勸農》)“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樸守靜，君子之篤素。”(《感士不遇賦》序)從此不難看出，陶淵明對“抱樸含真”、“抱樸守靜”這壹本色自然的道德修養的傾慕與追求。正因為如此，陶淵明對“真”、“養真”的重視便非同壹般。它們在其詩文中也多次出現。如：“真想初在襟，誰謂行跡拘。”(《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其五)“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連雨獨酌》)“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所以，陶淵明始終能保持壹種獨立自由的心態和精神，即使入仕後也能不受拘束，甚至以舍棄官祿來守住這個“真想”。陶淵明講“真”也講“偽”。他說：“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感士不遇賦》序)這個“偽”與“真”、“樸”或說“自然”是相對的，也是陶淵明所不願看到的。
其二，表現在生活道路上的“歸園田居”。?
“樸”與“真”不僅要“抱”和“含”，而且要“養”，這就需要環境和條件。這環境和條件之於陶淵明，就是“衡茅下”，即遠離汙濁的官場與繁雜的塵世而“歸園田居”。據日本學者堀江忠道《陶淵明詩文綜合索引》統計，"歸"字在陶淵明詩文中出現高達55處。除表達返歸自然、歸於空無之義外，有不少就是表達歸居田園之義的。如“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歸園田居》其三)“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歸去來兮辭》)“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裏。”(《飲酒》其十九)陶淵明在詩文中寫到田園生活、田園風光的地方更多(詳見後)。在他筆下，田園幾乎就是自由自在、質樸純真的所在，是與官場、塵世相對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歸園田居”就是歸自然居。所以，當他退出官場而“歸園田居”時，有壹種“復得返自然”的輕松愉悅、如釋重負的解脫之感。?
其三，表現在生死觀念上的“縱浪大化”。?
陶淵明詩文中高頻率出現的還有個可與“自然”通釋的“化”字。它有時單獨使用，有時與“大”、“萬”、“乘”、“騰”、“憑”等結合使用，又總是與人的生死緊密相聯。如：“目送回舟遠，情隨萬化移。”(《於王撫軍座送客》)“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己酉歲九月九日》)“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這是講萬物都處於變化之中，新陳代謝總是相因“尋繹”與“化遷”的，人的感情與生命歷程也隨之推移。“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悲從弟仲德》)“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歸去來兮辭》)“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形影神》)“形跡憑化往，靈府長獨閑。”(《戊申歲六月中遇火》)這是講人的生命必將“乘化”而去，“我無騰化術”，死亡是“不復疑”的。可見，“化”是壹種非人力能抗拒的規律。那麽，人之於“化”又該如何呢?陶淵明說：“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形影神》)“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讀山海經》其十)“余今斯化，可以無恨。”(《自祭文》)這是講人有生有死，從生到死也是“化”，同樣是壹種非人力能抗拒的規律，所以有生之年當“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死亡降臨之時當“無慮”、“不復悔”、“無恨”。在陶淵明看來，人“同物”壹樣都接受了“大塊”之“氣”的撫育(見《感士不遇賦》)，也“同物”壹樣而“化去”。因此他說：“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挽歌詩》其壹)“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同上其三)“同山阿”也是“同物”。由此可知，陶淵明既以“自然”的心態面對生死，又以“自然”來解釋生死。?
陶淵明除將儒道兩家思想融為壹體之外，還有某些佛教思想因素。他與東林寺的慧遠關系密切，在其詩文中偶爾也有類似佛教的詞語，如“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歸園田居》其四)中的“空無”。他對人生的參悟與佛教有暗合之處，但他從現實人生中尋求樂趣，而不真的相信來世，他的《形影神》就是反對慧遠的報應說和形盡神不滅說的。所以，他又不是壹個佛教徒。再者，陶淵明又是魏晉風流的傑出代表。他追求壹種人格美，將人生藝術化。《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歸園田居》等作品就是這種人格美的寫照，不為五鬥米折腰、撫弄無弦琴、以葛巾漉酒等趣聞(見《宋書》本傳、蕭統《陶淵明傳》)，就是這種人格美的表現。
三、陶淵明詩歌的思想內容
陶淵明的文學創作以詩歌的成就最突出，他歷來是以詩人的身份被載入文學史的。他現存詩近130首，具有豐富的內容。
(壹)、悲嘆為官行役的勞苦，表達靜念園林的思緒
陶淵明抱著“大濟於蒼生”和“口腹自役”的情誌而“投耒去學仕”(《飲酒》其十九)，但官場黑暗，他又“誌意多所恥”(同上)，“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歸去來兮辭》序)，不肯屈己奉人，因此，雖幾經進退而終無建樹。他為官行役沒有歡欣，反感勞苦，總是身在行役而靜念園林。這種壹心處兩端的境況，在他宦遊期間所寫的行役詩中得以充分表露。如《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其二說：“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他是邊做官邊後悔：“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茲。”(《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其二)“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甚至赴任途中也是如此，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中，他說：
時來茍冥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陶淵明是為仕不能靜心，歸居又不甘心，心與形的對立，使他內心非常痛苦，也很無耐。這種對立與無耐，正顯示了陶淵明不願同流合汙的高風亮節。他在《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中寫道：
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壹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田園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
有了這樣的德操與心態，為官行役的勞苦，便可想而知。悲嘆行役的勞苦是陶淵明之前行役詩***有的內容，而將為官行役之苦與靜念園林之情合為壹體，則是陶淵明行役詩所特有的。
(二)、描繪田園風光的恬美，抒寫閑適自得的心境
在仕與隱的矛盾鬥爭中，陶淵明最終選擇了隱，由對園林的靜念化為了皈依的現實，心與形得到統壹。描繪恬美靜穆的田園風光，抒寫閑適自得的愉悅心境，成為陶淵明田園詩的基本內容。他視田園為人生安身立命之所，是與黑暗現實、混濁官場對立的理想境界。如《歸園田居》其壹：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壹去三十年(應作十三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這首詩寫詩人歸田的原因和重返田園的愉快生活。詩人稱官場為“俗”，稱官場中逢迎應酬、鉆營取巧為“適俗韻”，以“塵網”、“樊籠”喻骯臟無聊、束縛人性的官場，以“羈鳥”、“池魚”喻誤入官場的自己，可見詩人對官場的憎惡。歸隱田園，正如籠中之鳥飛回山林，池中之魚重返水潭，讓詩人感到無比自由和愉悅。十余畝田地足以養生，八九間草屋足以托身。遠處的村落與飲煙，近處的狗吠與雞鳴，充滿生機而又恬美靜穆。人的本性在這至真至淳的境界中得到恢復。又如《飲酒》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這首詩寫心遠世俗、欣賞自然的興致和領悟。詩人歸隱後閑適自得的心境，於采菊、見山、視夕、觀鳥之間表露無遺。“采菊”二句歷來為人擊節贊賞。蘇軾說：“因采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東坡題跋》)王國維說此為“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人間詞話》)。在這“境與意會”、“無我之境”中，詩人領悟了人生真正的意趣。所以能夠如此，皆因“心遠”塵俗。又如：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這是寫早春迷人氣氛的。“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和郭主簿》其壹)“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讀山海經》其壹)這是寫夏季優美景致的。詩人就是在這種令人陶醉的田園風光中，品味著“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