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羽如此狂妄，不可壹世，諸葛亮為何不加制止，反而要曲意逢迎，討其歡心呢？我以為，這正是諸葛亮工於心計、深藏不露的韜略。亮、羽二人的關系如何？史無明文記載。然細加考察，亦可略窺壹二。諸葛亮初出茅廬，劉備“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三國誌》卷三十五《諸葛亮傳》。可見，關羽、張飛並沒有把諸葛亮放在眼裏，對劉備“與亮情好日密”是壹肚子的不高興。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軍南下，欲壹鼓蕩平東南，劉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形勢危如累卵。諸葛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赤壁之戰，諸葛亮建立奇功，不僅鞏固了他在劉備集團中的地位，而且樹立了壹定的威信，使關、張等人再也不敢小覷他了，但關羽卻由過去的輕視而變為嫉妒諸葛亮。王夫之對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說：昭烈之敗於長阪，羽軍獨全，曹操渡江，不能以壹矢相加遺。而諸葛公東使，魯肅西結，遂定二國之交，資孫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於亮。劉琦曰：“朝廷養兵三十年，而大功出壹儒生。”羽於是以忌諸葛者忌肅，因之忌吳，而葛、魯之成謀，遂為之滅裂而不可復收。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九，中華書局，1975。
關羽和張飛的性格截然不同。“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三國誌》卷三十六《張飛傳》。張飛對有才能的士大夫是十分敬佩尊重的，但關羽卻對士大夫始終心存芥蒂，盛氣淩人，諸葛亮作為劉備集團中的頭號士大夫，當然也在其中。諸葛亮對關羽目空壹切、不把他放在眼裏的情況是十分清楚的，然而考慮其與主公“恩若兄弟”的特殊關系，加之自己投奔劉備的時間要比關羽晚得多，官職也比關羽低，故不得不虛與委蛇，巧為周旋。諸葛亮考慮的不是如何懲罰關羽，而是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等待時機除去關羽。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發動襄樊戰役，雖然水淹七軍，威震華夏，但最終卻導致荊州失守，自身也為孫權所殺。這其中有很多隱情至今令人費解。襄樊戰役前後，吳、魏使者往來不絕，密謀夾擊關羽，可謂緊鑼密鼓，配合默契，而劉備、諸葛亮對此卻壹無所聞，對關羽未作任何具體的軍事、後勤與外交的部署和支援。更使人困惑的是，曹操親統大軍屯駐摩陂，並不斷調遣於禁、龐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規模巨大的軍事行動，蜀漢方面也絲毫沒有采取任何對策，最後當關羽敗走麥城，將全軍覆沒之際，蜀中援軍還是遲遲不至。這就引發後人的紛紛猜議。國學大師章太炎有他獨特的見解。他說：“臨沮（關羽被擒殺之地）之敗，葛氏不以壹卒往援，昧者譏其無遠略，而或解以敗問之未通。茍羅騎斥侯之疏如是，則政令愈慢矣！”對“無遠略”、“敗問之未通”、“政令愈慢”之解，章氏俱予以否定，他推論：關羽乃世之虎臣，功多而無罪狀，除之則不足以厭人心，不除則易世所不能禦，席益厚而將掣撓吾大政，故不惜以荊州之全土，假手於吳人，以隕關羽之命。非媢之也。壹國之柄，無出於二孔；出於二孔，其所舉雖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齊人心，壹法令，則國已分裂矣。雖殺之而疆易侵削，終不以易內訌。其故事則有蕭何之戮韓信。何公用之於韓信，而葛氏陰用之於關羽。《章太炎全集》第三卷，26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關羽鎮守荊州，手握重兵，驕狂不可壹世，不但易代（劉備死後）之後將難以對付，即使劉備健在之時，諸葛亮也很難越過關羽這道障礙，而攫取更大的權力。故“葛氏”寧可丟失荊州，也要借吳人之手除掉關羽。章氏的這個見解很大膽，當然這僅僅是猜測。也許章氏覺得此說理由不夠充分，故不久又補充曰：“當是時，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撫民劃策見任，未能壹切領錄。其任武侯又不如關羽舊人保信，荊州之敗，始於嬈吳，終於失援，則先主之褊迫疏慢為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611頁。將“荊州之敗”歸咎於劉備的“疏慢”輕敵。但章氏此說亦頗牽強。是時諸葛亮雖不能“壹切領錄”，執掌軍政大權，但他明知關羽攻取襄樊條件並未成熟，且完全違背了《隆中對》提出的待“天下有變”，兩路北伐曹魏的戰略決策。然《三國誌》正文及裴註中均未見諸葛亮勸諫的記載。退壹步而言，即使劉備寵信、縱容關羽，不把《隆中對》放在心上，但襄樊戰役打響後，劉備、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關註戰役進展的壹舉壹動。盡管川、鄂之間山路阻隔，交通不便，信息傳播不甚暢通，但整個襄樊戰役從建安二十四年七月開始，至翌年壹月結束，首尾長達半年之久，蜀漢作為壹個完整的新興政權，不可能沒有任何信息傳播渠道。
關羽攻襄樊，守荊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時孫劉聯盟已呈破裂之勢。“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孫吳隨時可用奇兵偷襲荊州，諸葛亮深諳兵法，難道他會掉以輕心？眾所周知，諸葛壹生唯謹慎，從不肯弄險。他為何不提醒“疏慢”的劉備？方詩銘先生在《三國人物散論》（62）《劉備與關羽》壹文中認為，不是諸葛亮要除去關羽，而是劉備要剪除關羽。茲節錄方詩銘先生在《劉備與關羽》壹節中的部分原文：“關羽斥罵黃忠為‘老兵’，這是憤怒至極的表現，是誰將自己與這個‘老兵’同列，當然是劉備，因而關羽的憤怒不是指向黃忠，而是指向劉備。由此可知，關羽對劉備的不滿已經到了何等程度，對此，劉備不可能不有所知曉。但是，關羽手握重兵，鎮守荊州，不但易代（即劉備死後）之後將難於控制，即劉備健在之時也感到沒有把握。怎麽辦？如何處理這個問題，這時必然提上劉備思考的日程。……《隆中對》的破滅，荊州的失守，關羽不能辭其責。但是，由於劉備與關羽的矛盾，壹方面派糜芳、士仁各據荊州政治軍事重地，以監視關羽，終於矛盾激化……更為重要的是，聽任關羽破壞《隆中對》策劃，挑起對曹操的戰爭。對此，劉備似皆若無其事。”並不惜歪曲章太炎的原意，將諸葛亮“不除（關羽）則易世所不能禦”篡改為劉備“不除（關羽）則易世所不能禦”。還說：“章太炎在《訄書》中的看法是大膽的，更是有見地的。”方詩銘：《劉備與關羽》，見《三國人物散論》（6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方先生這種移花接木的方法實不可取。我以為，只要諸葛亮負起自己作為“軍師”的職責，隨時將荊州的“險情”提醒劉備，與關羽“自少結契”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七“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條。情同手足的劉備絕不會“疏慢”到只作壁上觀，對兵敗臨沮的關羽不以壹卒相救的。所以把關羽送上斷頭臺的除了孫權、呂蒙之外，諸葛亮也要承擔壹部分責任。羽死後，諸葛亮的地位和權勢有所提高，但仍未能上升至“壹人之下”。入蜀後，劉備對法正的信任程度遠遠超過了諸葛亮。對此，諸葛亮自己也十分清楚。劉備東征，“以復關羽之恥”，群臣紛紛勸諫，劉備壹概不聽，“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三國誌》卷三十七《法正傳》。對劉備發動的夷陵之戰，諸葛亮是否諫阻，因史無記載，無從得知。但從諸葛亮這番言語中，即可知法正在劉備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是諸葛亮難以企及的。
劉備入川主要倚靠法正的規劃，法正不僅助劉備取益州、定漢中，建立了卓越功勛，且“智術有余，能回人主之意”。“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雲：‘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三國誌》卷三十七《法正傳》裴松之註。由此足見，法正對於劉備可謂以身相助，事事取信於備。攻取成都後，備“以（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法正壹身兼內外要職，這是劉備對其絕對信任的充分體現。法正對“壹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有人對諸葛亮說：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翺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三國誌》卷三十七《法正傳》。
諸葛亮所雲反映了當時的實情。但也不難看出，這是諸葛亮在自我解嘲，壹方面是法正自以為淩駕於諸葛亮之上，不再把他放在眼裏，另壹方面則是諸葛亮對法正的“縱橫”、“威福”，也深感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