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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壹剪梅》的賞析

這是壹首傾訴相思、別愁之苦的詞。這首詞在黃升《花庵詞選》中題作“別愁”,是李清照寫給新婚未久即離家外出的丈夫趙明誠的,她訴說了自己獨居生活的孤獨寂寞,急切思念丈夫早日歸來的心情。伊世珍《瑯嬛記》說:“易安結褵(婚)未久,明誠即負笈遠遊。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壹剪梅》詞以送之。”作者在詞中以女性特有的敏感捕捉稍縱即逝的真切感受,將抽象而不易捉摸的思想感情,以素淡的語言表現出具體可感、為人理解、耐人尋味的東西。

詞的上闋首句“紅藕香殘玉簟秋” 寫荷花雕謝、竹席浸涼的秋天,空靈蘊藉。“紅藕”,即粉紅荷花。“玉簟”,是精美的竹席。這壹句涵義極其豐富,它不僅點明了蕭疏秋意的時節,而且渲染了環境氣氛,對作者的孤獨閑愁起了襯托作用。表面上寫出荷花殘,竹席涼這些尋常事情,實質上暗含青春易逝,紅顏易老,“人去席冷”之意境。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贊美此句“有吞梅嚼雪,不失人間煙火氣象”。“輕解羅裳,獨上蘭舟”是寫其白天泛舟水上之事:詞人解開綾羅裙,換著便裝,獨自劃著小船去遊玩。“輕解”與“獨上”,栩栩如生地表現出她的神態、舉動。 “輕”,寫手腳動作的輕捷靈敏,表現出生怕驚動別人,小心而又有幾分害羞的少婦心情。正因為是“輕”,所以誰也不知道,連侍女也沒讓跟上。 “獨”字就是回應上句的“輕”字,點明了下闋“愁”字的癥結。 “獨上蘭舟”,正是她想借泛舟以消愁,並非閑情逸致的遊玩。昔日也許雙雙泛舟,而今獨自擊楫,恩愛情深、朝夕相伴的的丈夫久盼不歸,怎不教她愁情滿懷。 “雲中誰寄錦書來?”惦念丈夫,望眼欲穿,真是壹封“家書抵萬金”。“雁字回時,月滿西樓”是她思夫的迫切心情,突然自現的外在表現。 作者借助於鴻雁傳書的傳說,畫面清晰,形象鮮明,它渲染了壹個月光照滿樓頭的美好夜景,然而在喜悅的背後,蘊藏著相思的淚水。“月滿西樓”寫月夜思婦憑欄望眺。月已西斜,足見她站立樓頭已久,這就表明了她思夫之情更深,愁更極。 盼望音訊的她仰頭嘆望,竟產生了雁足回書的遐想。難怪她不顧夜露浸涼,呆呆佇立凝視,直到月滿西樓而不知覺。

下闋“花自飄零水自流”,言眼前的落花流水可不管妳的心情如何,自是飄零東流。其實,這壹句含有兩個意思:“花自飄零”,是說她的青春象花那樣空自雕殘;“水自流”,是說她丈夫遠行了,象悠悠江水空自流。只要我們仔細玩味,就不難發覺,李清照既為自己的紅顏易老而感慨,更為丈夫不能和自己***享青春而讓它白白地消逝而傷懷。這種復雜而微妙的感情,正是從兩個“自”字中表現出來的。這就是她之所以感嘆“花自飄零水自流”的關鍵所在,也是她倆真摯愛情的具體表現。當然,它所喻的人世的壹切諸如離別,均給人以無可奈何之感。“壹種相思,兩處閑愁。”由己及人,互相思念,這是有情人的心靈感應,相互愛慕,溫存備致,她想到丈夫壹定也同樣因離別而苦惱著。這種獨特的構思體現了李清照與趙明誠夫婦二人心心相印、情篤愛深,相思卻又不能相見的無奈思緒流諸筆端。“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這種相思之情籠罩心頭,無法排遣,蹙著的愁眉方才舒展,而思緒又湧上心頭,其內心的綿綿愁苦揮之不去,遣之不走。“才下”、“卻上”兩個詞用得很好,把真摯的感情由外露轉向內向,迅疾的情緒變化打破了故作平靜的心態,把相思之苦表現得極其真實形象,表達了綿綿無盡的相思與愁情,獨守空房的孤獨與寂寞充滿字裏行間,感人至深。這和李煜《烏夜啼》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壹般滋味在心頭”,有異曲同工之妙境,成為千古絕唱。

總之,《壹剪梅》筆調清新,風格細膩,給景物以情感,景語即情語,景物體現了她的心情,顯示著她的形象特征。詞人移情入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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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壹剪梅》賞析之二

壹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 ?李清照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壹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賞析

這首詞作於清照和丈夫趙明誠遠離之後,寄寓著作者不忍離別的壹腔深情,是壹首工巧的別情詞作。

詞的起句“紅藕香殘玉簟秋”,領起全篇,上半句“紅藕香殘”寫戶外之景,下半句“玉簟秋”寫室內之物,對清秋季節起了點染作用。全句設色清麗,意象蘊藉,不僅刻畫出四周景色,而且烘托出詞人情懷。意境清涼幽然,頗有仙風靈氣。花開花落,既是自然界現象,也是悲歡離合的人事象征;枕席生涼,既是肌膚間觸覺,也是淒涼獨處的內心感受。起句為全詞定下了幽美的抒情基調。

接下來的五句順序寫詞人從晝到夜壹天內所作之事、所觸之景、所生之情。前兩句“輕解羅裳,獨上蘭舟”,寫的是白晝在水面泛舟之事,以“獨上”二字暗示處境,暗逗離情。下面“雲中誰寄錦書來”壹句,則明寫別後的懸念。接以“雁字回時,月滿西樓”兩句,構成壹種目斷神迷的意境。按順序,應是月滿時,上西樓,望雲中,見回雁,而思及誰寄錦書來。“誰”字自然是暗指趙明誠。但是明月自滿,人卻未圓;雁字空回,錦書無有,所以有“誰寄”之嘆。說“誰寄”,又可知是無人寄也。詞人因惦念遊子行蹤,盼望錦書到達,遂從遙望雲空引出雁足傳書的遐想。而這壹望斷天涯、神馳象外的情思和遐想,無時無刻不縈繞於詞人心頭。

“花自飄零水自流”壹句,承上啟下,詞意不斷。它既是即景,又兼比興。其所展示的花落水流之景,是遙遙與上闋“紅藕香殘”、“獨上蘭舟”兩句相拍合的;而其所象喻的人生、年華、愛情、離別,則給人以淒涼無奈之恨。

下片自此轉為直接抒情,用內心獨自的方式展開。“壹種相思,兩處閑愁”二句,在寫自己的相思之苦、閑愁之深的同時,由己身推想到對方,深知這種相思與閑愁不是單方面的,而是雙方面的,以見兩心之相印。這兩句也是上闋“雲中”句的補充和引申,說明盡管天長水遠,錦書未來,而兩地相思之情初無二致,足證雙方情愛之篤與彼此信任之深。這兩句既是分列的,又是合壹的。合起來看,從“壹種相思”到“兩處閑愁”,是兩情的分合與深化。其分合,表明此情是壹而二、二而壹的;其深化,則訴說此情已由“思”而化為“愁”。下句“此情無計可消除”,緊接這兩句。正因人已分在兩處,心已籠罩深愁,此情就當然難以排遣,而是“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了。

“此情封鎖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三句最為世人所稱道。這裏,“眉頭”與“心頭”相對應,“才下”與“卻上”成起伏,語句結構既十分工整,表現手法也十分巧妙,在藝術上具有很強的吸引力。當然,這兩個四字句只是整首詞的壹個有機組成部分,並非壹枝獨秀。它有賴於全篇的烘托,特別因與前面另兩個同樣工巧的四字句“壹種相思,兩處閑愁”前後襯映,而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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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剪梅》寫作背景

這首《壹剪梅》是李清照的早期作品,當作於1103年(北宋崇寧二年)的秋天。“花自飄零水自流”這壹句,實在是條極不吉祥的預言,像埃及金字塔裏那條法老的詛咒,“誰要觸動了我,誰就不得好死”那樣,其應驗之靈之準,使得她的壹生,那任由沈浮的際遇,那難以自主的命運,果然脫不開“花自飄零”四字讖語。

李清照作此詞時,正芳齡二十,是與趙明誠婚後的第三年。花樣年華,新婚燕爾,應該是女人最好的歲月、然而,正是從這首詞開始,被流水不知帶往何方的飄零命運,也就開始了。這位才女,其命運不濟的壹生,其不知所終的結局,既是壹個女人的悲劇,也是壹個文人的悲劇,更準確地說,是中國封建社會,壹個無辜女詩人的悲劇。

故事得從1100年(元符三年)說起,這年正月,哲宗駕崩,趙佶嗣位,是為徽宗。這位在中國歷史上數得著的昏君,壹上臺,便倒行逆施起來。

1102年(崇寧元年)夏5月,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等人,被藉為“元祐奸黨”。

7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於蘇軾”(《宋史》),為蘇門後四學士之壹,順藤摸瓜,在劫難逃。7月乙酉,定案“元祐奸黨”17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罷官。

9月,宋徽宗禦書奸黨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師端禮門,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軍廣西象郡。

1103年(崇寧二年)4月,毀司馬光、呂公著等繪像,及三蘇、秦、黃等人文集。

9月,令天下監司長吏廳各立“元祐奸黨碑”。黨人碑刻309人,李格非名列第26。

1104年(崇寧三年)詔禦書所書寫之奸黨,不得在汴梁居住,凡親屬,無論親疏,遣返原籍。

1106年(崇寧五年)春正月,慧星出西方,太白晝見,沼求直言,方有毀碑之舉。

1108年(大觀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黨禁至此稍弛。(據上海古籍出版社令李清照集箋註》)

據說,宋太祖趙匡胤登基後,有過壹條不成文的規定,不得殺凈臣,不得殺讀書種子。刻石銘碑,藏於禁中,是否如此,未見正史,不敢斷言。但趙姓皇帝對待知識分子,在歷朝歷代中,尚屬禮遇,大體而言,刻薄是有的,殘暴還說不上。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長級,國務委員級,副總理級的高層職務,也就只有宋朝的範仲淹、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和蘇軾等人達到如此官位。他們出入宮禁,位列中樞,掌握機要,籌謀決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當官,絕不是當擺設,充玩意兒,起花瓶作用的閑差虛位。有職有權,有威有勢,足夠讓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詩人,艷羨不已。

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也非等閑人物,以禮部員外郎,拜提點京東刑獄、作為河南、山東壹帶的“司法廳長”,“警察總監”,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論,混賬如趙佶者,盡管修理文人,不遺余力,通過“黨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運動,倒沒有開過殺戒,沒有砍人腦袋,總算不違祖宗規矩。不過,他先打“元祐奸黨”,後打“元符奸黨”,雷厲風行,嚴懲不貸,鬥爭從嚴,處理也從嚴.充軍發配,妻離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師內外,殺氣騰騰,鬼哭狼嚎,也是蠻恐怖的。

北宋白神宗變法以來,到徽宗的“雙打”,知識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燒餅”,烙了這面再烙那面,烤焦這邊,再烤那邊,今天把這撥打下去,明天把那撥擡上來,後天,給打下來的這撥昭:寫,再後天,又將擡上來的那撥打下去。這過程,正是李格非所受到免官、下放、復職、再謫的政治遭遇。他在哲宗朝元祐年間,因蜀黨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寧年間洛黨擡頭,又遭被打下去的噩運。

可是,“元祐黨人”都是正直的知識分子,都是有才氣的文人,而對立面“元符黨人”,幾乎無壹不是小人。知識分子的本性,土可殺而不可辱,辱比殺更能挫折識文斷字之輩。宋徽宗這種銘刻在石板上的“元佑奸黨碑”,可以算是中國四大發明之外的第五大發明,比西方的恥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當代歷次政治運動中,出現過的大字報、戴高帽、批鬥會、“噴氣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鑒宋徽宗的這壹手。

現在已經找不到李格非到廣西以後的情況資料,但他女兒卻因為是奸黨的親屬,在開封的日子,不怎麽好過。第壹,她不能不掛念謫放遠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運。株連壹說,雖然出自秦朝,但是各朝各代的統治者,無不奉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給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沒有以蔡京為首的“雙打辦公室”,以高俅領銜的“清查奸黨工作組”。在中國,只要壹搞運動,整人者,層出不窮,告密者,紛紛出籠,檢舉者,望風捕影,打小報告者,如影隨形,立刻就是小人輩出,奸佞紛呈,惡狗滿村,爬蟲遍地的興旺景象。壹個詩詞寫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眾的女詩人,能逃脫得掉這麽多“業余警察”的眼睛嗎?

我真為當代那些受到無微不至呵護的美女作家額手稱慶,她們幸虧沒有生在宋朝,而托福生在有如此眾多好色之徒的中國當今文壇,才有這份好運氣的。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趙明誠很愛她,是她在那不堪屈辱的日子裏,惟壹的精神支柱。這位在大學“讀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沒有跟她真離婚或假離婚以劃清界限,也沒有立時三刻大義滅親把她掃地出門,而是四處求情,輾轉托人,送禮請客,以求寬容,挨壹天算壹天,盡量拖延著不走。

實際上,趙明誠完全可以求他的父親趙挺之,這位官至尚書左丞除中書侍郎,相當於副首相的高級幹部,只消說壹句話,誰敢拿他的兒媳怎樣。然而,此人很不是東西,“炙手可熱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對這位長輩的評價。

趙挺之不會為“雙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緩頰的,壹方面是親不親,路線分;另壹方面便是壹種陰暗心理了。此人幾乎謅不出幾句像點樣子的詩詞,很生悶氣,這和當年江青死整20世紀30年代文化人壹樣,對他的兒媳,有妒火中燒的文人情結啊!

正是這許許多多的外部因素,李清照相當不是滋味,才有這首前景渺茫,後果難料的《壹剪梅》。明人王世貞評說此詞:“可謂憔悴支離矣”(《弁州山人詞評》)。這四字評語,可謂大奇。只有笛中人,過來人,才能作此等語。因為其父王仔,藏有《清明上河圖》,嚴東樓想要,王仔不敢不給,但又舍不得,只好搞了壹份贗品送去。誰知被人揭發,由此忤怒嚴嵩,便找了別的藉口,將他關進大牢。王世貞營救無計,眼看其父瘦斃獄中。這種相類似的感受,從時代背景這個大的角度,來忖度李清照寫作時的心態,是說到了點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