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是哪裏的人？

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作過太守。年幼時，家庭衰微，八歲喪父，十二歲母病逝，與母妹三人度日。孤兒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裏生活。孟嘉是當代名士，“行不茍合，年無誇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於忘懷得意，傍若無人。”（《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淵明“存心處世，頗多追仿其外祖輩者。”（逮欽立語）日後，他的個性、修養，都很有外祖父的遺風。外祖父家裏藏書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了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壹般的士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培養了“猛誌逸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誌趣。陶淵明少有“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大誌，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懷著“大濟蒼生”的願望，任江州祭酒。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晉書陶潛傳》）他辭職回家後，州裏又來召他作主簿，他也辭謝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作屬吏。這時，桓玄正控制著長江中上遊，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做這個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出了深長的嘆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喪辭職回家。元興元年（402年）正月，桓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入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帝位，改國為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他在家鄉躬耕自資，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屑壹談。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桓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他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壹說陶淵明是在劉裕攻下建康後投入其幕下）。當劉裕討伐桓玄率兵東下時，他仿效田疇效忠東漢王朝喬裝馳驅的故事，喬裝私行，冒險到達建康，把桓玄挾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馳報劉裕，實現了他對篡奪者撫爭的意願。他高興極了，寫詩明誌：“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裏雖遙，孰敢不至！”（《榮木》第四章）劉裕打入建康後，作風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的積重難返的腐化現象。經過劉裕的“以身範物”（以身作則），先以威禁（預先下威嚴的禁令）的整頓，“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其性格、才幹、功績，頗有與陶侃相似的地方，曾壹度對他產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並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為應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謚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這些黑暗現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經阿曲伯》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緊接著就辭職隱居，於義熙元年（405年）轉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後，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壹天，碰到潯陽郡派遣郵至，屬吏說：“當束帶迎之。”他嘆道：“我豈能為五十鬥米向鄉裏小兒折腰。”遂授印去職。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束。這十三年，是他為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最後、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上層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決心。陶淵明辭官歸裏，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人翟氏，與他誌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歸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滿堂前。”淵明愛菊，宅邊遍植菊花。“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從雜詩》）至今膾炙人口。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義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縣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遷至栗裏（今星子溫泉栗裏陶村），生活較為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年，則“夏日抱長饑，寒夜列被眠”。義熙末年，有壹個老農清晨叩門，帶酒與他同飲，勸他出仕：“襤褸屋檐下，未足為高棲。壹世皆尚同（是非不分），願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汙）。”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纖轡（回車）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用“和而不同”的語氣，謝絕了老農的勸告。他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有的朋友主動送錢周濟他。有時，他也不免上門請求借貸。他的老朋友顏延之，於劉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經過潯陽，每天都到他家飲酒。臨走時，留下兩萬錢，他全部送到酒家，陸續飲酒。不過，他之求貸或接受周濟，是有原則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到他家訪問。這時，他又病又餓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濟勸他：“賢者在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妳）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誌不及也。”檀道濟饋以梁肉，被他揮而去之。他辭官回鄉二十二年壹直過著貧困的田園生活，而固窮守節的誌趣，老而益堅。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誌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挽歌詩》三首，在第三首詩中末兩句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表明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陶淵明是漢魏南北朝800年間最傑出的詩人。陶詩今存125首，多為五言詩。從內容上可分為飲酒詩、詠懷詩和田園詩三大類。 其詞他辭官的原因是什麽陶淵明的辭官原因，據蕭統《陶淵明傳》雲：“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兒。’即日解綬去職。”《宋書·隱逸· 陶潛傳》與《晉書·隱逸·陶潛傳》所載略同。此事為大家所熟知，乃是文學史上的壹件美談。應該說，不肯折腰“拜迎長官”的清高以及對鄉裏小兒的鄙視，很符合晉朝上層社會以門第自高的風氣。稍有疑問的是，此事發生在義熙元年（405），距陶淵明二十九歲出仕已近十三年。在任彭澤令之前，陶淵明還擔任過江州祭酒、桓玄幕僚、劉裕鎮軍參軍、劉敬宣建威參軍等職，對官場應酬應該早已習慣；而且諸如鎮軍參軍、建威參軍這樣的軍府僚佐，晉見上司的禮節要求更為嚴格，不要說束帶見之，跪拜叩首都是常事。頂頭上司如劉裕、敬宣，也不是什麽門第高貴之人。劉裕年輕時“名微位薄，盛流皆不與相知”（《宋書·武帝紀上》），劉敬宣也是將門出身的下層士族，兩人都是壹介武夫，與鄉裏小兒相去不遠，不恥於成為他倆之僚佐，卻恥於束帶見督郵，何也？更為可疑的是，對於陶淵明來說，不肯折腰拜迎長官原本是壹件很值得誇耀的事，但在他本人所作的《歸去來兮辭》之序中，卻對辭官原因有不同的說法，其雲：彭澤去家百裏，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誌。猶望壹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本來準備幹壹年，為什麽忽然壹天也等不及，星夜辭官呢？在這段記述中，絕口不提是因為督郵將至，而是說立即辭官的直接原因是要奔程氏妹之喪。這個理由非常牽強。漢晉常例，是為父母守喪而辭官，從未有為妹妹奔喪而辭官的。實際上，陶淵明也並沒有去武昌奔喪，而是直接回九江老家了。而在他當時寫的《歸去來兮辭》中，也並沒有喪妹之痛的流露，而是充滿了如釋重負的愉悅。所以，我覺得陶淵明辭官，肯定有難以告人之隱衷在。除了督郵將至、性格不適合為官、奔程氏妹之喪三因之外，前人對淵明辭官還有如下壹些猜測。第壹是說淵明辭官是憫晉祚之將移，故辭官以圖置身治亂之外，全其後節。王禕《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說，義熙三年，“劉裕實殺殷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為晉臣，義不事二姓，故托為之辭以去，若將以微罪行耳。”（《王忠文公集》卷六）陶澍對此說深表贊成，他在註中說：“初假督郵為名，至屬文，又迂其說於妹喪自晦耳。其實閔晉祚之將終，深知時不可為，思以巖棲谷隱，置身理亂之外，庶得全其後節。”（《陶靖節集》陶澍註語）此說不值壹駁。劉裕篡位在元熙二年（420），距陶淵明辭官之年（義熙元年，405）有15年之遙。此時劉裕篡逆之跡未彰，陶淵明逆知後事豈能如此昭昭然也？第二是說，淵明曾仕桓玄，玄篡晉失敗，余黨率受牽連，淵明或亦因之蒙恥受謗；加上“質性自然”，“違己交病”，適值妹喪，便托辭遠遁[①]。此說也不可信從。桓玄之亂甫壹平定，陶淵明旋即進入劉裕和劉敬宣幕府，二人均為桓玄死敵。這說明，劉裕、敬宣全不介意淵明曾入桓玄幕府。據龔斌自己考證，桓玄篡逆之時，陶淵明正居家守母喪，完全沒有參與謀逆之事，謗從何起？更何況，陶淵明在母死後所作的《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此文很可能作於平玄之後）中，對外祖孟嘉與桓溫的關系絲毫不加避諱，相反卻有誇耀之意，根本看不出曾因與桓家有關系而蒙恥受謗的痕跡。如果是因為與桓玄事有牽連而辭官，應該是深思熟慮，早有準備，但淵明辭官明顯是臨時決定，走得很倉促，“斂裳宵逝”，完全不像是深受謗言之苦而辭官。所以此說也很難站得住腳。為了理解陶淵明為何辭官，我們首先要了解壹下督郵這個官職的職掌。據《通典》卷三十三《職官》十五：督郵為郡佐之壹，“漢有之，掌監屬縣……功曹之極位。漢尹翁歸為河東督郵。時太守田延年分河東二十八縣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舉法皆得其罪。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又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為東部督郵。敕之曰：‘今日始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以成嚴霜之誅。’”由此我們知道，督郡屬監察官，職掌監察屬縣長官，依法控告，鷹隼擊殺，冷酷無情。陶淵明那位很著名的曾祖陶侃就曾經擔任過這壹官職。其次，我們要了解壹下陶淵明出仕的目的。各種材料都表明，陶淵明擔任彭澤縣令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蕭統《陶淵明傳》雲：“（陶淵明）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歸去來兮辭》序說：“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通過擔任地方長官以致富在南朝似已成為慣例。《南齊書》卷三十二《張岱傳》說皇帝因其弟張恕有功，要以恕為晉陵郡太守，張岱的答復是“若以家貧賜祿，臣所不辭，以功推事，臣門之恥。”此事壹則說明南朝高門恥於實務，二來說明擔任地方守、令乃是照顧貧窮者的壹個門徑。《冥祥記》的作者王琰也曾因為家境貧困而走王僧虔的路子，希望能得到壹個地方長官的位置。《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齊文》載有王僧虔《為王琰乞郡啟》：“太子舍人王琰（闕十五字）牒：在職三載，家貧，仰希江、郢所統小郡，謹牒。”陶淵明擔任彭澤令並不容易，同樣是請托了其叔父（很可能即是擔任太常的陶夔）之後，才得到這個職位。很顯然，這絕不是因為郡縣守令傣祿高，而是因為地方長官獲得外快的途徑多，而且我們可以看出，在南朝這些外快收入很可能已經合法化了。第三，我們來看壹看陶淵明擔任彭澤令前後的經濟狀況。陶淵明出仕之前十分貧窮，“少而貧病，居無仆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顏延年《陶征士誄》），“幼稚盈室，瓶無儲粟” （《歸去來兮辭》序）。這種狀況在他出仕十年之後並未根本性的好轉。他在《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中還說“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瑟空宇中，了無壹可悅。”此時是元興二年（403），陶淵明出仕已近十年。為什麽呢？因為陶淵淵明以前擔任的都是州郡或者軍府的僚佐，無論是江州祭酒還是鎮軍參軍、建威參軍，都不是肥缺，類似於現在的工薪階層，正常收入只是官俸或偶爾所得的賞賜。但在擔任彭澤令八十余天以後，他的境況有了很大的變化，已經是“僮仆歡迎……有酒盈樽”；而且有車有舟：“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歸去來兮辭》）；有房有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歸園田居》其壹），過上了小康生活。短短的八十余天時間，就發生了這樣大的變化，光靠官俸收入顯然是不夠的，肯定還有壹些灰色收入，而這些收入在陶淵明任官期間尚未合法化，這也就是陶淵明在督郵來檢查工作時辭官歸田的真正原因。因為如果督郵查出什麽不法之事的話，那就要真的成為嚴霜之誅的對象，受鄉裏小兒之辱了。知道了以上的情況，我們也可知道義熙末年官府征其為著作佐郎，陶淵明為何不就。因為著作佐郎同樣是工薪階層，無助於徹底脫貧。職掌監察又以嚴厲聞名的官吏上任或者下州縣，地方官吏聞風而逃的事例，在漢晉之時比比皆是。如李膺為青州刺史時，“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後漢書》卷六十六《陳蕃列傳》）“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後漢書》卷六十七《黨錮·李膺列傳》））範滂任清詔使至冀州時，“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而去。”（《後漢書》卷六十七《黨錮·範滂列傳》）晉朝時，王浚任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晉書》卷四十二《王浚列傳》）劉毅“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眾。”（《晉書》卷四十五《劉毅列傳》）所以，我很懷疑，陶淵明辭官可能是因為有臧汙之行，所以才在督郵來縣之前，望風掛印而去。我承認，這種推測不厚道，有厚誣古人之嫌，但如果我們對人性不抱太高的期望，就會遺憾地發現，這種推測可能是最接近生活的真相的。 再次我們看看關於“不為五鬥米折腰”這個典故公元405年秋，陶淵明為了養家糊口，來到離家鄉不遠的彭澤當縣令。這年冬天，郡的太守派出壹名督郵，到彭澤縣來督察。督郵，品位很低，卻有些權勢，在太守面前說話好歹就憑他那張嘴。這次派來的督郵，是個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壹到彭澤的旅舍，就差縣吏去叫縣令來見他。 陶淵明平時蔑視功名富貴，不肯趨炎附勢，對這種假借上司名義發號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不得不去見壹見，於是他馬上動身。不料縣吏攔住陶淵明說：“大人，參見督郵要穿官服，並且束上大帶，不然有失體統，督郵要乘機大做文章，會對大人不利的！”這壹下，陶淵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長嘆壹聲，道：“我不能為五鬥米向鄉裏小人折腰！”說罷，索性取出官印，把它封好，並且馬上寫了壹封辭職信，隨即離開只當了八十多天縣令的彭澤。這正就是所謂的“不為五鬥米折腰”的來歷 最後我們了解壹下關於陶淵明的點評陶淵明作為壹代詩宗，他在生前和死後壹段時間內，曾不為人所重視，後來又長期為人所歪曲和誤解。現在是到了應該對陶淵明其人其詩，給以正確而全面的評價和欣賞的時候了。沈德潛在《說詩 語》中說："晉人多放達，獨淵明有憂勤語，有自托語，有知足語，有悲憤語，有樂天安命語"，"蘇東坡曾這樣評價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人貴真,詩亦貴真,詩真乃由人真而來,這就是陶詩具有經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魯迅先生的話，“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梁啟超評價陶淵明時曾經說，“自然界是他愛戀的伴侶，常常對著他笑”。確如其言，陶在自然與哲理之間打開了壹條通道，在生活的困苦與自然的旨趣之間達到了壹種和解。連最平凡的農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筆下也顯示出了壹種無窮的意味深長的美。陶淵明的這種“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壹是對自然的熱愛；壹是對人生的哀傷 個人觀點盡管陶淵明的退隱有些無奈的成份，但這無奈也是壯誌難伸的無奈，單憑他放著現成的縣令不做的舉動，就已夠驚世駭俗的了。詩人那份高雅的氣節，已足以令人擊節嘆賞，浮白喝彩。縱觀陶淵明的壹生，41歲以前主要在仕隱之間徘徊。仕是自願，隱也是自願；仕是不得已，隱也是不得已；仕得積極熱烈，隱得恬淡自然。這種矛盾糾葛，既來自於社會的深刻矛盾，也來自於詩人本身儒道思想的沖撞。後半生以隱為主，思想傾向於道家的順應自然的主張，成為隱逸詩人。但即使在這時期，我們也不能忽視他那“金剛怒目視”的—面。他的隱逸，是對當時社會的不滿與否定，體現著他追求人生價值的思想觀念。也就是說，他以隱逸的手段來保全自身的品格，即所謂儒家“獨善其身”、“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觀念的具體表現，是他情操高潔的宣言。在退隱之後，他矢誌不渝，與大自然取得了高度的和諧，並且他還親自參加了勞動，真切地體驗到了“重返自然”的樂趣，隱得真誠、坦白、徹底。這與某些文人們借隱居來標榜清高，沽名釣譽，借以擡高自己身價，把隱居當成飛黃騰達的“終南捷徑”的行徑迥然不同。而且，陶淵明的隱也不是逃避，他始終觀照著現實社會，因而他的詩文既充盈著隱士的高逸，又不乏社會的意義和歷史的沈重。這正是陶淵明被譽為“隱逸詩人之宗”的理由，也是陶淵明偉大人格的價值所在。 東晉是亂世之末，又是佛教風行、崇尚名士風度的時代，因此，才會造就出陶淵明 這樣超越世俗的田園詩人。唐以來的許多大詩人，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 陸遊，都是非常推崇陶淵明的，在藝術創作和人生態度上也深受其影響。陶淵明的 詩文代表了關於“人的覺醒”，也就是說，人不光要有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 重要。當我們再次念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詩的時候，便感到了壹 種來自靈魂深處的自由與舒展。大丈夫能屈能伸是對的但要看人 “勾踐”“劉備”“劉邦”是什麽人物 是帥才 是可以統壹國家 建立新政權的任務 他們的誌向常人莫及 我們的毛爺爺也算壹個這樣的人“韓信”“關羽”是什麽人物 是將才 七尺大丈夫 他們有足夠的能力去實現自己的理想 去報效國家更能保護自己此外 還有壹種不平凡的人群 叫隱士 隱士分兩種1：有經天緯地之才 精通定國安邦之策 亂世之梟雄 治世之能臣 比如：“諸葛亮”“司馬懿”2：憂國憂民 才華出眾 以筆書寫天下之事 不是有這樣壹句話嗎？“文章西漢兩司馬，經濟南陽壹臥龍”不正說明了文人的分類陶淵明就是後者 他的夢想是國泰民安 但他沒有這方面的才能 看到社會的黑暗 不免心裏痛苦 只能以筆為武器來吶喊！我不覺得他懦弱 相反他很勇敢 以自己的方式在反擊歪風邪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