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統治者所主持的
“
新政
”
與近代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所領導的反清革命運動，
是發生於
同壹歷史時空中兩個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影響及於後世，非同小可。可以說，清末新政間
接推動了辛亥革命的進程。至於怎樣看待二者的價值與作用，後世研究者也是見仁見智，聚
訟紛紜。縱觀各文獻，有人認為辛亥革命無意義，認為清朝再過幾年就有立憲，便廢除君主
專制；也有人否認清末新政的積極意義，認為這無非是清朝快崩潰前的茍延殘喘，與辛亥革
命並無直接聯系。
我認為，清末新政與辛亥革命是息息相關的，無論從經濟、文化、法律?辛亥革命的
發展都是與清末新政極有關系的。清末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供
了經濟基礎；由於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供了階級基礎；
辦學和留學熱潮的出現，產生了眾多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階層，這是民主革命的群
眾基礎；由於清末新軍的出現，由於革命黨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新軍，新軍就逐漸成
了清政府的掘墓人，成了民主革命的陣地。
下面我分別闡述下我的觀點：
壹、君主立憲削弱了清廷的控制力
1901
年開始的仿行立憲對封建專制制度產生了極大的沖擊。表面看來，君主立憲似乎
既能讓屢戰屢敗的清政府恢復體面，維持君主統治，又能穩定社會，強國富民，是符合時代
要求的壹種比較穩妥的漸進式改革。
但政治改革風險極大，
它尤其需要最高領導人
（層）
在長期執政經歷中形成的領導權威。
這種權威是攻克改革難點，
穩定改革成果的關鍵所在。
而清政府在與外敵入侵的較量中卻壹
敗再敗，大失人心，
1900
年與八國聯軍開戰前，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壹、湖廣
總督張之洞、四川總督奎俊、閩浙總督許應驍、福州將軍善聯、巡視長江李秉衡、江蘇巡撫
鹿傳霖、安徽巡撫王之春、湖北巡撫於蔭霖、湖南巡撫俞廉三、廣東巡撫德壽等重臣合奏：
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端不可開。山東巡撫袁世凱也提出：朝廷縱亂民，至舉國以聽
之，譬若奉驕子，禍不忍言矣。緊接著抗旨發兵救京，實行東南互保。反擊八國聯軍的失敗
使慈禧的執政能力受到極大質疑，而
1908
年光緒、慈禧的相繼去世，使得形勢更加惡化，
清政府也失去了穩定和控制社會政局的最有力法碼。
這樣，
君主立憲的主要領導權就落到了
以醇親王載灃為代表的皇族手裏，而政治資歷和權威的缺乏使得他們在政治改革中困難重
重，也迫使他們更多地依賴本族親信，用抱團取暖的方式來維系滿族高層的實權，而這恰恰
同君主立憲要求的權力開放是背道而馳的。
因此，
改革中的許多做法使壹大批被點燃改革熱
情的有識之士感到失望與不滿，
清末的政治新政進入了不改不行，
越改各種政治勢力越不滿
的怪圈之中。
而與君主立憲配套的中央官制改革加劇了更多官員的離心傾向。
1906
年，“五大臣”
組成的政治考察團結束日、美、歐訪問回國，在隨後的考察報告中，他們明確指出“立憲利
於君，利於民，不利於官”，而隨後的改革事實也驗證了這壹觀點，這也是相當多的官員在
君主立憲與***和之間采取騎墻態度乃至最終拋棄清朝的原因。
1906
年起，中央官制改革開
始實施，三權分立、分職專任、責任內閣等西方先進的行政體制初露端倪：實行內閣成員大
臣制，做到“分之為各部，合之皆為政府，入則同參閣議，出則各治部務”；中央機構則通
過留、改、並、增，使設置更合理；官員人數采取以事而定，以職而定的方式，提高了辦事
效率。但清末的官制改革卻使部分漢族官員喪失了壹定權力，而對滿族官員影響較弱，因為
改革的壹個重要原則是大權不旁落滿族之外。如政府規定凡涉及皇族、宮廷事務的機構，如
宗人府、內務府等或予保留，或改換名稱，導致在軍機處和
11
個部中，滿人、王公親貴占
多數。尤其是
1911
年
5
月清政府實行責任內閣制後，十三名國務大臣中漢族官僚僅四人，
被人們稱之為“皇族內閣”。這次事件直接導致漢族重臣和民眾的不滿，也極大推動了人們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熱情。
此外，地方自治改革也加強了地方離心力。為準備憲政改革，清政府提出了地方自治改
革：“地方自治為立憲之根本，城鎮鄉又為憲政之初基，誠非首先開辦不可。”地方憲政的
第壹階段是自發建立以新式紳商為主體的地方自治組織，其中以“南學會”與“保衛局”最
具代表性。第二階段是頒布法律來支持和規範地方自治，如
1909
年
1
月的《城鎮鄉地方自
治章程》，後又相繼頒布了《京師地方自治章程》、《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欽定憲
法大綱》等。如果說
1900
年的“東南互保”是壹次被迫無奈的部分地方自治，而這次卻是
得到清政府推動的全國地方自治。
在這個過程中，
地方督撫和士紳的自治能力和參政水平大
為提高，為辛亥革命後許多省份紛紛宣布脫離清政府作了思想、組織和人才上的準備。
總之，
由於清朝權力的頂端失去了應有的權威，
中央官員對自身權力喪失或縮小的不滿，
地方勢力自治獨立能力增強等因素，
清政府內部形成了壹個自上而下的離心官員群體。
為克
服地方分離傾向，清政府就必然會要求權力的再次集中，政府與地方矛盾日趨尖銳。這也是
後來辛亥革命能輕易爆發和迅速蔓延的壹個客觀條件。
二、經濟新政觸犯眾怒
清政府的政治改革使地方政治人物的參政熱情日益高漲，
同時經濟新政極大地刺激了人
們的物欲，促進了興辦實業的浪潮。但清政府在鑄幣、路權上的新政舉措卻使地方相關群體
十分不滿。
其壹，鑄幣及貨幣發行權政策朝令夕改，導致清政府經濟掌控力喪失。由於鑄造和發行
貨幣利潤豐厚，各地銀元、銅元濫發現象嚴重。受當時世界金本位機制的影響，中國不合理
的戰爭賠款被迫以金價結算，使得清末銀賤金貴和通貨膨脹現象嚴重。為此，清政府曾就錢
幣的鑄造和發行進行過三次較大力度的集權改革。
1899
年
6
月，清政府下令除湖北、廣東
以外，所有造幣廠停止鑄銀，遭到地方強烈抵制。不久，天津、江寧造幣局、吉林造幣局、
福建造幣局先後獲得了清政府的鑄銀許可，統壹銀元計劃被迫流產。
1901
年
8
月，清廷又
壹次發布上諭，除湖北和廣東以外，其余各省停止鑄銀。但在強大的地方勢力軟硬兼施下，
江南、四川、山東、奉天等不久仍獲得了鑄銀許可。
1903
年，清廷決定在京師設立銀錢總
廠，“各省所用銀錢，式樣各殊，平色不壹，最為商民之累。自應明定劃壹銀式，於京設立
鑄造銀錢總廠。俟新式銀錢鑄成足敷頒行後，所有完納錢糧關稅厘捐壹切公款，均專用此項
銀錢。”但這次改革仍未解決以各省督撫為中心的幣制“分權化”局面。統壹發行，控制金
融是當時社會發展的必須，但幣制改革欺軟怕硬的做法使許多地方勢力更加輕視中央權力，
進而加劇了當時的經濟亂象。壹篇名為《國民破產之惡兆》的時評這樣記載，當時由全國重
大的錢莊、商號倒閉所引起的社會混亂事件，“宣統元年（
1909
年）三件，二年八件，今
年僅過五月而已有五件。其救濟用款約三千余萬兩，而擱而不理者尚多”。
其二，清政府推行的鐵路國有政策使得民怨沸騰。
1903
年
12
月，清政府頒布《鐵路簡
明章程》，允許商辦鐵路。結果“在
1903
年～
1907
年的
5
年間，全國有
15
個省份先後創
設了
18
個鐵路公司。”四川等內陸省的積極性更高。川路集股總額達白銀
1170
多萬兩。鐵
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也就是川漢鐵路總公司隨糧強制征收，值百抽三，相當於攤派
集資，這使得大量的農民入了股。不久，新入閣的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等人認為民間集資方式
影響鐵路建設速度和其它經濟發展，鐵路管理也更難。因此，
1911
年
5
月，清政府宣布“鐵
路幹線國有”，建設粵漢、川漢鐵路的資金轉向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這使川漢等地
百姓“發財夢”破滅。而把借款利益轉給西方國家的行為更使百姓無法理解。另外，清政府
對原鐵路集資公司投資橡膠虧空的
300
萬兩百姓血汗錢不予認可，
種種行為激起民憤從而導
致了
1911
年
6
月的四川保路運動，並由此促成了武昌起義。
各自為路成不了國家鐵路系統，這壹認識是具有現代感的。但正如袁世凱、張之洞所奏
之言：“錯在決策的不合時宜”。因為它忽視了帝國主義入侵，尤其是八國聯軍帶給中國人
民心中的憤懣情緒，更無視百姓的直接利益。此外，盛宣懷既是新當選的郵傳大臣，又經營
著許多大企業。
他主掌的漢冶萍公司可生產當時所需的壹半左右的鐵軌，
有理由懷疑當初的
決策同他個人的私心有壹定聯系。當然，不合時宜的決策背後是清政府的經濟窘相。
《辛醜
條約》
9.83
億戰爭賠款，加上新政所需巨額開支使清政府入不敷出，如
1910
年，清政府財
政收入
29000
萬兩，財政支出
35000
萬兩，虧空達
6000
萬兩。為補財政缺口，各級政府橫
征暴斂，民怨沸騰，社會動蕩。這就為辛亥革命的爆發創造了十分有利的社會條件。
三、文化新政為辛亥革命提供了文化環境
辛亥革命要在全國取得成功，
單靠孫中山深刻的革命思想和他領導的中國同盟會起義是
遠遠不夠的，
它需要社會大背景的配合，
而清末新政在教育與輿論等方面的改革為辛亥革命
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環境。
新政中對文化影響最大的是廢除科舉制。清政府從
1901
年起開始逐步廢除科舉，在袁
世凱、張之洞等推動下，慈禧於1905年9月
2日以光緒帝名義發布上諭：“著自丙午科為
始，所有鄉會試壹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自此，科舉制度正式宣告廢除。19世紀時，每次科舉考試有近
20萬名考生，中榜率約為0.9%，做官率更低，為0.4%左右。但
科舉制為普通百姓提供了壹種改變人生的希望，
從而把大量才子吸引到浩瀚的古籍中，
抹平
了他們的反叛思想。而科舉廢除後，官員選拔渠道多樣化、知識新穎化和人生價值多元化等
因素使得新式學堂中出現了壹大批讀書不為做官而為追求真理的新式知識分子。
清朝學部總務司編的教育統計圖表顯示，1902年在校學生數僅6912人，1909年達到1639641人，其中
相當數量的學生投入到軍校學習中，
不少人還遠涉重洋出國留學。
新式教育使傳統舊思想受
到質疑的同時，也催生了各種新的思想觀念。他們組成了各種學派和團體，許多人後來又進
入了官界、工商界、出版界、軍界等社會重要領域。而新式知識分子中的相當部分成為了立
憲派和革命派的支持者。這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準備了壹大批中堅力量。
新式知識分子的思想見解需要通過壹定的媒介去影響社會，清政府不自覺地配合了這壹
渠道的建設。新政中，清政府相對放松了“報禁”和“言禁”。據不完全統計，1901年全國各地的新辦報刊為34種，1911年達209種，十年增長率約為515%
1906
年起清政府發
布了《大清印刷物件專律》、《報章應守規則》、《報館應守條例》、《大清報律》等法律
條文來規範和保護報業。此外在《欽定憲法大綱》中還規定“臣民與法律範圍以內，所有言
論、出版、著作及集會、結社等，均準其自由”。當然，清政府擴大報刊與言論自由度的主
要目的是使輿論對新政能“以息邪說，而重關防”，“用以維持正義，防止訛言，使輿論既
有所發抒，而民聽亦無淆感”。但輿論環境的放松為社會新的語境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條件。
在西方媒體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孫中山深知報刊的政治教化功能，
“惟夫壹群之中，有少數最
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進之，使最宜之治法適應於吾群，吾群之進步適應於世界，此先知先覺
之天職而吾《民報》所為作也”。 1905年至1907
年間，圍繞中國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還
是改良方式這個問題，革命派與改良派分別以《民報》、《新民叢報》為主要輿論陣地，展
開了壹場大論戰。
投入這場論戰的還有其他十幾種報刊。
在報刊上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用高度
凝煉的詞語，使革命的理論和主張傳向整個中國。
革命黨人深知文言文報刊是給讀書人看的，所以大力推廣白話報刊書籍。如鄒容的《革
命軍》，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等直言不諱地正面號召反清反帝，奮起革命。經
歷過辛亥革命的魯迅曾說：“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
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此外，口口相傳更是底層百姓的溝通方式。這種傳播
更易形成許多不利於清廷的“誤傳”。如浙江省遂昌縣設立學堂，調查戶口，南鄉壹帶人們
卻在傳說學堂會害人虐民，不利於農民和農業生產。結果造成大批農民聚集，提出“誓滅學
堂，以安農業”，旋即爆發了民變。又如宣統年間，革命黨人景梅久在陜西長安仰望當時天
上出現的彗星，隨口造出“彗星東西現，宣統兩年半”的讖謠，並假說此謠已流傳了好久，
不知是什麽意思，故意引別人做出預兆“大清家快亡了”的解釋，結果此謠使得“人心大搖
動起來”。
清末新政為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客觀上創造了有利的社會環境，兩者在壹定程度上形成合力沖破了幾千年封建專制的枷鎖：
其壹，
不合時宜的君主立憲改革與恰到好處的武昌起
義兩者的交匯加劇了封建專制社會的崩潰力度，尤其當清末新政無法使大多數人感到受益
時，社會希盼壹種更猛烈的革命沖擊的到來。其二，孫中山是辛亥革命當之無愧的領袖。革
命黨人不怕犧牲、前赴後繼的精神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如梁啟超所言：“武昌
壹聲炮響，各省咨議局先後十日間，各自開壹場會議，發壹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鋪產的
掌櫃，便乖乖地把全盤交出”。“這是全國人的自覺心，到時壹起迸現的結果”。其三，國
家改革的成敗關鍵是看能否讓大多數人得利。雖然清末新政也涉及農業，
但其主要內容是舉辦農業學堂和農事試驗場、引進與培育新品種等，
這些對廣大農民生活的改善是遠遠不夠的，相反，“新政愈多，靡費愈重；籌款愈繁，民生愈蹙”。
總之，處在極端貧困和國恥中的中國需要壹種巨變來改變，清末新政在壹定程度上推進中國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