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特征
任何壹種文化類型的產生，都離不開特定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歷史條件。
這就是特定自然地理環境下的物質生產方式和社會組織結構。
關於這三個方面，我們在下以章節將有詳細的論述。
簡而言之，從地理環境看，中國處於壹種半封閉狀態的大陸性地域，與西方地中海延岸的多民族有很大的不同；從物質生產方式看，中國文化植根於農業社會的基礎之上，封建的小農經濟在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這與中亞、西亞的遊牧民族、工商業比較發達的海洋民族也有很大的不同；從社會組織結構看，宗法制度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成為維系社會秩序的重要紐帶，專制制度在中國延續兩千年，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
中國文化的特征可大致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強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四大文明古國，也曾經出現過許多優秀的文化體系。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在近6000年的人類歷史上，出現過26個文明形態，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國的文化體系是長期延續發展而從未中斷過的文化。
這種強大的生命力，是中國文化的壹個重要特征。
中國文化的強大生命力，表現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續力和凝聚力等方面。
所謂同化力，是指外域文化進入中國後，大都逐步中國化，融入中國文化而成為其壹部分。
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莫過於佛教文化的傳入和中國化。
佛教開始流傳於尼泊爾、印度、巴基斯坦壹帶，並不是中國本土的文化，在公元1世紀的兩漢之際開始傳入中國，經過魏晉、隋唐幾百年，佛教高僧的東渡，佛教經典的翻譯，中土僧人的西行求法，都不能使佛教文化完全征服中國的士大夫。
佛教傳播的結果，壹部分變為中國式的佛教（如禪宗），壹部分反而消融於宋明理學之中，成為中國文化的壹部分。
猶太人遍布全球，而且保持他們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思維方式，而他們來到中國後，便湮沒在中國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所謂融合力，是指中國文化並非單純的漢民族文化或黃河流域的文化，而是在漢民族文化的基礎上有機地吸收中國境內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吳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豐富內涵的中華文化。
中華各民族文化，例如歷史上的匈奴、鮮卑、羯、氐、羌、契丹、遼、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匯於中國文化的血脈之中。
沒有這種融合，也就沒有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
當然，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也包含有“同化”的意義。
中國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在歷史中形成的，因此它不是簡單的偶然的文化現象，而是壹種文化生命力的表現。
具有如此強大的文化生命力的民族，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少見的。
湯因比在上個世紀70年代初期，曾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有過壹次著名的對話，在這次對話中，他指出，“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
他們現實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壹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
在人類歷史上，多次出現過因為異族入侵而導致文化中絕的悲劇，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因亞歷山大大帝的入侵而希臘化、愷撒的占領而羅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蘭化，希臘、羅馬文化因日耳曼蠻族入侵耳中絕並沈睡千年。
但是在中國，此類情形從未發生。
唯有中國文化壹種，歷經數千年，持續至今而未曾中輟，表現出無與倫比的延續力。
這種強健的生命延續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
東亞大陸特殊地理環境提供了相對隔絕的狀態，是其緣由之壹。
而中國文化長期以來以明顯的先進性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遊牧民族，反復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戲劇，也是壹個重要原因。
在漫長的歷史年代利，中國文化雖未受到遠自歐洲、西亞、南亞而來的威脅，但也屢次遭到北方遊牧民族的軍事沖擊，如春秋以前的“南蠻與北夷交侵”，十六國時期的“五胡亂華”，宋元時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連南下，明末滿族入關。
這些勇猛剽悍的遊牧人雖然在軍事上大占上風，甚至多次建立起強有力的統治政權，但在文化方面，卻總是自覺不自覺地被以華夏農耕文化為代表的先進的中原文化所同化。
這些遊牧或半農半牧民族在與先進的中原文化的接觸過程中，幾乎都發生了由氏族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或飛躍。
軍事征服的結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毀滅、中絕，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文化進步。
而在這壹過程中，中國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新鮮養料，如遊牧人的騎射技術，邊疆地區的物產、技藝，從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
中國文化的強大生命力還表現在它具有歷久彌堅的凝聚力。
這種凝聚力具體表現為文化心理的自我認同感和超地域、超國界的文化群體歸屬感。
西周時期，中華先民便有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表達了從文化心理特質上的自我確認。
正因如此，直到今天，數以千萬計浪跡天涯的華僑華裔，有的在異國他邦生兒育女，傳宗接代，但他們的文化臍帶，仍然與中華母親血肉相依，在他們的意識中，壹刻也未曾忘記自己是中華兒女，炎黃子孫。
已定居巴拿馬幾代，並且在政界取得顯赫地位的華僑這樣說：“別看我們完全不懂中文，我們的思想、舉止都是非常中國式的。
”美籍華裔著名科學家楊振寧也說：“我覺得中國傳統的社會制度、禮教觀念、人生觀，都對我們有極大的束縛的力量。”
2.重實際求穩定的農業文化心態
中國文化是壹種農業文化。
所謂農業文化，並非說構成這種文化的物態成分中沒有其他產業的產品，而是說整個文化的物質基礎的主導方面和支配力量是在自然經濟軌道上運行的農業。
黃河、長江哺育的亞洲東部這片肥沃的土地，為中華先民從事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提供了極為優越的條件。
幾千年來，中國人的主體——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躬耕田疇，世世代代、年復壹年地從事簡單再生產，成為國家服役的基本承擔者。
這就鑄定了中國古代文化的農業型物態特征，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獨具壹格的“實用—經驗理性”，如重農、尚農、的社會***識，重實際而罷玄想的務實精神，安土樂天的生活情趣，包含循環與恒久的變易觀念，等等。
在以農業為生存根基的中國，農業生產的節奏早已與國民生活的節奏相通。
我國的傳統節日，包括最隆重的春節，均來源於農事，是由農業節氣演化而成的，並不像許多其他民族那樣，節日多源於宗教。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內，重農思想的產生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中國人很早就認識到農耕是財富的來源。
“不耕獲，未富也。
”務實精神是“壹分耕耘，壹分收獲”的農耕生活導致的壹種群體趨向。
中國民眾在農業勞作過程中領悟到壹條樸實的真理：利無幸至，力不虛擲，說空話無補於事，實心做事必有所獲。
這種農人的務實作風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華，君子務實”是中國賢哲們壹向倡導的精神。
正是這種民族性格使中國人發展了實用—經驗理性，而不太註重純理論的玄思，亞裏士多德式的不以實用為目的，而由探求自然奧秘的好奇心所驅使的文化人，較少在中國產生。
作為農耕民族的中國人從小農業的簡單再生產過程中形成的思維定勢和運思方法是註意切實領會，並不追求精密謹嚴的思辯體系，他們被西方人稱為“最善於處理實際事務”的民族。
農業社會中的人們滿足於維持簡單再生產，缺乏擴大社會再生產的能力，因而社會運行緩慢遲滯。
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很容易滋生永恒意識，認為世界是悠久的、靜定的、中國人往往表現出習故蹈常的慣性，好常惡變。
反映在民間心態中，便是對用具追求“經久耐用”，對統治方式希望穩定受常，對家族祈求延綿永遠，都是求“久”意識的表現。
3.以家族為本位的宗法集體主義文化
中國古史的發展脈絡，不是以奴隸制的國家代替由氏族血緣紐帶聯系起來的宗法社會，而是由家族走向國家，以血緣紐帶維系奴隸制度，形成壹種“家國壹體”的格局。
這樣，氏族社會的解體在我國完成得很不充分，因而氏族社會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的殘余大量積澱下來，幾千年中，全社會並未長期存在如同古代印度和歐洲中世紀那樣森嚴的等級制度，社會組織主要是在父子、君臣、夫婦之間的宗法原則指導下建立起來。
宗法制度在中國根深蒂固，不僅由於氏族社會解體極不充分，還由於此後自然經濟長期延續，“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村社構成中國社會的細胞群，而這些村社中又包含家庭宗族與鄰裏鄉黨兩大網絡，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為宗族，組成社會，進而構成國家。
（中國人註重族姓源流）
以家族為本位的社會關系的基本單元是“宗族”。
在宗族內，每壹個人都不被看作是獨立的個體，而起碼要和上下兩代人（即父、子）發生關聯，這樣，父親、自己、兒子就形成三代，這是壹個以“自己”為核心的最基本的“宗族”。
如此，可以在劃同心圓。
在宗法觀念下，個人是被重重包圍在群體之中的，因此，每個人首先要考慮的，是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類。
從“親親”的觀念出發，可以引申出對君臣、夫妻、長幼、朋友等等關系的壹整套處理原則，這些處理原則是以“義務”觀念為核心的。
正是由於傳統文化重家族輕個人、重群體輕個體，因而總是強調個人在群體重的義務和責任，而忽略了個人在社會重的權利，也就使得“人皆可以為堯舜”這樣的道德平等意識僅僅成為壹種理想，而“法制”在這樣的系統之內也沒有用武之地。
4.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
長期運作於中國的農業自然經濟，是壹種少有商品交換、彼此孤立的經濟。
在這種土壤中生長起來的極度分散的社會，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權政治加以統合，以抗禦外敵合自然災害，而人格化的統合力量則來自專制君主。
另壹方面，農業宗法社會的正常運轉，又要仰賴以農民為主體的民眾的安居樂業，家國方得以保全，否則便有覆滅崩潰的危險。
因此，“民為邦本”的思想傳統也是農業宗法社會的必然產物。
“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同構成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壹體兩翼。
中國農業社會由千百個彼此雷同、極端分散的村落和城鎮組成。
但是，對外抗禦遊牧人的侵襲，對內維持社會安定又是這個農業社會的全民性需要（天候地理、治理黃河、賑災恤鄰），這就又建立統壹的、權威巨大的帝國的必要。
例如，韓非子從天下“定於壹尊”的構想出發，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的中央集權的政治設計。
與集權主義相伴生，中國農業社會又培養了另壹影響深遠的政治意識，這便是“民本主義”。
民本主義嚴格劃分“治人者”與“治於人者”，它是從治人者的長治久安出發，才註意民眾的力量和人心向背的。
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及其知識分子，壹方面強調“國以民為本”，另壹方面又強調“民以君為主”，在他們看來，“尊君”與“重民”是統壹的。
5.擺脫神學獨斷的生活信念
同世界上任何民族壹樣，在中國的遠古時期，也產生過原始的宗教以及對天命鬼神的絕對崇拜。
直到殷商，在意識形態上仍有“尊天事鬼”的特點，“蔔辭”中所記載的，就是殷商貴族的宗教占蔔活動。
但是西周之後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西周人的觀念中，從宗法中產生道德，而道德成為維系整個社會的根本紐帶。
宗法道德觀念的確立，使神學獨斷的觀念削弱以至被擺脫了。
這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等相區別的壹個突出特點。
在歐洲以及印度，宗教的神或上帝、佛，是最高的信仰，是精神的寄托。
而最高的善，生活的目標，人們行為的準則，都是從宗教的神的誡命或啟示而來的。
例如猶太教把“摩西十誡“說成是永恒的道德規範和社會的基本準則，並且說這是上帝耶和華親自向摩西頒布，與猶太人約法的（《舊約全書》）。
又如，基督教的耶穌既被視為上帝之子，也是上帝的化身，他傳布福音，教化世人，成為人間倫理道德的榜樣和楷模。
總之，在西方以及印度文化中，道德來源於宗教神啟，宗教的神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和歐洲、印度文化中的這種神學獨斷相比，中國文化顯示了它的理性的壹面。
它沒有把人的道德情感引導向外在的崇拜對象或莫測的境界，而是把它消溶在以親子關系為核心的人與人的世間關系之中，也就是平常人、平常事、平常心而已，全然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學信仰大廈。
道德教育摒棄了清規戒律和冰冷的說教，肯定正常情欲的合理性，強調對它的合理引導。
由於中國傳統文化自先秦就具有擺脫神學獨斷的特點，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未出現過象歐洲中世紀基督教占思想統治地位的“黑暗時代”。
中國傳統的民間宗教信仰，有極大的實用性，而在民間的“燒香拜佛”這樣的口頭語中，“佛”的含義既可能是釋迦牟尼、觀音菩薩，也可以是“土地”、“老君”、“子孫娘娘”、“媽祖”……。
這和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嚴格排他性，迥然不同。
6.重人倫輕自然的學術傾向
中國文化以“人”為核心，它表現在哲學、史學、教育、文學、科學、藝術等各個領域，追求人的完善，追求人的理想，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表現了鮮明的重人文、重人倫的特色。
但是，在對於自然界本身的認識和改造方面，卻受到忽視。
儒家思想在這方面表現特別明顯。
以孔子為例，據統計，《論語》中有關自然這是的材料***54條，涉及天文、物理、化學、動植物、農業、手工業等方面的現象，不可謂不豐富，但究其內容都是“利用自然知識以說明政治、道德方面的主張，而不以自然本身的研究為目的”。
例如，孔子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相反，樊遲問稼穡之事，卻被鄙為“小人也”。
儒家這種重人倫輕自然的學術傾向，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
唐太宗品評大臣是“壹曰德性，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詞藻，五曰書翰”。
當然，我們應該看到，從漢唐到宋元明，中國的科學技術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居世界領先地位，但是，當16、17世紀近代自然科學在西方產生並大踏步前進的時候，中國卻落後了。
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國傳統文化重人倫而輕自然的傾向，也是其中原因之壹。
由於儒學在傳統文化中的廣泛影響，在古代學術史上，關於嚴密邏輯結構的理論，關於技術性控制的實驗，以及二者之間相互聯系驗證的操作，都沒有得到重視和發展。
7.經學優先並籠罩壹切文化領域
中國倫理型文化還有壹個突出的外在形式上的特點，這就是它的經學傳統。
所謂經學，是指中國文化長期以儒家經學為主流，有著壹以貫之的傳統，形成了獨自的特色。
中國學術的發展，就其分別而言，在先秦，是諸子百家之學；在兩漢，是經學；而後又有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
但從客觀上去考察，自漢代以後，壹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中國二千余年的學術發展，卻是以經學為壹大主流。
中國文化的發展，不論是哲學、史學、教育學、政治學、社會學、宗教學，還是醫學、科學和藝術，都與經學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可以說，在中國古代，作為壹個知識分子，不論他的學習興趣與研究方向最終怎樣，他的首要任務就是學習經書，不可能有其它的選擇（如五四時期的眾多新文化健將）。
中國文化的這些特點，與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
在古希臘，文化的發展雖然還帶有綜合性的特點，但是已出現明顯的學科分支，在數學、幾何學、天文學、醫學、物理學、生物學等方面，幾乎都有相對獨立的發展。
亞裏士多德的壹個重要學術貢獻，就是他在知識分類方面的功勞。
“這時的科學世界已大到足夠配置出為數不多的篤好妙悟的優秀任務，來撰寫天文學和數學上極專門的著作，專門到甚至受過平均教育的公民都讀不懂，而下層階級只好懷著敬畏和猜疑望著它們。
這樣就使得科學家能夠大膽探索復雜而精微的辯難，並由互相批評而得到偉大而迅速的進展。
”相比之下，中國文化的發展，在秦以後兩千余年，卻壹直籠罩在經學的氣氛之中。
經（也有學者稱其為“元典”），本來是孔子所整理的古代文化的典籍。
孔子是中國第壹個創立私學的偉大教育家，他對古代文獻搜集整理，成為他進行教育的內容，同時也延續和保存了中國古代文化。
孔子編輯整理的古籍稱為“六經”，即《周易》、《尚書》、《詩經》、《禮》、《樂》、《春秋》。
這些典籍，包容了政治、歷史、哲學、文學、音樂、典章制度等豐富的內涵。
到了漢代，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經”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訓解和闡述六經及儒家經典的學問，稱為“經學”，是學術文化領域中壓倒壹切的學問，成為漢以後歷代的官學。
僅據清代乾隆年間的《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的著錄就有1773部，20427卷。
可以說，中國文化在漢代以後的發展，經學是最重要的形式。
中國文化的這種經學傳統，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什麽影響呢？
首先，是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各個方面的廣泛滲透。
在先秦，儒學不過是諸子百家中的壹家，但是壹旦成為“經”，在政治力量的推動下，便滲透在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各個領域。
不論是史學、哲學、教育、科學、藝術、法律，無壹不滲透著經學的影響。
其次，在經學的影響下，科學未能充分獨立。
經學是壹門籠統的學科，雖然經學本身並不排斥自然科學，相反，儒學中的理性主義以及某些思辯方法，對自然科學甚至還有啟發作用。
但問題的關鍵是，經學以它自成壹套的體系，淩駕於知識之上，無形中排斥了科學的獨立。
再次，經學傳統對中國宗教的發展，也產生著壹定影響。
在世界各文化體系中，宗教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如基督教在歐洲、伊斯蘭教在中東阿拉伯廣大地區、佛教在印度及東南亞地區，影響都極其深遠。
而在中國古代，宗教的影響相對而言就比較薄弱。
雖然原因可從多方面研究探索，但從歷史的事實來看，經學傳統對宗教發展的制約則是顯而易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