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人們知道明代文化大家馮夢龍先生的大名，似乎大多由於看過所謂“三言兩拍”的緣故；其實，這“兩拍”的著作權卻是另有所屬的。而馮氏除“三言”等通俗文學的成就殊顯突出之外，比如經學，比如史學，比如筆記雜綴等等，固然也不可等閑視之。而經學方面的著作，則委實是馮氏畢生孜孜矻矻地從事乃至殫精竭慮撰成的；對此，馮氏自己似也頗為欣賞其勝義。另壹方面，馮氏這些經學著作，也為他贏得不菲的社會影響和壹定的經濟收入；因為根據有關書籍記載，馮氏這些經學著述在當時的讀者群尤其眾多科舉生員中是成了“暢銷書”的。
而馮氏留存至今的有關經學方面的著作，大抵有《四書指月》、《麟經指月》、《春秋衡庫》、《春秋定旨參新》等，***約二三百萬言；這真可謂犖犖大端了。至於其中《四書指月》壹書，其實只是馮氏對《論語》和《孟子》兩書的解說，並沒有對另外二部《中庸》和《大學》的說解，壹如朱熹《四書集註》那樣名副其實地收羅“四書”。因此，這次整理編輯出版，本人就把馮氏的《四書指月》析為《論語指月》和《孟子指月》二冊，獨立出版。茲就《論語指月》編註過程中所想到的向讀者諸君做個簡括的說明，或許對讀者通過馮夢龍那別具匠心的解說進壹步深入理解《論語》這千古經典有所幫助，從而真正洞悉古人所明告我們——《論語指月》壹書是足可以明事理，會讀書，善撰文，足研究，能管理，擅領導了的。
壹、兩千年來，《論語》不但是我國歷代讀書人的經典，也是壹切國人的經典。其中所展現出來的建功立業、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等行為規範，影響世人至深。但自從上世紀初葉，在所謂“打倒孔家店”後，壹些國人竟不由自主地捐棄了優秀的傳統文化，使得原本優良的傳統道德亦跟著頓失依歸；放眼現在某些國人道德淪喪這極為嚴峻的現狀，有識之士都為之深思，進而迫切熱望要讓優良的傳統道德回歸。故此，重讀諸如《論語》等傳統經典，固然是壹樁亟不可緩的事兒；相信學習、研讀和運用《論語》等經典，正是人們為提高傳統道德自律和自身綜合素養的可行法門之壹。而文化大家馮夢龍的《論語指月》對《論語》的獨特解說，必將會使讀者獲取相當滿意的答案。
二、《論語》語句固為經典，而馮氏說解對之亦頗多闡發。蓋馮氏博通經史，在解讀《論語》時委實頗多勝義，其中的現實警示意義不唯在當時有其特殊價值，就是如今也依然稱得上是足以指導和糾正人們言行的上上箴言。如《子曰君子求章》中孔子所說的“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確是千古哲言；對此，馮氏即進壹步講解道：“君子會得己真，看得己大，自己取用不盡，故只求諸己；小人看得自己壹毫沒有，富貴在人掌握，聲名在人齒頰，全向人討生活。”這分明將《論語》中孔子的原話做了進壹步的闡發，其勵誌處委實令人激賞。又如講解所涉啟發式教育和“舉壹反三”這壹語典時，馮氏即進而引申道：“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此大病也。故不啟發者，正以進之啟發；‘不復’者，正以進之能‘反’。重學者身上理會。”（具見《述而篇·子曰不憤章》）如此之類所在多有，限於篇幅，這裏不復贅舉，相信讀者自能從容尋繹。
三、馮氏說解對深入理解《論語》原文大有幫助。如諸書對《陽貨篇·陽貨章》的斷句各行其是，以致歧見紛出而又莫衷壹是；至於人們讀後也確實覺得雲山霧罩，不得要領。但馮氏說解中僅壹句“記者於此方著個‘孔子曰’” 雲雲，即可解決問題，因為這種正確的句讀立馬使人憬悟孰是孰非。又如在對《憲問篇·南宮適問章》關於南宮適問孔子語時的解說，亦即馮氏對通行本句讀“羿善射，奡蕩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作解說時，以為“‘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未定之詞；羿、奡是已然事，故‘然’字當屬‘禹、稷’句，乃轉下落重語”；我們知道，馮氏所引“若由也”句，源出《論語·先進》，跟這裏的用法確實有異，可見馮氏這別出心裁的說解因不襲舊說而別有新見，這就令人涵泳不盡了。而馮氏此等說法對理解《論語》原文確有如湯沃雪之功，類似勝義在書中可謂俯拾即是。因為馮氏的國學素養極為深厚，這並不是當今某些學者所能望其項背的。其實，這也不難理解，因為時代環境和個人境遇早已大為不同。
四、馮氏說解所徵引前人與時人的說法頗多，只要是有助於理解《論語》原文的就收錄，而並不以說話者的聲望來取舍，所以書中除引錄壹些學術權威的說法外，還使得許多現在名不見經傳者那頗具見地的解說得以保留；這種治學方法頗為可取。尤為可說者，馮氏對當時業已被尊為聖人的朱熹之說（蓋指朱氏《四書集註》壹書）亦敢多所訾議，但這是出於做學問的公心，因此也就多所匡正朱氏不當甚乃錯誤的解說了。如講解《衛靈公篇·顏淵問為邦章》中為孔子所稱“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時，便指出“雅與鄭聲，皆其聲調，非指其詞。朱子認作男女淫奔，而輕改《鄭風》之序，冤哉！”頗具見地。又如對《季氏將伐章》講解時，文末斷定“朱子分作兩節，便沒分曉”，所說頗合事實而不唯名人之言為是。誠然，馮氏亦並不全跟朱子唱反調的，比如他講《子貢問曰有壹言章》時即稱“朱註甚明”。對此，馮氏自述“亦非定與相左，只是虛心觀理”（具見《子曰眾惡章》解說語）。總之，馮氏講述時這種實事求是的學術態度，為我們最終確切理解《論語》提供了良好的版本；而這，無疑是令人嘆賞不置的。
五、閱讀馮氏的說解，對我們洞徹《論語》行文中的文法高妙之處大有幫助。除了對原文重出者不予說解，馮氏幾乎對《論語》原文做到字字精研，句句確評，而且必使原文蘊涵無餘剩而後已的程度；這種著意深入研究和真切賞析的境界確乎使人讀後頗覺痛快淋漓。至於他扼要論說《論語》原文中那巧妙的筆法，尤其有利於初學習文者；而對於行文老手來說，它其實亦不是沒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如在《衛靈公篇·子曰君子義章》所批點“首尾兩‘君子’正相呼應”等等，即是。而全書所涉此類寫作技巧者，真可謂觸目即見；而這，對現在人們有誌寫好文章和洞明古人行文用意者自是大有裨益，而且時時饒有醍醐灌頂之樂。
六、由於《論語》原文前後頗多重出，故馮氏對後出的語段就不予解說了。但本編為使《論語》原文完整起見，特行取錄，以便使之成為完璧。唯本編句讀有與通行版本頗有不同處，這是按照古人所指明的“當同者不得不同，當異者不得不異”的原則進行的，“雖壹時或駭裏耳，後世不乏子雲，必有玄吾玄者矣”（具見馮氏《〈麟經指月〉發凡》）；對此，誠可謂“於我心有戚戚焉”（具見《孟子·梁惠王上》）。
七、在校閱過程中，本編特行增錄《論語》原文以便利讀者。由於底本《四書指月》並不同具《論語》原文，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或許不成問題，但現在卻恐怕就不壹樣了，因為當今絕大多數讀者遠沒有達到“飽讀四書五經”的程度；故此，若沒有《論語》原文對看，那就勢必對深入理解和確切掌握《論語》精義是個障礙，而且這還不僅僅是“閱讀不便”而已。舉個例子來說，如《顏淵篇·子張問士章》中的“夫達節”，底本和其他刻本原多訛為“天達節”，致使後來諸多古籍出版社點校本亦多沿襲其誤；如此之類，其他地方尚多，恕不贅舉。因此，若不照錄《論語》原文，則多數讀者勢必難以理解馮氏文中的所謂“天達”究為何所指，那就更別奢望能夠立刻明白馮氏原本精辟的論述意義何在了。於是編者取坊間權威的《論語》版本並移錄在馮氏說解之前，以便讀者能夠從容真切玩味；唯其中文字因版本之故而頗多不同者，則擇善而從，且於文後略作按語以供讀者采擇。昔人有所謂備此壹書，即不必更求《論語》其他版本的說法；信夫！
八、底本有字跡漫漶，壹時不可辨識者，亦有前後錯字而不可卒讀者，今以文意貫串之，並略作校註與按語，以便於讀者省覽雲爾。誠然，編者也有明知其不確者，但因沒有相應的對校資料或壹時疏慵，只得姑且壹仍其舊，還請讀者鑒諒。
九、馮氏說解中多用明代口語，其明白淺顯處與現今所用語言幾乎沒有什麽大異。因為書中除了當時的常用字“之乎者也”外，還使用了為數不少的“的了嗎呢”，壹如當今白話文所用者然。但也正是由於馮氏所用詞語不時有當時的熟語或方言，反而使得今人未必就沒有了隔膜的；而這，還得請讀者多多明察。此外，馮氏解說也並非全無可商榷的。如對《泰伯篇·太宰問章》中解釋“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時，以為“夫子以‘多能’為‘鄙事’”雲雲，與《論語》原意似乎就有些遊離甚乃誤會了。如此之類，其他地方也有，請讀者自行留意。
十、本編以現今國家圖書館所藏《四書指月》殘存明寫本的影印本為底本，校以其他本子；唯該影印本原書不知卷數，有眉批，除《孟子》七卷外僅存《論語》六卷，其中尚有缺頁。該書按章分節疏講二書，將馮氏的知識、見解融匯其中，對讀者頗具輔導作用。而在研究《四書指月》的過程中，鄙人曾見壹古籍版的馮書點校，其間句讀的訛誤觸目即是，令人不堪卒讀。魯迅先生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曾寫過多篇關於“點句的難”的文章（具見《花邊文學》和《熱風》等集子），現在看來，這種令人憂慮的現象依然還沒能有效解決。因為不當的校點非但不能成為馮夢龍的功臣，反而欲使之湮滅了的。誠然，馮氏學識淵博，所涉經史子集的內容甚廣，其校點難度確乎不小，亦自是實情，但有些似乎頗為明白的居然也斷句有誤，那恐怕就說不過去了。至於筆者自知學識譾陋，雖勉為校點，然不敢遽稱處處標點皆能允當無憾，尚祈世之博雅君子有以匡我未逮，則幸甚！
但總之壹句話，讀者若能時時做到念誦馮氏《論語指月》壹書，則達到明事理，會讀書，善撰文，足研究，能管理，擅領導等等境界，是當可深信不疑了。而宋代開國宰相趙普所謂“半部《論語》打天下，半部《論語》治天下”（語本《鶴林玉露》卷七），這或許就是對上述見解的最簡括性闡述吧？
2012年7月15日，歲次壬辰仲夏谷旦於都門城東藉齋，阿袁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