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回族自治區具有悠久的歷史。靈武市水洞溝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發掘出來的石器、骨器和用火痕跡表明，遠在距今3萬年前後，寧夏境內就有了人類活動，他們創造了舊石器晚期的“水洞溝文化”。解放後，在寧夏境內陸續發現了較多的“細石器文化”、“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遺址。這些遺址表明，距今六七千年到三四千年前，寧夏南北的“居民”已由母系氏族社會進人父系氏族社會、開始從事畜牧業和農業生產，並與中原地區有了密切的聯系。商、周時期，境內有稱為胡（北狄）、羌（西戎），後又稱為鬼戎、獫狁（熏育、葷粥）的遊牧部落活動。周宣王時，曾在“太原”（今固原壹帶）調查戶口，表明當時不僅已有較多人口，而且有了行政管理體制。春秋戰國時期，固原南部屬秦，其余地區分別為義渠戎、朐衍戎等部族的聚居地。
公元前221年，秦兼並六國後，建立中央政權，寧夏屬北地郡。
西晉末年，匈奴人赫連勃勃於407—431年建立地方政權，自號夏，以統萬城（今陜西靖邊縣境）為都城，寧夏屬其管轄範圍。
唐朝分全國為十道，寧夏屬關內道。唐王朝在靈州（今靈武市西南）設大都督府和朔方節度使。安史之亂期間，唐肅宗於756年在靈武登基。
公元1038年，黨項族首領李元昊，以寧夏為中心，建立大夏國，國號大夏（因其位於宋王朝西面，故史稱西夏）。定都興慶府（今銀川市），國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抵大漠”，“方二萬余裏”，形成了和宋、遼、金政權三足鼎立的局面。
元朝滅西夏後，設寧夏府路，開始遷入回回人。
明朝設寧夏衛，大批回回以“屯戍人戶”的身份被安置在靈州、固原壹帶。
清朝建寧夏府。乾隆年間，銀川發生大地震，原址受損嚴重，乾隆帝撥下巨銀用於重建家園，在城郊建新城，稱新滿城。乾隆以後，“寧夏至平涼千余裏，盡悉回莊”，成為全國最大的回族聚居區。民國初年設朔方道，1929年改為寧夏省，轄除固原以外的現有市、縣及內蒙古自治區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額濟納旗和磴口縣。
1949年9月23日，寧夏解放，仍沿用寧夏省原稱，轄區範圍與民國時相同。1954年，撤銷寧夏省，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額濟納旗和磴口縣劃歸內蒙古自治區，其余地區並入甘肅省。1958年10月25日，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轄原屬甘肅省的銀川專區、吳忠回族自治州、西海固回族自治州及涇源、隆德2縣。1969年，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的5個公社並入寧夏。1979年，這些地區又劃回內蒙古自治區。
黃振華這個名字，對大多數人而言都是壹個分外陌生的名字，不過這倒也真切地符合先生那種不求聞達的處世精神。他壹生與語言文字結緣：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風華正茂之時，在人民大學協助吳玉章先生，為漢字改革工作貢獻良多；此後二十多年身為“右派”，在呂叔湘先生關心之下依靠多語種的翻譯工作為生；七十年代末重新投入正式工作，雖輾轉於多個工作單位之間，仍然在中國北方民族古文字如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的解讀方面成果倍出；九十年代初從北京圖書館敦煌資料中心退下來以後仍然筆耕不輟，在自己書籍匝地的鬥室中完成了壹篇又壹篇立意新穎、論證充分的文章，尤其是對漢字式文字的溯源和漢藏***同語的構擬見解發人深省。可惜的是，他的羸弱身體不允許他本人把這些思想壹壹付諸身體力行的實踐，他的治學經驗也因為沒有正式的學生繼承而難以為人熟識。
黃先生原就學並畢業於民國時期的哈爾濱外國語專科學校，這所後來並入黑龍江大學俄語系的學校造就了他極為出色的俄語功底。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新疆博物館推出的《新疆探察史》、《蘇聯中亞考古》內容翔實準確，文字洗練暢達，即是先生的盛年佳譯；而他隨即發表在《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二期）上的《評蘇聯近三十年的西夏學研究》壹文，就是在彼時西夏研究漢文資料還相當缺乏的國內對西夏學水平遙遙領先的蘇聯學者工作的壹個總體評價。該文全無時下流行評論文章壹味追捧的俗氣，大量的篇幅是壹針見血地指出蘇聯學者雖有1929年沙俄軍官科茲洛夫中國西北邊陲黑水城西夏書庫發掘的巨額收藏之便利，但因漢學功底欠佳和某些意識形態的影響而導致了西夏研究中不容忽視的缺憾和疏漏。這些都是主要倚仗黃先生所立足的深湛俄語功底，可稱得上是新時期中國西夏研究對國外先進成果的奪胎換骨第壹文，同時，這篇文章也體現出黃振華先生壹以貫之的學術風格——嚴於律己也嚴於待人，字裏行間的文字火藥味隨處可見，即便是同當時還頗有痕跡的大小字報作文風格相比也難分軒輊，只是黃文並不針砭個人而完全針對學術建設，並且對他人錯漏“壹抓壹個準兒”的特點使內行的對手看了只有心折的份兒。在他的文章《西夏語同義詞詞源研究芻議》、《西夏語同義詞詞源研究再議》（分別見《民族語文》2002年第五期、2003年第五期）中，老先生對自己參與的《〈文海〉研究》壹書中的失誤深表懺悔，並毫不留情地指出自己當時急於送交出版社“實際上是整理稿已五易寒暑，正值需要研究成果以資提升職稱”之時；現在我們自然理解這種現實的際遇和需要，因而也就更為欽佩先生這種無情解剖自己行為中的心態。
這位老先生，實在也稱得上是個學習語言的天才。俄語自不必說，他對英、法、德、日等常用外國語運用也很嫻熟；除此之外，他還校譯過羅馬尼亞某政要在中國發行的羅語文集漢譯本。值得壹提的是，先生還精通不少稀奇古怪的古代語言和文字：像在中世紀曾享國壹個世紀有余、並與當時地處中原的宋王朝對峙過的遼、夏、金政權都創制過自己的官方文字，此即今已湮沒不傳的契丹文、西夏文和女真文，這是黃先生用力的重點，他對這幾種文字的認識自是非同壹般的深刻；而另外幾種曾經流行於中亞地區和中國西陲的古文字——記錄東伊朗語的粟特文、於闐文和記錄印度西北方言的佉盧文，他也有過相當深入的研究，八十年代出版的幾種綜述中國民族古文字的《圖錄》和相關期刊、論文集中這方面的文章如《粟特文及其文獻》、《於闐文賢劫經千佛名號考證》、《鄯善佉盧文書所見王號考》零零星星，卻都顯出黃先生在這方面的篳路藍縷之功。據說當年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時，別人不認識的古怪語文都找他辨認，他也總是不會令人失望；遙想此情，面對斯人，“活字典”壹詞忽然顯得格外栩栩如生。時至今日，佉盧文在中國據說也只有少之又少的學者認識，而粟特文這種曾經流行於盛唐時期長安城胡商之間的“國際性語文”在黃先生身後幾乎又成了壹片空白，無人可識呵！
在當代的國內，壹個外語（含民族語）研究者最怵的，恐怕就是對自己母語文字的深刻認識和精湛掌握。黃先生在這壹點上可以說是例外，這尤其有助於他釋讀與漢字關系密切的中國北方民族古文字。譬如對西夏人自編的《廣韻》式字書《文海》的校勘和在此基礎上對西夏語音的構擬，他就是完全采用了清代陳澧《切韻考》中系聯《廣韻》反切上下字總結出中古漢語聲紐、韻部、調類的傳統方法對西夏文字進行類似的分析處理，這種方法西夏研究前賢從未嘗試過，但卻又同西夏人襲用漢字小學研究成果的實際軌跡絲絲入扣；這是黃先生熟諳傳統國學經典的生動表現。而先生在二十壹世紀初連續發表的壹系列論文（《漢字的傳播及其借用模式》、《納西哥巴文字源流考》、《古體彜文字源考》）集中論述了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乃至納西哥巴文、彜文、韓文、日文等漢字式文字的***同點之根本就在於對漢語俗字的大量借用，這體現出他對漢語俗文字文獻的熟悉也非常人所及。想象我們自己對其中某壹方面的掌握還欠深入，而黃先生卻在多方面齊頭並進且都不嫌膚淺，我們不得不欽服於他幾十年如壹日同書齋為伴的執著和切實！
我去過老先生家兩次，壹踏進門的唯壹印象似乎就是四面八方頂天立地的書架和其間滿滿當當的書。與壹般人的收藏多以中文古籍或國內出版物為特色迥異，這裏的藏書以外文資料為主，其中覆蓋相對常見的俄、英、法、德、日、希臘、拉丁、希伯來、阿拉伯語，也有多數人並不熟悉的粟特語、於闐語、薩莫耶德語（與芬蘭語、匈牙利語相近的語言）資料，許多國內根本無法覓見的外語資料，在這裏卻可以信手而得。所以，據說季羨林先生深為器重的當代倆學人“南徐北黃”，其中之壹就是這位老黃先生（另壹位是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的徐文堪先生，以東方印歐語如伊朗語、吐火羅語的研究為特長）；而我們都知道，季先生的專業是研治語系歸屬為所謂印歐語系的梵語、吐火羅語等，而他的這種惺惺相惜恐怕在很大程度上與黃、徐二位都深得印歐語這壹語言研究重鎮的三昧不無關系吧。
語言學在近現代的巨大飛躍，正是仰仗十九世紀歐洲學者對日耳曼語、羅曼語、波羅的—斯拉夫語以及處於東方的印度—伊朗語的形態比較而歸納、總結出系統、嚴整的印歐語系理論並由此奠定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學科這壹點。雖然從《馬氏文通》開始這壹套方法論就由我國的語言學先賢源源不斷地引進，但是真正切實掌握幾種印歐語並及時汲取這套完整理論不斷完善成分的艱苦行為，在語言氛圍完全不同的中國，時至今日卻難以發現，比如我們就很少了解分布位置偏東的阿爾巴尼亞語和亞美尼亞語在二十世紀中葉被西方研究者最終劃歸印歐語系的細節，而阿爾巴尼亞語同巴爾幹諸語言的混同、亞美尼亞語長期受伊朗語的浸潤，其間的演化模式其實極可比擬於發生在東亞土地上藏緬語和南島語的相互融合以及漢語對南方壯侗—苗瑤語言的質變影響。當我們在慨嘆域外的成功經驗常常難以及時有效地促進國內相應研究領域的突破之時，老黃先生通過自我鉆研而在印歐語言學這種“樞紐性絕學”方面的深入就尤其令人矚目——他的努力最終仍未能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則是孤掌難鳴的結果呵！
先生不輕易見客——我也是有幸通過他的壹個摯友從中說合才得允進門的，然而他對待後學卻頗為熱情。在得知我有心研習閃米特語言時，他就贈送我壹本國內難覓的便攜式希伯來文—英文對照舊約全書；而在給我講壹些問題需要例證時，他不顧自己嚴重的心臟病，還常常爬上爬下找尋書稿指點我閱讀，我於心不忍卻又無法阻止，只好看著他壹頓忙活後抓起氧氣袋猛吸壹氣。我同先生雖然就只有兩次會面，但那兩個熱情似火、放言恣肆的下午，卻令我久久回味不止。記得其時先生談得最多的，是漢藏語言語源學的突破問題。把握壹種語言內具體語匯的來龍去脈，實質上就是在為語言系屬的建立和完善奠基，由此才有可能催生出更為壹般的學科方法論，前述印歐語系的建立和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誕生軌跡正是如此。今天漢藏語系假說在求證道路上進展的緩慢甚至停滯不前，我們又何不安安心心冷靜下來、實實在在地研究印歐語系完善的歷程呢？黃先生因有多種印歐語研習的切身體驗，因而在這方面已有了壹些獨到的想法。他就認為，散見於卷帙浩繁的漢文古籍中對壹個語義要素的多重文字表述，實際上正反映了在不表音的漢字外殼之下隱藏的現今多種民族語言的古代形態，漢字的“書同文”功能遠非秦始皇欽定的那麽晚近和自覺；而後來遼、夏、金三朝仿漢官方文字的出現，實際上也只是基於政治原因和民族意識的壹種暫時性刻意凸顯——與黨項語言密切吻合的西夏文字在夏亡後仍繼續使用於河西走廊直至明代中期這壹事實，正從反面表明漢字所具有的這種超語言功能。先生對漢藏***同語的研究，就是得益於這樣壹把“逢鎖必開”的鑰匙，他在納西哥巴文、古彜文等方面的研究才剛剛開了個頭；只可惜，天不假人呵！就像我們的另壹位“國寶級人物”——終身矢誌譯介希臘文獻的羅念生先生那樣，“希望老天再給半年時間，用詩體譯完《伊利亞特》”——然而，由於住所供暖的提前中斷誘發急性肺炎，剛剛掙脫癌癥魔爪的羅先生只能帶著三分之二事業未竟的遺憾，在1990年悵然離開人世——這種遺憾實際上也就不是他個人的，而成為我們整個民族的了。
黃先生對語言的恢宏研習，也並非僅僅停留在個別語言的孤立攻克之上。早在他供職於人民大學語言研究所之時，就編寫出《比較文字學講義》、《西方語言結構介紹》等油印本教授學生。而先生的壯年譯作《十九世紀末以前的語言學史》（科學出版社，1960年）譯筆流暢、行文簡凈，體現出譯者對原著理論的深入了解和對原文語言的熟練掌握，既得到了呂叔湘先生的高度贊揚，也成為很多人進入語言學殿堂必經的門檻；清華大學中文系已將此書列入學生的必讀書目之中並準備再版，然而老黃先生已不能——似乎也無須——對其再作校定並看到它的重新問世了！
去年冬去拜謁先生時，先生就指點我在處理具體語匯比對時，壹要註意所用語詞時代可比性與民族文化交融歷史壹致性的相互吻合，二要牢記歷史語音演變時“寧求由繁至簡”的不二法門。先生平生所至誠服膺的，似乎只有法國漢學大師伯希和，他曾親口對我說：“十個黃振華捆在壹起也打不過壹個伯希和。”——這話不由得令人想起“反右”時有人提出全國人民壹人壹條史料從而超越陳寅恪先生對中國史籍非凡熟諳程度的“逸聞”來。依我的粗淺體會，伯大師師從法國漢學大家沙畹，通曉多種東西方語言，長於精微考證中準確的感悟，這種悟性——既不拘泥於瑣碎材料的完全準確，也與東方哲學精神內核相通——正是建立在大師本人浩博厚實的中西學基礎之上、而在大師身後卻是吉光難再的了，放眼國內，境況尤艱——或許，這也是老黃先生難得***鳴的真正原因吧。
黃先生在漢藏語研究方面最大的貢獻，是在至今普遍成就極為薄弱的語源學領域建立了壹套有效的方法並對其作了初步的展開應用，他的不少未刊手稿中深刻體現了這壹目前尚不為更多人知曉的思想。當時我還接受了壹項任務，就是整理先生關於西夏文字結構剖析的壹份手稿，這份稿件是用寫過的字紙裝訂起來的，上面用粗粗的毛筆痕跡謄抄了六千多個西夏字，字裏行間則是其他細痕筆跡的逐字解剖演示和相應的註釋，其篇章的簡陋掩飾不住內容的壹目了然和發人深省。今日想來，此舉既含讖語，又甚有“托孤”之意，我是後學，才智鮮及，唯當盡心竭力，既不辜負老先生拳拳囑托，亦勿使此思此想從此湮沒而真的沈寂下去。
2003年7月20日初稿
2003年11月24日改訂
附錄：黃振華先生主要論著簡目
1．《評王靜如先生的西夏學近著》；載《考古》1974年第6期。
2．《評蘇聯近30年的西夏學研究》；載《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2期。
3．《女真文國信牌的發現》（合作）；載《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2期。
4．《契丹文“山”、“山’”考——契丹文字結構新探》；載《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2期。（註：此處第二個“山”字右上角的單引號表明這是壹個類似的契丹字，非筆誤）
5．《於闐文及其研究》；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1年第3期。
6．《粟特文及其文獻》；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1年第9期。
7．《於闐文》；載《中國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1982年。
8．《女真文》（合作）；載《中國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1982年。
9．《明代女真文奴兒幹永寧寺碑新釋》；載《中國地方史誌》1983年第2期。
10．《女真字奧屯良弼詩刻石初釋》（合作）；載《民族語文》1983年第2期。
11．《〈文海〉研究》（合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
12．《西夏文字典〈文海〉、〈文海雜類〉及其研究——兼談從西夏文文獻看西夏社會概況》；載《中亞學刊》第壹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蘇聯的烏孫考古》（合作）；載《烏孫史料匯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4．《西夏文賣地文書考釋》；載白濱[主編]《西夏史論文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5．《論西夏語音系統的構擬》；載白濱[主編]《西夏史論文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6．《日本的西域考古學和歷史學研究》；載《考古學參考資料》1984年第3、4期合刊。
17．《契丹文〈郎君行記〉新釋》；載《宋遼金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18．《契丹文天幹名稱考》；載《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4期。
19．《蘇聯的敦煌學研究》；載《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通訊》1985年第4期。
20．《法國敦煌學研究述略》；載《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通訊》1985年第5期。
21．《吐蕃文化對西夏文化的影響》；載《藏族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西夏文字典“音同”的版本和校勘》（合作）；載《民族古籍》1986年第1期。
23．《契丹文地支名稱考》；載《民族古籍》1986年第2期。
24．《黑誠新出西夏文音同初探》；載《文物》1987年第7期。
25．《黑水城出土西夏本類林考辨》；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8年第2期。
26．《番漢合時掌中珠》（合作整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7．《明代重刊漢藏合璧西夏譯經題記》；載《藏學研究文選》，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8．《西夏本類林譯文試釋》；載《固原師專學報》1990年第2期。
29．《寧夏新出帶梵字密宗器物》；載《文物》1990年第2期。
30．《西夏語詞》部分；載黃布凡[主編]《藏緬語族語言詞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31．《明代〈河西譯語〉試釋》；載《固原師專學報》1991年第4期。
32．《西夏文孫子兵法三家註管窺》；載李範文[主編]《西夏文史論叢（壹）》，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3．《西夏文音同序跋考釋》（合作）；載李範文[主編]《西夏文史論叢（壹）》，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4．《西夏文天盛律令進律表考釋》（合作）；載李範文[主編]《西夏文史論叢（壹）》，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5．《類林研究》（合作）；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36．《鄯善佉盧文書所見王號考》；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
37．《西夏語詞匯》部分；載《藏緬語語音和詞匯》，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38．《於闐文賢劫經千佛名號考證》；載《中國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1993年。
39．《契丹文字新釋》；載《文史》第卅七輯（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40．《佉盧文貴霜王號研究》；載《西域考察與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41．《清抄明代〈河西譯語〉再釋》；載《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第四輯（北京：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1996年）。
42．《白狼王遠夷樂德歌新解》；載《寧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期。
43．《歲陰歲陽名義考》（合作）；載《燕京學報》1999年新第6期。
44．《漢字的傳播及其借用模式》；載趙麗明、黃國營[主編]《漢字的應用與傳播》，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2000年。
45．《納西族哥巴文字源流考》；載《燕京學報》2000年新第9期。
46．《西夏語同義詞詞源研究芻議》；載《民族語文》2002年第5期。
47．《古體彜文字源考》；載《文津學誌》2003年第1期。
48．《西夏語同義詞詞源研究再議》；載《民族語文》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