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義文學思潮是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在政治上妥協的產物。16世紀，由於這兩大階級的沖突而爆發了長達36年的宗教戰爭，最後亨利四世成為國王就是這兩大階級妥協的結果。亨利四世為了安定局面，改奉天主教，1598年頒布的南特敕令規定天主教是國教。同時，新建立的波旁王朝在17世紀上半葉壹直奉行重商主義政策，促進了工商業發展。力量得到壯大的資產階級支持王權，使中央政府得以加強，抑制了貴族割據和分立的行動。路易十四繼續推行這壹政策，他為了讓貴族俯首聽命，任命平民出身的柯爾柏和勒泰利耶管理財政，但是，他又讓大貴族擔任最高軍職和神職，以取得政策上的平衡。君主專制是作為文明中心、社會統壹的基礎出現的。社會安定和統壹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因為人民已經厭倦了戰亂。與此相應，17世紀30年代，流行壹時的巴羅克文學迅速向古典主義文學過渡。波旁王朝為了加強對文學藝術的控制，建立了發放獎金、津貼和檢查的制度。1634至1635年建立的法蘭西學士院，目的是要在語言文學方面設立適應君主專制政治需要的統壹規範。當高乃依的劇作《熙德》違反了三壹律時，官方理論家夏普蘭就撰文加以幹預。古典主義文學便是在這樣的政治氣候和文藝政策的條件下產生的。
古典主義的繁榮同路易十四的愛好和政策也存在密切關系。他愛好宮廷喜慶和熱鬧場面，鼓勵戲劇創作。雖然他喜歡崇高壯麗的風格，但他同樣欣賞莫裏哀的滑稽諷刺，莫裏哀由於得到他的保護而堅持自己的創作方向，取得《偽君子》上演的勝利。他使拉辛、布瓦洛等在文壇獲得聲譽。他盡管壹言九鼎，卻不願強加壹行字給文學。他深知天才與順從不相調和，甚至容許作家有某種抨擊社會的獨立性。他並不喜歡拉封丹，但他的報復只局限於推遲這位寓言家入選學士院。這個熱衷於榮耀的君主明白，後世會贊賞他，因為他是文學藝術的明智保護人。?
勒內·笛卡爾（1596—1650）的唯理主義是古典主義的哲學基礎。他的《方法論》（1637）是法國第壹部重要的哲學和科學著作，也是歐洲哲學史上的重要著述。笛卡爾提出要運用“純粹的自然而然的理性”。他將人的思維分為四個階段：通過直覺和推理揭示真理；運用分析，透過復雜的事物找到普遍的真理；從孤立的因素出發，重新構造出復雜的事物；運用驗證以彌補可能遺忘的東西。他是這樣具體闡述的：“第壹個原則是絕對只接受我明顯地認為如此這般的事物是真實的；也就是說，要小心避免倉促從事和既定的想法，不多不少只理解如下的判斷：那些非常明晰、非常清楚地呈現在我的腦際，以致我沒有任何時間懷疑的事物。第二個原則是把困難壹個個區分開來，盡可能細致地審察每壹部分，以便能最好地加以解決。第三個原則是從最簡單和最容易認識的事物開始，井井有條地引導我的思想，逐漸地、循序漸進地上升到最復雜的認識，甚至設想出那些本來彼此不分先後的事物的次序。最後壹個原則是在各方面都作完整的計算和普遍的查閱，以致我自信毫無遺漏。”笛卡爾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他認為感覺是不可靠的，理性是壹種先天的認識能力，是壹切認識的根源，人憑理性認識萬物的真偽，判明是非。他還認為萬物之美全在於真，真存在於條理、秩序、統壹、均勻、平衡、對稱、明晰、簡潔中，人憑理性才能認識這種真。此外，他的《心靈情感論》（1649）主張意誌可以直接改變人的情感。笛卡爾的理論直接指導了古典主義作家的創作。
古典主義文學的思想特征是：第壹，受到王權的直接幹預，在政治思想上主張國家統壹，反對封建割據，歌頌英明的國王，把文學和現實政治結合得非常緊密。古典主義作品大多描寫主人公的感情與家族責任或國家義務的沖突，表現感情服從責任，個人服從義務的主題。不少作品直接歌頌國王賢明，或者由國王充當矛盾的裁決者和調停人。對於不利於社會穩定的非法活動加以犀利抨擊，表現出擁護中央王權的強烈政治傾向性。第二，宣揚理性，要求克制個人情欲。布瓦洛指出：“首先必須愛理性：願妳的文章永遠只憑理性才獲得價值和光芒。”要以理性去處理個人與國家利益、家庭義務和榮譽觀念的矛盾，因而愛情或情欲只能放在第二位。有的作家將吝嗇、偽善、淫邪等等看作是不符合理性的情欲橫流，力求加以諷刺。第三，尖銳地抨擊貴族的奢侈淫逸、腐化墮落，同時也批判資產階級的愚頑、附庸風雅和想成為貴族的心理。古典主義作家敢於揭露社會上的惡習和弊端，對披著宗教外衣進行罪惡活動的不法分子和團體給予毫不留情的打擊。尤其是喜劇，主張在笑中移風易俗。第四，古典主義悲劇多以帝王將相、宮闈秘事為題材，繼承了古希臘悲劇的傳統。這是宮廷和貴族上層生活的折射。其中，高乃依的悲劇排除了古代悲劇的靈魂——命運觀念。他筆下的英雄是自己命運的締造者，不再屈服於超人的力量。這種人物雖然不由自主地投入意料不到的事件中，但他能從自身吸取必要的力量，戰勝巨大的困難。古典主義喜劇、寓言和散文則接觸到第三等級，具有較廣的文學視野和較多的民主精神。較之悲劇，喜劇、寓言和散文反映的生活面要廣闊得多，思維也較為活躍。喜劇描寫到資產階級、平民、學者、醫生、戲子、仆人、廚師等等；寓言除了以動物寫人外，也接觸到同樣多的人物；散文除了記錄重大的歷史事件以外，還有人物特寫，哲理沈思，善於思索人生的重大問題。
古典主義文學的藝術特征是：第壹，從古希臘古羅馬文學中汲取藝術形式和題材。這壹點似乎同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家壹樣，實際上存在不同之處。就法國而言，人文主義者所做的工作是將淹沒壹千多年的古籍發掘出來；人文主義作家僅在詩歌和散文方面從古代作家那裏學到東西，至於戲劇形式則可以說還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寓言就更不用說了。古典主義的悲劇和喜劇與古希臘古羅馬的悲劇和喜劇已有很大的不同，它們已具備現代戲劇的基本形式，有壹定的幕數，適宜於在壹定的時間內演出。戲劇沖突十分尖銳，心理刻畫非常細膩，達到了悲劇和喜劇的新高峰。從世界範圍來看，也處於壹個發展的重要階段。第二，有壹套嚴格的藝術規範和標準。例如戲劇創作要遵守“三壹律”，即情節、時間、地點必須保持“整壹”。這個主張在16世紀已有人提出。古典主義的理論家發展得更為明確：須圍繞單壹的劇情進行，排除壹切次要的插曲；在壹天中進行；在壹個地點進行。“三壹律”的提出者斷言，亞裏斯多德的《詩藝》中談到這些規則，其實，《詩藝》中根本沒有提地點壹致。然而，古典主義者“正是依照他們自己藝術的需要來理解希臘人的，因而在達西埃和其他人向他們正確解釋了亞理斯多德以後，他們還是長時期地堅持這種所謂‘古典’戲劇”。“三壹律”雖有使劇情集中，沖突尖銳的作用，但更多的是束縛。此外，古典主義對文學體裁作出高低之分，推崇悲劇，貶低喜劇、寓言和民間文學，反映了壹種貴族觀念。第三、主張語言準確、精練、華麗、典雅，表現出較多的宮廷趣味。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劇最有代表性，它們都具有莊重、典雅的風格，高乃依的悲劇多壹點雄健，拉辛的悲劇多壹點柔情，但同樣都有雅致的特點。詩體同典雅有密切關系，因為詩歌語言精練，而且出於押韻的需要，表達較之散文要委婉曲折；詩體悲劇比起散文悲劇，情調自然高雅壹些。古典主義詩劇往往是完美的藝術品，它們不僅達到兩千行左右這壹精練的標準，而且詩句優美。《熙德》獲得了“像《熙德》壹樣美”的贊譽，這句頌詞不僅指劇本的內容而言，而且還指它的語言美達到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地步。高乃依的語言具有雄辯遒勁的陽剛之美，代表了古典主義的崇高風格，他的詩句達到了前人所沒有達到的遒勁有力的氣勢。拉辛的語言則具有柔情繾綣、細膩動人之美，代表了古典主義的優雅風韻。他開創了壹種獨到的描寫心理的詩歌語言。古典主義文學對民族語言的規範化起到良好的作用。第四、人物塑造類型化。布瓦洛要求“凡是英雄都應該保持其本性”。古典主義作家只追求“普遍人性”，性格單壹。他們把人的本質看作是每個人生來就有的抽象的屬性，而不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將人物的性格塑造成凝固不變的嗜癖，忽略環境對人物產生的影響。
古典主義文學發展到後期，暴露出明顯的局限性，引發了壹場“古今之爭”，這是對古典主義的清規戒律發起的壹次挑戰。沙爾·貝洛（1628—1703）等人認為今人應該勝過古人，他們從文學需要發展的觀點出發，要求變革和擺脫桎梏。布瓦洛充當了維護古典主義原則的角色。這場爭論到19世紀才得出結論。
古典主義文學以法國成就最大。弗朗索瓦·德·馬萊布是古典主義文學的開創者，他要求語言準確、明晰、和諧、莊重。他反對七星詩社豐富語言的方法，不主張運用古字、復合字、技術用語等等，要讓語言“純潔”化。其次，在詩歌創作上，他也反對七星詩社所主張的跨行、元音重復。他用韻嚴格，規定了詩節的長短，表達傾向於冷漠，認為詩歌要說理。他的創作少而精，《勸慰杜佩裏埃先生》以勸告失去女兒的友人要節哀為內容，說理透徹而委婉，富有理性精神，格律嚴整，體現了他的詩歌主張。
皮埃爾·高乃依（1606—1684）是古典主義悲劇的創始人。《熙德》（1636）根據西班牙作家卡斯特羅的喜劇《熙德的青年時代》寫成，描寫男女主人公在榮譽、義務與愛情的沖突中所作出的抉擇，表現理性終於戰勝了情欲。這是古典主義第壹部典範作品和奠基作。劇本寫出了男女主人公面對履行為父報仇（施曼娜的父親因嫉妒羅德裏克的父親當上太子師傅，打了對方壹記耳光）的義務而產生的內心沖突，羅德裏克此時有壹段精彩的內心獨白：“要成全愛情就得犧牲我的榮譽，要替父親報仇，就得放棄我的愛人，壹方面是高尚而嚴厲的責任，壹方面是可愛而專橫的愛情!復仇會引起她的怨恨和憤怒，不復仇會引起她的蔑視。復仇會使我失去我最甜蜜的希望，不復仇又會使我不配愛她。”他對個人幸福的追求盡管強烈，最後還是向封建榮譽屈服了。關鍵時刻他為國立功，擊退摩爾人的入侵。於是國王出面裁決，壹對有情人終成眷屬。國王是現實生活中階級矛盾調停人的象征。高乃依寫過30多個劇本，較重要的還有《賀拉斯》（1640）、《西拿》（1642）、《波裏厄克特》（1643）。他的風格最突出之點是莊嚴崇高，這也是古典主義所追求的理想美。他的劇本題材和內容崇高莊嚴，他主張悲劇要寫“著名的、非同尋常的、嚴峻的情節”，即指往昔史實或傳說中有名的插曲，要寫有關君王、統帥、聖人、英雄的故事，情節要激動人心，“其猛烈程度能與責任和血親的法則相對抗”，它牽涉到“重大的國家利益，較之愛情更為崇高壯偉的激情”。根據這些原則寫成的劇本，風格必然崇高莊嚴。他的語言也顯示了這種特點。人物道白雄辯有力，充滿激情，嚴謹周密，像格言壹樣鏗鏘有聲，甚至到了誇張的程度。
古典主義悲劇的第二個代表是讓·拉辛（1639—1699）。他創作的《安德洛瑪克》（1667）以女主人公為保全兒子生命所作的努力，展示了為滿足情欲而置國家利益和義務於不顧的人物，譴責了貴族階級的情欲橫流。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的妻子安德洛瑪克在城邦被攻陷後，成了希臘愛庇爾王庇呂斯的女奴。庇呂斯愛上了她，以處死她的兒子為要挾，迫使她屈服，並居然拖延與斯巴達公主的婚期。公主指使自己的追求者希臘使節殺死庇呂斯，又因後悔而自殺。劇中的國王為了滿足情欲不顧民族利益，公主為了泄恨超越報復界限，希臘使節為了迎合意中人的願望而違拗使命，甚至成了弒君兇手，他們都缺乏理性。唯有安德洛瑪克壹心要保存復仇根苗，機智勇敢，富有高度理性。《費得爾》（1677）的女主人公身為王後，卻愛上了國王前妻之子，她發現王子另有所愛後，便加害於他，最後悔恨交加而自殺。她也是壹個濫施情欲、缺乏理性的人物。拉辛的後期作品有《愛絲苔爾》（1689）、《阿塔莉》（1691）。拉辛善於刻畫女性心理和思想發展過程：安德洛瑪克先是想潔身自愛，隨後感到不能兩全其美，便企圖犧牲自己，保存兒子，假裝允諾與國王結婚；費得爾對自己的感情開始時守口如瓶，壹旦時機成熟，竟脫口而出，被拒絕後又感到羞愧，待到國王返回，則迫不及待將責任推諉於人，最後王子遇難，自知有責，終於坦白。人物心理發展過程寫得細針密縷。拉辛將“三壹律”運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把古典主義悲劇藝術發展到高峰。他的劇本沒有多余的場面和插曲，更重要的是，劇本壹開始，矛盾就已發展到壹觸即發的田地。《安德洛瑪克》選取各種矛盾尖銳沖突的時刻拉開帷幕，略去了矛盾的發展過程。《費得爾》在女主人公吐露真情時開場，以前的故事不必贅述。這樣，總矛盾壹下子爆發，在壹天之內釀成悲劇便順理成章。另外，拉辛沿襲古希臘悲劇的命運觀念，認為命運像惡魔壹樣主宰著人物的行動，悲劇美由此而產生，所以他的劇本總是描繪導致悲劇的必然過程，不像高乃依的劇本，需要給人物制造壹些障礙，因此拉辛的劇本更具悲劇性。
讓·德·拉封丹（1621—1695）的《寓言詩》（1668—1694）力圖反映17世紀下半葉的法國社會，這是“壹部巨型喜劇，幕數上百，宇宙是它的舞臺，人、神、獸、壹切都在其中扮演某個角色”。拉封丹敢於揭露封建王朝的黑暗腐敗，獅王的暴虐虛偽，大臣的逢迎拍馬，官吏的貪贓枉法和強暴荒淫，小民的無辜和受宰割，都得到了生動再現。在結構上，拉封丹力求將寓言寫成壓縮的劇本，有開場、發展、結局。對話寫得活潑自然，顯示出人物的個性。韻律千變萬化，詩句自由而朗朗上口。他將寓言創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尼古拉·布瓦洛（1636—1711）是古典主義的理論家。《詩的藝術》（1674）提出了古典主義的美學原則，成為古典主義的藝術法典。他規定理性是文學創作的基本原則，必須模仿自然，自然指宮廷和城市生活；古希臘古羅馬作家的創作經驗是最高準則，必須遵守“三壹律”；文學體裁有高低之分。
法國古典主義的散文創作也較有特色。布萊茲·帕斯卡爾（1623—1662）的《致外省人書簡》（1656—1657）為受壓制的讓森教派辯護。《思想錄》（1670年發表）闡述了對人生和宇宙的看法。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的《克萊芙王妃》（1678）被看作歐洲第壹部較有成就的心理小說。讓·德·拉布呂耶爾（1645—1696）的《品性論》（1688—1694）以人物素描、格言警句、故事寓言等等，描繪了17世紀下半葉的社會風俗，尤以宮廷貴族和暴發戶的人物肖像最為出色。弗朗索瓦·德·費納龍（1651—1715）的《忒勒馬科斯歷險記》（1699）主要取材於《奧德修紀》第四章，從中表達了作者的政治觀點和治國主張。
英國的古典主義文學也取得壹定的成就。但它模仿法國古典主義的痕跡明顯，獨創性不夠。約翰·德萊頓（1631—1700）是古典主義的倡導者和實踐者。《論戲劇體詩》（1668）等闡述了古典主義法則。《押沙龍與阿奇托菲爾》（1681）諷刺輝格黨人陰謀擁立查理二世的私生子為王位繼承人，寫得詼諧生動。他寫過不少“英雄劇”，描寫貴婦人和騎士的愛情糾葛，歌頌過時的理想，美化宮廷生活。威徹利（1642—1716）寫過壹些具有古典主義特征的喜劇。亞歷山大·蒲伯（1688—1744）的創作使英國古典主義達到高潮。《批評短論》（1711）宣傳布瓦洛的理論，提出“優美趣味”說。《奪發記》（1712，1714）描寫兩個天主教家庭的爭吵，諷刺上流社會的空虛無聊。《致阿巴思諾特醫生書》（1735）抨擊為所欲為，道德敗壞，卻逍遙法外的身居高位者。他的作品意象豐富，語言精練，有的名句如“錯誤人皆有，寬恕最可貴”成為英語諺語。
此外，德國的約翰·克裏斯托弗·高特舍特（1700—1766）的《批判詩學試論》（1730）推崇理性，倡導“三壹律”，對德國民族語言的規範和劇壇的整頓起過作用。他的理論有助於啟蒙精神的發揚。俄國在18世紀才接受了古典主義的文學觀念，主要是取其“歌頌賢明的君主”這壹思想，為彼得壹世的改革服務。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蘇馬羅科夫（1717—1777）的《霍烈夫》（1747）、《西納夫和特魯沃爾》（1750）等悲劇宣揚感情服從理智，權益服從義務的思想，形式上嚴守“三壹律”，促成了俄羅斯劇院的誕生。米哈伊爾·瓦西裏耶維奇·羅蒙諾索夫（1711—1765）的突出作用是完成語言的建設工作，《俄文語法》（1755，1757）、《論俄文宗教書籍的裨益》（1757）根據古典主義的原則，把文學體裁分為高、中、低三種，規定每種文體所允許使用的詞匯，為語言的規範化奠定了基礎。《伊麗莎白女皇登基頌》（1748）充滿高昂的愛國激情，贊頌英雄業績，為他的詩律主張提供了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