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每個中國人而言，從懵懂之時，我們就會聽到來很多來自於爺爺奶奶口中的神話故事，在這些神話故事中，最令人記憶猶新的莫過於女媧、伏羲、盤古、三皇五帝等上古時期的眾神靈。
大禹治水石刻畫拓片
隨著年齡的增長，在學堂中我們逐漸的學習了小時候神話故事中人物的故事，在這些故事中篇幅最多的莫過於堯舜禹。長大後，這些孩童時期學習過的故事逐漸在腦海中浮現，當再次回味這些堯舜禹的故事時，我發現，其實在堯舜禹的身上，除了那些美好的神話故事外，還凝聚著古人對理想政治與理想社會的情感寄托。
從小到大，在我們接受的歷史教育中，堯舜禹壹直都被視作上古的賢君。他們以以身作則，以德治國，以禪讓的形式，完成政權的更替，他們所代表的是“公天下”而非“家天下”。這種“公天下”的思想，壹直以來是神州乃至於世界各地人民心中的“烏托邦”。
堯舜禹三皇五帝xianjutu
但是，當妳潛心去研讀堯舜禹的時候，妳就會發現，在有關堯舜禹的考證書籍中，有壹部分文章、書籍會拋出這樣壹個觀點，那就是：“堯舜禹未必確有其人”，而且最不能讓人接受的是，據考證者推測，堯舜禹時期施行的所謂的“禪讓”很可能只是部分學者們壹廂情願的想法罷了。
那麽，關於堯舜禹以及其統治時期所施行的政策方面的事實真相究竟是什麽樣的呢？為什麽圍繞堯舜禹，會有這樣的爭議呢？這壹切我們要從關於堯舜禹考證方面的兩個觀點入手～
自名為“南海聖人”的康有為
首先，我們從那些對堯舜禹時期持懷疑論者的觀點入手。通常我們把這些對堯舜禹時期持懷疑態度的學者稱之為“疑古派”。“疑古派”興起於20世紀初，在疑古派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顧頡剛和康有為，當然此二人因疑古的動機和出發點不同，所以在此領域取得的成績也就迥然不同。
顧頡剛是壹位史學大師，他的疑古是基於考證性的疑古。他在疑古方面的出發點，在他所著的《古史辨》第壹冊中就曾有明確的記述，原文如下：
顧頡剛《古史辨》書影
我很想做壹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把傳說中的古史的經歷詳細壹說。這有三層意思。第壹，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這封信裏說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漢以後有盤古等。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越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壹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了《堯典》就成了壹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壹個孝子的模範了。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壹件事的正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壹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
顧頡剛先生的這段話，在20世紀的中國歷史學發展進程中，至關重要。文中，簡要地闡述了顧頡剛的“疑古”思想，顧頡剛先生通過縱觀歷史，得出，那些上古時期的傳說人物（以堯舜禹為代表）形象，大多是通過歷朝歷代的加工，逐漸具體化。
誠然，顧頡剛先生的這種觀點，並非空穴來風。這種辯證的關於堯舜禹時期的“疑古”思潮，萌發於清中後期，當時的代表有：劉逢祿懷疑《左傳》，魏源懷疑《毛詩》和漢代的《古文尚書》，邵懿辰懷疑《逸禮》等等，這些都是懷疑古文經的先聲。當然，這些思潮因為受到當時儒學正統思想的影響和壓制，傳播受限，其傳播範圍僅限於部分文人之間，但這種思潮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
到後來，隨著康有為、梁啟超、廖平等變法革新派興起，變法派出於為變法革新制造輿論，以促成他們“托古改制”的目的，他們便編撰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開始大舉攻擊古文經，並且順帶著懷疑了古史傳說，他們認為古史傳說大多是先秦諸子們為達到他們“托古改制”的目的而創造出來的。經過變法者政治層面的宣講，使得原本小眾的“疑古”的學風變得壹發而不可收拾。
影視中的清末民初改革維新派形象
進入民國後，隨著西方治學方法和新史觀的不斷輸入，國內學者尤其是那些留洋歸來的學者，紛紛加入到重新檢討中國傳說人物及歷史的陣營之中，這些人中有主張廢除漢字的魯迅、劉半農、錢玄同，有主張白話替代文言文的洪仁軒、胡適、黃遵憲、陳獨秀等，而像顧頡剛這樣對堯舜禹真實性的考究亦或是發難，則是這群學者中比較典型的壹樁歷史文化思潮。
在疑古派看來，黃帝、炎帝這樣的人物，只能歸入傳說，至於堯舜禹，則被列入傳說附會之列。甚至，他們將歷代學人追溯的古代王朝的開端“夏商二朝”也被認定是傳說，不被當作信史看待。
但是，這些以顧頡剛、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疑古派”為什麽不考慮壹下，像堯舜禹這樣被正史記載，兩千年來壹直被視為“典範”的人物，若真的沒有壹定的歷史依據的話，怎麽可會就被古人壹夜之間杜撰出來？
軒轅黃帝雕塑
胡適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在研究歷史的學者隊伍中，有劍走偏分的“疑古派”，就有“信史與傳說”的追尋古人記載與尊重考古資料的正朔探尋者。
關於歷史和族群血緣的認同上，幾乎每個華夏兒女都會毫不疑慮的打骨子裏認同自己是炎黃子孫。而有關炎黃二帝的考證幾乎是和對堯舜禹的考證處於同壹水平。我們現代人對炎黃二帝最早的認知來自於《史記》，在《史記》的開篇，《五帝本紀》裏說“黃帝者，少典之子，……”這些話，歷來被學人們奉為金科玉律，沒有人會去懷疑。
黃帝祭祀大典
但是，為什麽同樣出現在《史記》中的堯舜禹就被“疑古”呢？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單憑史書文字記載去認定歷史的真實性這本身就是壹個假命題，其次就是歷史記錄者立場的不同也會造成歷史事件壹定的偏差。所以，在沒有考古的佐證，很多歷史記載，尤其是文字未出現之前時期的神話故事，都很有必要的對其進行合情合理的猜測，這種猜測對歷史的發展有著很大的輔助作用。因此，當20世紀初，胡適、顧頡剛等人在沒有考古發掘資料做支撐的情況下，掀起“疑古”思潮的時候，我們應該辯證地去看待這壹歷史研究方面的新興思潮。
對於這種思潮的發起人和參與者而言，他們的這種否定堯舜禹真實性和夏商這兩個朝代真實存在性的思維，很快就會被興起的學術科目所推翻，這個學術就是——考古學。
殷墟考古發現刻有文字的甲骨
中國的考古好古之學雖然發軔久遠，但真正學科化的考古學卻出現的很晚。古人把好古，好收藏考證者所從事的各項活動稱之為“金石學”。晚清時期的甲骨文發現者王懿榮就屬於晚清時期的金石大家，而他在1898年，因病治藥所買來的上刻有奇怪的刻劃符號的甲骨，則揭開了中華文化歷史上最神秘王朝的面紗，而那些神奇的甲骨上所刻寫的符號經過多方查考，王懿榮與當時的壹批飽學之士認定，它們屬於壹種遠比小篆、大篆古老的文字，因為其多見於甲骨之上，所以它被稱之為“甲骨文”。
後來，考古學家在王懿榮的考證之上，循著線索終於發現這些甲骨的來源地——河南安陽。
殷墟考古發現刻有文字的甲骨
於是在1928年，在民國政府的支持下，安陽考古工作在留學歸來的李濟的主持下正式拉開了大幕。在考古工作開展不久後，這裏被確認為商代晚期遺址。
甲骨文的發現，大量甲骨的出土，隨之甲骨文逐漸被釋讀出來，所以壹張商王世系表，逐漸清晰起來。當人們拿著地下挖出來的甲骨文商王世系表與《史記》相互對照時，發現兩者的記述竟是驚人的吻合！
殷墟考古發現刻有文字的甲骨
由此可知，《史記》等古籍對於傳說時代的記載，是有很大的確定性的，但是，從現在發掘出來的所有甲骨文來看，仍然沒有找到任何跟堯舜禹有關的記載，所以說堯舜禹存在與否，在甲骨文發現後依舊存在著爭議。
但是在甲骨文發現釋讀不久之後，壹件迄今為止，最早記錄大禹治水的西周青銅器——遂公盨出土了，這件文物用其身上的銘文證實了，至遲在西周初年，大禹治水的故事便已經有了。但是西周距大禹的時代畢竟比較遙遠，所以這樣的故事，依舊不能證明夏朝的創始人——大禹，是否真正存在過。
西周青銅器——遂公盨
堯舜禹中，所處年代最晚的大禹尚且未能明確其人，堯舜二帝的舉證就更加困難了。
總之，疑古也罷，信史也好，這兩者只是壹種研究歷史的方法罷了。它們兩種猜想在考古發掘工作未完成之前，就像壹枚被拋起的硬幣壹樣，未落地之前誰也沒辦法做到完勝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