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周末年各諸侯國已有歷史記載，如晉國之《乘》、鄭國之《誌》、楚國之《梼杌》、魯國之《春秋》等，《墨子》裏面說墨翟曾見過“百國春秋”。
早期的史書
都是以編年史的形式存在，晉朝太康年間汲冢出土的《竹書紀年》也是編年體。東漢末年，荀悅撰成《漢紀》，開創了編年體的斷代史。北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鑒》，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編年體的優點是方便考查歷史事件發生的具體時間，了解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系，還避免敘事重復，《資治通鑒》的成功開創了撰寫編年史的高潮。陳寅恪曾說：“中國史學莫盛於宋。”。編年體盛行起來，從而產生了綱目體與紀事本末體，梁啟超以為：“蓋紀傳體以人為主，編年體以年為主，而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夫欲求史跡之原因結果以為鑒往知來之用，非以事為主不可。”
範曄撰著《後漢書》時曾對紀傳體和編年體進行過比較。他說：“《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人擬作，所以為短；紀傳體，史班之所變也，網羅壹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作之。”張輔根據《史記》、《漢書》字數多寡來評價作者，“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所以認為《史記》優於《漢書》。幹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鹹稱良史。”
袁宏談及寫作動機說：“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袁山松撰寫《後漢書》，他總結說：“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壹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
杜佑推出《通典》後，史書增加了典制體，又衍生了會要體。
章太炎在《中國通史略例》主張以《表》、《典》、《記》、《考紀》、《別錄》等五種體例來撰寫歷史；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主張以《年表》、《載記》、《誌略》、《傳誌》四種體例撰寫歷史。
梁啟超在《新史學》將史籍劃分為十種二十三類，即正史(官書、別史)、編年、紀事本末(通體、別體)、政書(通體、別體、小紀)、雜史(綜記、瑣記、詔令奏議)、傳記(通體、別體二)、地誌(通體、別體)、學史、史學(理論、事論、雜論)、附庸(考據、註釋)等。
史書分類
按真實性分類
史書
史書
正史：以紀傳體、編年體的體例，記載帝王政績、王朝歷史，人物傳紀和經濟、軍事、文化、地理等諸方面情況的史書叫正史。如，通常所說的二十四史。除少數是個人著述(如司馬遷的《史記》、範曄的《後漢書》、陳壽的《三國誌》、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外，大部分正史是由官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