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史書體例自《春秋》、《史記》後，編年、紀傳兩體漸趨成熟，盡管仍存在二體優劣的爭論，但其體式已較固定，無需多言了。裴氏較關註的是對現有體例，尤其是做為正史的紀傳體的規範化問題。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為主，專傳、合傳較好掌握，而類傳如何劃分，則頗不壹致。裴氏主張取“事類相從”的原則，他說：“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列，則余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肯定了司馬遷首創“事類相從”的合理性，然後批評陳壽將非為壹類的人放在壹傳中，有失體例。如賈詡之儔，實屬“算無遺略、經權達變”的奇士，應放在善作籌劃的程昱、郭嘉等人的類傳中，但卻放在了德智兩全有王佐之風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類”，“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本質的異同，應是區分類傳的第壹要義。其次，行事相類亦為重要原則。如魚豢《魏略·勇俠傳》不計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將漢末孫賓碩四人編入魏，是依據“其人接魏，事義相類”的原則處理的。對此，如果說魚豢還僅處於壹種自發狀態的話，那麽，裴氏提出“事義相類”的原則，便已成為壹種自覺的認識了。由實踐升華為理論，再指實踐，正是裴註史學意義在編纂學上的體現。
在敘事描寫上，強調通順合理，反對“語之不通”。註意容貌狀寫，如對荀彧之外貌，以陳壽不稱述為遺憾，特引《典略》、《平原禰稀傳》補充之，既反映了魏晉著文講究人物容止風藻的時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國史學講究形象描寫的特色，還體現了裴氏對歷史文學的審美要求，即生動形象的描寫可使史著更具魅力，這壹點同樣具有史學意義。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註的字數：“（裴註）博采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郡齋讀書誌》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國誌》中，李龍官等在校刊識語中更為具體地指出“裴松之註更三倍於正文”。20世紀70年代初，黃大受據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的殿本統計，陳壽本書為350，833字，裴註為322，643字（《三國誌及裴註字數統計表》，載《三國誌選註》，臺北中正書局，1972年版卷首。轉引自吳金華《三國誌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頁）。王廷洽根據中華書局陳乃乾校點本統計出《三國誌》為366，657字，裴註為320，799字（《略談〈三國誌〉與裴註的數量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年第3期）。吳金華據百衲本統計，陳壽本書為368，039字，裴註為322，171字（《三國誌校詁?附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據金陵活字本統計，《三國誌》為367，327宇，裴註為320，805字（《〈三國誌〉本文確實多於裴註》，《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統計最少的《三國誌》與統計最多的裴註字數比較，《三國誌》也比裴註多38，014字，即便裴註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達到數倍於本書的文字。張子俠則認為：“《三國誌》的版本和流傳的經過極為復雜，既有文字脫漏問題，也有註文混入正文的現象，因而正文與註文孰多孰少不能輕下結論。”（《〈三國誌〉裴註研究三題》，《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劉知幾都譏其繁蕪，葉適至認為“註之所載，皆壽書之棄余”（文獻通考壹九壹）。清代學者雖然推崇裴註，但也有人指責他有的應註而不註，有的不應註而註，引書有改字等等（見趙翼陔余業考六、四庫提要四五及盧文弨的批註）。其實這些都是小缺點，並不能因此掩沒它的長處。裴註引用的魏、晉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種，著錄在隋書經籍誌中的已經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後就十不存壹了。而且裴註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盡管說它“繁蕪”，說它“壽之棄余”，單就保存古代資料這壹點說，也是值得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