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服，民間壹般用來指家族關系，以自己為起點，往上到爺爺的爺爺，往下到孫子的孫子，上下各五代***有九輩人，是為五服。
但大禹的五服，可不是這個意思。
大禹又叫夏禹，治水成功以後，分天下為九州，鑄九鼎，是傳說中夏朝的開國太祖。
從大禹開始，中國進入王朝時代，但毫無疑問，那是壹個萬國林立的時代，大大小小的或酋邦或方國或部族星羅棋布，為了敘述方便，暫且很不嚴謹地籠統地稱之為諸侯國。
所謂萬國林立並不是形容詞，比如進入信史離我們更近的周朝可以作為參照，那時的大小諸侯國就有壹千多個，到後來春秋五霸戰國七雄最後秦並天下，這是壹個兼並融合的結果。
與秦始皇統壹中國後的中央集權不同，夏商周三代雖有相當於中央的天子，但實際上，這個時期的王朝是由很多個大大小小的諸侯國組成的，天子是天下***主不假，但要想收天下萬國的人頭稅還是力所不能及的事。
換句話說，天子所在的王都其實也是壹個和諸侯國壹樣的國家，只有這裏才是天子完全的勢力範圍，然後憑借其軟硬實力，以王國為中心把各諸侯國聯合在壹起，所謂王朝，就是壹個王國加上許多個諸侯國，但在諸侯國內部，是壹國壹治而不是兩制，各國有相當大甚至完全的自治權。
今天的帝都，是政治中心，也是經濟中心，還是文化中心，其實差不多壹切的中心都在這個地方。
顯然，這裏的中心，是壹種虛擬存在，本質是政治結構和權力運行模式。維系這壹中心地位的基礎無外乎兩樣，壹是指向外圍的控制力，二是指向中心的向心力。
不難想象，這種由中心向外圍擴散的影響力，會在地理上呈現出逐漸衰減的態勢，就像扔到池塘裏的石子，激起的漣漪壹圈圈擴散，水面波動的半徑，最終會有壹個極限。
比如俗話說的天高皇帝遠，皇權不下鄉，就是權力衰減的例子。即便是所謂的雖遠必誅，潛臺詞也是承認遠則難誅。
今天的垂直管理能力早已突破空間障礙，但在交通和交流完全原生態的大禹時代，地理空間上的遠近親疏無疑是很明顯的。
坐在王位上向四周看去，以身處王畿的大禹為中心，散落各地的大小諸侯們環繞四周，就形成了壹個由內而外由近及遠的圈層結構。
這就是大禹的五服，由內而外，分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
當然了，現實中的天下臣服並不能簡單地壹概而論，大小諸侯國們有心悅誠服的，肯定也有口服心不服的，分庭抗禮自然也在所難免。
大禹的五服，最完整的記載見於《尚書·禹貢》：
大意是說，王都四周五百裏範圍是甸服， 明確說要納稅的就只有這個區域。 在甸服之中，由近及遠所繳納的稅賦各有不同，分為總、铚、稭服、粟、米等五等，簡單說就是近處的既要交谷米給人吃，還要交稭稈用來餵牲畜，糧食植株囫圇個都得交，而遠處的只需要上繳打好的谷粒就行，這樣的安排大概是出於交通的考慮。
甸服以外五百裏為侯服，這是分封給在朝為官者及諸侯們的地方。
侯服以外五百裏為綏服，近處三百裏揆文教，揆是管理，揆文教就是負責文教工作。這個地方的諸侯要充分發揮文化統戰的戰略作用，文教的對象，自然是綏服以外的那些蠻夷。
準確地說，這裏的蠻夷是中性詞，主要是有不同的生產方式、生活習慣、習俗觀念、文化背景等，血緣種族可能有區別但不是重點。
揆文教的目的，是展示文德以吸引和同化，相當於現在的孔子學院和好萊塢，要搞文化輸出，也就是孔子說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綏服中稍遠的二百裏奮武衛，也就是整頓武備設置防務，防的也是外圍那些蠻夷，或被動防守，或主動出擊。對於揆文教不成功的刺頭，自然是說不服就打服，打不過就可能夷夏顛倒，蠻夷反倒變正統了。
大抵可以說，到這兒就已經是中央王朝實際上的邊界，相當於現代國家的邊境線，奮武衛就是秀肌肉造航母搞核威懾。
綏服再往外是要服、荒服，即所謂的蠻夷之地，既是爭取團結的盟友，也是不可不防的對手，可以理解為外族的地盤，打擊罪犯清除異己就往這扔。與後世所謂充軍發配比起來，這種流放的方式，好像驅逐的意味更濃壹點。
對五服的記載歷來有很多討論，是真實歷史還是後人杜撰？是現實可行的政治規劃還是理想化的政治藍圖？這麽規整方正的格局有可能嗎？如顧頡剛先生就認為夏禹的五服是不存在的。
真或者假，可行與否，空對空地討論難有令人信服的結果。
我們應該註意到，文字記載其實說得非常明確，既有定性也有定量，難道不應該按圖索驥地算算數字查查地圖麽？
五服由內而外，五百裏為壹層，這是其壹。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這是其二。
五百裏，是壹個毫不含糊的數字，但是，且慢，古代的裏和現在的裏壹樣麽？
當然不壹樣。
所以，首先得找到尺度才行，因為度量衡這個東西從古至今壹直都在變化之中，即便秦始皇統壹度量衡了，此後歷朝歷代也還在變來變去。
有案可查的說法是，八尺為步或六尺為步，三百步為裏或三百六十步為裏。
如西漢戴聖《禮記·王制》：
《史記·秦始皇本紀》：
有八尺壹步，有六尺壹步，還有六尺四寸為壹步，各代說法不壹，而且，?這個規定往往是政治權力的延伸。
以秦朝為例，那時的意識形態是以五行學說為基礎的五德終始說，夏商周秦，朝代更叠，這是天運流轉的結果。秦始皇統壹六國，取代了周朝的天命，周是火，秦是水，水克火，所以秦朝的水德替代了周朝的火德。
在五行之中，水代表黑色，數字是壹和六，所以，秦尚黑，數以六紀，百官的衣服是黑色的，部隊軍旗也是黑色的，兵符印信寬六寸，馬車寬六尺，拉車的馬得六匹，甚至連壹年的開始都給改到了十月，因為十月為亥，亥為水。
六尺為步就是這麽出籠的，純粹是政治導向的結果。
再來看“裏”。戰國谷梁赤《春秋谷梁傳·宣公十五年》：
這裏說的古並不確定古到什麽時候，但“名曰井田”，這很明顯是井田制的產物，是田畝丈量用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把上下文連起來看會發現，這個名曰井田的三百步為裏等於的是九百畝，也就是說，三百步為裏的裏不僅是我們熟知的長度單位，同時也是面積單位，指長寬都是三百步。
所謂井田制能否上溯到夏禹很難講，甚至周朝是否真的實行過井田制也有爭議，不過，裏這個單位既是長度又是面積，對於大禹的五服這種國土面積的劃分來說至少是很般配的。
但是，這不代表壹裏就壹定是三百步，比如到隋唐的時候就改成了三百六十步為裏，同樣的，上溯到大禹時代，很可能也有不同規定。
壹尺又是多長呢？
這也是壹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
比如商尺就有好幾種，有出土的商代骨尺和牙尺為證。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商代牙尺，長15.78厘米，劃分十寸，每寸十分。
上海博物館藏商代牙尺，長15.8厘米，劃分十寸，每寸十分。
臺灣故宮博物院藏商代骨尺，長16.95厘米，劃分十寸。
兩個牙尺僅相差0.2毫米，或可視為壹種，這樣商代的尺就有大小兩種，大尺16.95厘米，小尺約15.8厘米。
有意思的是，以商尺16.95厘米為標準的話，十尺壹丈就是差不多1.7米，與中國男人的平均身高差不多（2015年中國成年男性平均身高167.1厘米），所謂男子漢大丈夫，真就是壹丈為夫。
要是用商代以後的尺，丈夫就很難找了。
比如周尺、秦尺是23.1厘米（南京大學歷史系文物室藏東周銅尺，長23.09厘米，分十寸），這個時代，要找名副其實的丈夫，那可真得萬裏挑壹，只有姚明那樣的才勉強夠格——其實七尺男兒也英雄，何必非得大丈夫，七尺男兒就是從這來的（按壹尺23.1厘米算，七尺也不過就1.62米）。
要說明的是，周尺並非只有壹個23.1厘米，如河北平山縣出土的中山國兆域圖，是壹個銅版地圖，內容包括王陵方位、區域及建築分布等，這個地圖所使用的度量單位就是步和尺，比例尺約為1比500。經測算，壹尺22厘米，五尺為壹步。
註意，這又有了壹個五尺為步。
其實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後來秦始皇統壹度量衡，要統壹，也就意味著此前各國各不相同。
再往後尺度越來越大，如唐朝壹尺30厘米，清朝壹尺35.55厘米，不要說丈夫了，連七尺男兒都不是壹般人能做得了的。
壹尺有多長？原來代代不壹樣。
壹裏走幾步？真是信馬如遊韁。
不過，歷朝歷代的度量衡大小不壹，但畢竟這是與現實生活息息相關的東西。比如步這個單位，顯然與人走路的步幅有關系，如果其大小與生活經驗嚴重背離，肯定不會被接受，所以，尺有長短，步有多少，但壹步的長度並不會太過懸殊。
如商尺16.95厘米，八尺為步，則壹步是1.356米；秦尺23.1厘米，六尺為步，則壹步是1.386米；唐尺30厘米，五尺為步，則壹步是1.5米。有差異，但差得並不離譜，1.4-1.5米，符合人的實際步伐。
由此可見，步是壹個直觀且相對穩定的度量單位，這也可以和古人“以身為度”的記載相印證，如《史記·夏本紀》記載大禹“身為度，稱以出”。
妳可能覺得壹步1.5米這步子也太大了吧，實際上，古代的壹步是現在的兩步，即左右腳各有壹步才算壹步，而現在的壹步，古代叫跬，如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裏，這裏的跬和步，就是古代的兩個計量單位，相當於現在的壹步和兩步。
除了上述各代忽長忽短的尺，在天文觀測領域還有壹個比較穩定的尺。
南北朝時期，南朝宋的太史令錢樂之鑄渾天儀（公元424年-453年），其壹尺合24.5厘米。
隋文帝統壹全國後再次統壹度量衡，將北朝大尺（30厘米）用於日常生活，南朝小尺則繼續延用於天文觀測以保持穩定。
此後歷代天文觀測中，如唐代僧壹行測量子午線，宋代司天監的圭表尺，元代郭守敬造觀星臺等，他們所使用的也壹直是錢樂之的壹尺24.5厘米。
1975年，在明代（公元1368年-1644年）制造的銅圭殘件上發現了當時用於測日影的量天尺的刻度，考定其尺長為24.525厘米，與南北朝時期錢樂之鑄渾天儀的尺度相符。
也就是說，從南朝宋起的1000多年間，量天尺的尺值恒定不變，從而保證了天文測量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事實上，天文領域所使用的24.5厘米為壹尺很可能傳自上古。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發現了壹座古觀象臺，出土了壹根用於觀測日影的漆桿，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何駑先生的研究結果是，那時的壹尺等於25厘米，5尺等於壹步，並推測200步合壹裏（《從陶寺觀象臺IIFJT1相關尺寸管窺陶寺文化長度單位》、《日影千裏差壹寸觀念起源新解》）。
陶寺古觀象臺的年代是公元前2050年左右，這個時間恰好是傳說中的大禹時代或同期。
如夏商周斷代工程判斷夏代開始於公元前2070年，柏楊《中國歷史年表》認為禹建立夏王朝是在公元前2205年。
陶寺遺址用於天文觀測的25厘米壹尺，與上述南朝宋以後沿用壹千多年的24.5厘米壹尺相比較，實在太接近了，這恐怕不能簡單說是巧合吧。
自古以來天文觀測與歷法制定都由王權所掌控，同時又具有高度的專業性，相關知識在專業領域內代代相傳，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要從24.5和25厘米中選壹個，我更傾向於有過多個朝代天文實踐的24.5厘米。
壹尺24.5厘米，幾尺算壹步呢？
五尺壹步，是1.225米；六尺壹步，是1.47米。
如前所述，商、秦和唐這三個朝代尺度大小不壹，但壹步的長度都在1.4-1.5米。
兩相比較，1.47米在正常範圍，1.225米偏小，但如果長途跋涉，也許稍小點的還更合適。
我們來換算壹下。
1裏=200步，1步=5尺，1尺=24.5厘米，那麽，壹裏=200X5X24.5厘米=245米，五百裏是122.5公裏。
如果1步=6尺，則壹裏=200X6X24.5厘米=294米，五百裏是147公裏。
代入大禹的五服，中間的甸服五百裏，即邊長122.5公裏或147公裏。
從中心到邊界是五服，即五個五百裏，是612.5公裏或735公裏；整個五服的邊長是十個五百裏，即1225公裏或1470公裏。
這就是《尚書》記載的大禹所統轄的世界。
夏朝目前還只能算傳說，禹的都城所在當然也不清楚，有說在山西，有說在河南，其中河南登封的王城崗遺址被認為可能性很大。
我們來看地圖。
從王城崗遺址到海邊，地圖測距顯示為633公裏左右（非精確值）。
從五服的中心點到邊界的距離，上面我們計算的結果，是612.5公裏或735公裏。其中的612.5公裏與地圖顯示的633公裏誤差僅20余公裏，如果不是巧合，這就太令人驚訝了。
由王城崗遺址向西600多公裏，這就到黃土高原了，作為地球上面積最大的黃土區，土層厚，植被少，無風三尺土，河裏泥沙俱下，水土流失很嚴重，雖然不是沙漠，但用流沙來形容貌似也說得通。
此外，畢竟是4000多年前，那時的海平面可能要低於現在1-2米。
海平面低於現在，也就是說，東部的海岸線還應該向東退壹點（具體退多少不知道），那麽王城崗遺址距離海邊的距離與我們算出來數值的差距應該比20公裏還要再多壹點。
如果假設大禹五服的記載屬實且準確，再假設大禹都城在王城崗遺址所處的緯度線上，那麽王城崗遺址就在五服中心的西側20公裏以上，但仍然在五服最內壹層的甸服；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則位於五服中心的西北角，已經到了五服由內而外第二層的侯服。
其實也就差二十來公裏，完全可以算在合理誤差的範圍。
要說明的是，雖然並不能因此就證明王城崗遺址就是所謂的禹都，但是，在信任古籍記載的前提下進行驗算和求證，這種實證的思路無疑是可取的。
沿著這樣的思路，還可以做更多的嘗試，也許，我們會與更接近事實的某種歷史真相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