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世紀末，藏王松贊幹布的大臣噶爾東贊的後代避難到康區後，生活在金沙江壹帶。傳至30代時，這個家族的傳人索郎仁青為元朝帝師八思巴的膳食堪布，受到寵幸而獲得“四德十格”之大夫稱號，受封於元朝廷的稱號逐漸演變成當地地名。他統領的疆域跨川、藏、青三省區***計1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當時，這個家族在首領的率領下，轉戰金沙江兩岸，來到沙魯裏山脈下的地方，建起了壹個政教合壹的土司之國，於是這個陽光普照的地方便崛起了壹座小城－德格。
頭上閃耀著先輩帶來的光環，腳踩戰馬踏出的廣闊土地，這個家族的後代－第12代德格土司土登澤仁並沒有躊躇滿誌。為繼續擴充疆域，鞏固完善“政教合壹”的政治制度和封建農奴制度，作為執掌德格地區軍政大權的土司意識到，早已創造過文字的藏民族，長期在馬背上的征戰幾乎不間斷地焚燒著脆薄的“紙頁”，自己再不能像過去那樣，以愚昧之舉吞食易碎的智慧。能不能通過“文”的辦法而達到“武”的效果，為漫長的歷史找到壹處棲息之地？於是，他決定修壹座藏文印經院，以弘揚佛法，達到控制佛教，鞏固家族統治的目的。
印經院是宗教文化聖地，該修在什麽地方呢？壹天，土登澤仁思緒萬千，閑庭信步，走出官寨，只見耀眼的陽光照拂著壹座座拔地而起的山體和空曠的山野上那疏落的植被，連同官寨的金頂都燃燒成金黃色，那些通往河灘的裸露的砂石滾燙得如壹顆顆朝聖的心靈，在陽光下發出光輝。而寨前寨後的村莊和成片的樹林，堆砌成壹片金色，燦爛輝煌如夢境。壹曲曲經聲如歌如唱，金頂、紅墻、轉經筒在眼前晃動，彩色的經幡在嘩嘩飄響，香霧繚繞的經堂裏飄出頌經的真言。如果說當時這些景物只是出現在土登澤仁腦海幻景的話，那麽突然發生在他的眼前的情景就使他格外驚異：壹位藏民趕著馱牛行至土司官寨前，馱牛不知何故受驚撒蹄而奔，將所馱貨物拋灑滿地。土登澤仁大驚，上前詢問，才知這位藏民是從金沙江對岸而來（今西藏江達）。他刻制了壹部《稱多》的經版特來敬獻土司。此地緊依官寨，後靠大山，前臨小河，經版滿地，佛法無邊。土登澤仁閉目默念後，頃刻轉怒為喜，連聲稱：好好好，印經院就修在此地。
於是，建在官寨旁的印經院的輪廓在他的腦海裏飛速勾勒。 3樓1底印經院
壹座占地近3,000米、***3層、建築面積近萬平米的樓房，在今天看來，並不是什麽大的工程。可是在200多年前（1729年）的藏區，要修此建築，那的確並非件容易的事。當時，土登澤仁征集上千差民，砍伐木料，平整地基，開山鑿石，刻制經版，這些基礎的工作耗時10年，直到土司魂歸天國。不知土登在世時是如何向後人作的交代，也不知立下了什麽家規，就像中國幾乎家喻戶曉的那位傳說中的平凡而偉大的愚公壹樣，在修建印經院中，老子死了有兒子，兒子死了有孫子，壹代代土司義無返顧地接替了前任土司的擔子，風雨無阻，大步前行。那些差民們以子換父，以弟換兄，長期艱辛勞作，無怨無悔。經過4代土司，費時30年，建成了3樓1底的印經院。 中國的萬裏長城被列為世界八大奇跡之壹。中國藏區的《格薩爾》被稱為世界最長的史詩。作為《格薩爾》故鄉的印經院的經版，也可謂是壹個奇跡。壹部文化史詩，偏遠落後的德格，要在200多年前承載藏族文化，弘揚佛法的重任，那的確過於沈重。可是，這個家族及德格人硬是挺起胸膛，挑起了這付重擔。成千上萬的差民把心血和汗水、智慧全部投進了印經院，才帶來了今日印經院的萬裏墨香。
在今日印經院的庫房裏，存放著20多萬塊印版，這些印版中，有經文，有史籍，有畫版，儲存了藏族文化中70%的古籍。它們是藏族文化的長城，文化的史詩，文化的奇跡，僅看看印版的制作就會震撼人心。印版以紅葉樺木為材料。每年秋後，差民們上山伐木，選擇順直無結的樹幹，截成長10*100厘米長，厚4厘米的木塊，用微火熏烤後，放進糞池漚制壹個冬天。
次年，將木塊取出，用水煮、烘幹，推光、刨平後作胚板。雕刻人員根據技藝精湛的書法家，寫在紙模上的文字進行雕刻。通常情況下，技藝嫻熟的工匠每天只能完成壹塊印版的單面刻制工作，而10天左右，才能完成壹幅畫版的單面文字雕刻。比如，聞名全藏區的《甘珠爾》是由100名書法家花了3年時間，500工匠雕刻了5年才完成全書213部的印版刻制工作。如果沒有這些印版，或許藏民族的文化史的許多重要內容將無處可尋。由此而論，保存歷史的印經院，有重新認識和進壹步發掘的必要。 印經院，不單純是“院”，按照今天的話說，則是出版社、印刷廠的綜合體。要管好這個綜合體並非易事。幸好印經院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如有藏版庫防火、防蟲、防潮的管理制度，印版出入庫要發行檢查、登記、簽名手續，不經土司允許，任何人無權更改版面和處理印版。除土司外，還有大量的藏族人民努力保護這座印經院，使它沒有隨著歲月剝蝕而成為廢墟。
在現代社會，這項保護工作已成為壹項社會系統工程。壹代代文管人員嘔心瀝血，整理文庫，修復印版。僅在70年代和80年代，國家撥巨款壹次次對印經院進行大規模維修。現在，印經院已成為國家文物重點保護單位，也是人們遊覽觀光的好去處。印經院的印版當然有待於發掘和整理。但在現代信息社會裏，它存在的意義不在於，也不是以印版的實際內容給社會以知識，而是作為壹種文化事業的現象存在著，讓人聯想到文化在政治、軍事、社會生活中是何等的重要。
當然，內容豐富的藏醫藥文獻，已在印經院古為今用。被國家列為“七五”重點科研單位的德格藏醫藥研究所，根據印版內容，組織藏醫進行古典藏醫藥的研究，已整理出《四部醫典註釋》等10余部醫藥學典籍，研制出數10種治療慢性疾病、具有神奇療效的藏藥，在社會上聲譽雀起。同時，印經院豐富的文化積累已吸引了大量中外學者的目光，我國史學界泰鬥之壹的四川大學教授任乃強，藏族第壹個博士格勒，藏族第壹個馬列主義哲學家平措汪階等都來這裏考察過。 德格土司家族走完700年路程後，早已隨著摧毀封建農奴制度的歷史步伐而壽終正寢了。而作為傳承藏族文化的印經院，今日依然屹立在德格縣城。德格－成為今天康巴標準藏語的發祥地，不能不說與印經院豐厚的文化積澱有關聯。
印經院的歷史告訴我們：文化是壹種世代性的積累。改變民族精神素質是壹種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文化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作為印版史籍的積累保存者，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發揮著文化人也不能替代的作用。印經院的文化底蘊在於它是藏族傳統文化的壹面旗幟，有了印經院，德格在藏族文化史中就有了沈甸甸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