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有榮焉”是宋代以來的常語，並非成語，是“同有榮譽”或“同有榮耀”的意思。
“榮譽”由“榮耀”直接引申而來。
“與”作“同”的意思。如《詩經?邶風?擊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焉”是個合音詞，由快讀“於此”而來。只是現代漢語中不這麽說了，故只需理解，不需譯出。
為了方便理解，下面的拓展閱讀中有“與”的全部字義(簡釋）。
例：神六成功返回,讓全球華人與有榮焉,非常興奮,
清史稿列傳二百四十七
作者:趙爾巽等
論曰：中東之戰，陸軍皆遁，寶貴獨死平壤；海軍皆降，世昌獨死東溝。中
外傳其壯節，並稱“雙忠”。及日兵入奉，永山獨死鳳城，敵遂長驅進矣。旅、
大既失，威海勢孤，步蟾、宗騫皆先後誓死。士氣如此，豈遂不可壹戰？此主兵
者之責。五人雖敗，猶有榮焉！
杜甫是出生日期
關於杜甫的生卒年，在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和新、舊《唐書》本傳等早期文獻中，不但語焉不詳，而且頗有齟齬。經過歷代學者仔細甄別，總算把生年確定為公元712年。至於具體日期，從宋人呂大防、魯訔、黃鶴，到清人錢謙益、仇兆鰲、楊倫，乃至近人聞壹多、朱偰、馮至等，諸家所撰年譜、傳記都因史料無征而付之闕如。直到195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纂的《杜甫年譜》，在“公元七壹二年”條中才正式宣布：“正月壹日，杜甫生於河南鞏縣東二裏之瑤灣。據《京兆杜氏工部家詩年譜》：‘公生於是年正月。’天寶十載《杜位宅守歲》詩雲：‘四十明朝過。’又大歷三年正月《元日示宗武》詩雲：‘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據此可定其生日是在元日。”這壹年恰逢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如果杜甫真是在正月初壹降生，那麽宋人王禹偁所說的“子美集開新世界”（《日長簡仲威》），無疑又將平添幾分特殊的意味。
在這本年譜前有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長劉孟伉所撰《簡介》，稱“此編於杜甫生平及杜詩各篇寫作之時地，無不詳加考訂，期於至當，按年系譜，壹目了然”，對自家人態度之謹嚴及考證之翔實都相當自信。《凡例》中也強調“編者寫此初稿時，語語求其有根據，處處求其合史實，無可考者從闕，不可決者從疑”；特別批評前人“於杜甫之生日，皆付闕如”，而“茲編則於生日問題，依新提出之證據，已可能得壹解決”。足見發現杜甫的生日，正是編纂者矜為創獲的重要成果。在1961年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團會議上，決定將杜甫列為第二年——也就是他誕辰壹千二百五十周年——紀念的世界文化名人。編纂者雖不能預知此事，但能考證出確切的出生日期，實可謂躬逢其盛，與有榮焉。
不過年譜的主要證據就來自杜詩，為何千百年來無人據此推闡，難免令人疑竇頓生。客居美國的洪業率先提出質問，他在1962年的《南洋商報》元旦特刊上發表《我怎樣寫杜甫》，介紹自己撰寫《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哈佛大學出版社1952年版）的體會。在該書第壹章中，他曾明確表示：“我們沒法知道杜甫出生的月份、日期，甚至是季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曾祥波中譯本）對新的發現當然會格外關註。可他並不贊同此說，認為《京兆杜氏工部家詩年譜》之類“稍加考證，便露出作偽的痕跡來”，而“正月初壹日的拜壽，是‘天增歲月人增壽’的壽；不是母難、生日的壽”（此文已收入中譯本附錄），所以並不能采信。緊隨其後，同年4月11日，《北京晚報》上刊登了蕭滌非的《杜甫的生日是正月初壹嗎？》（後收入齊魯書社1980年版《杜甫研究》修訂本），和洪業的意見不謀而合，認為“證據還嫌薄弱，不能成為定論”。針對那兩首杜詩，他又做了更細致的分析：“按照我國傳統習慣，任何人只要壹進入大年初壹，就都等於大了壹歲，所以凡是壹入新年便算四十壹歲的人，當除夕時他都有資格說‘四十明朝過’，不壹定非正月初壹的生日不可”；“在唐代，大年初壹，大戶人家照例要喝點酒。……稱觴獻壽，更是常規，絲毫也不能證明這壹天就是杜甫的誕辰。……即使是平常宴飲，賓主之間也不免有祝壽的客套，何況是正月初壹，而且又是兒曹，‘獻壽’就更不足為奇了”。簡而言之，進入新年例添壹歲，元日飲酒祝壽祈福，原本都是古人習俗，而年譜卻牽強附會，造成過度詮釋。
時隔多年，移居臺灣的鄭騫在1973年又寫了壹篇《杜甫的生日》（收入大安出版社1992年版《龍淵述學》），逐條批駁年譜所舉證據：首先針對《京兆杜氏工部家詩年譜》，認為“書名似通非通，大概是取杜詩‘詩是吾家事’之意。此書從來沒聽說過，僅見《杜甫年譜》征引，確實是來歷不明，面生可疑”；其次指出“四十明朝過”壹句“乃是因為過年，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