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量吸收中國絲貨的同時，西方的羅馬人也將自己各種優質的紡織品運往中國。亞歷山大等地的織工，善於用金線織繡毛織品、絲織品，運到中國被稱為金縷罽、金縷繡，華美瑰麗，列為上品。中國人長於絲織，西方羅馬帝國人則長於棉、麻、毛織。《魏略》這部書中就列舉了8種棉麻織品。如“發陸布”，就是壹種優質棉布，得名於著名的亞歷山大港燈塔所座落的法魯斯島。埃及人植棉，年代久遠。據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所記，早在古埃及二十六王朝(公元前569～前525年)時期，埃及法老就曾賜給神廟棉布。普林尼更記述羅馬時代埃及人種植樹棉，埃及祭司所穿的法袍，就是用棉布制成的。古代埃及的上好棉布，以其潔細，得以暢銷中國。毛紡業更是羅馬帝國最為發達的手工業，其工藝之先進，足以傲視世界。毛織品，中國古籍上稱為“氍毹”。《魏略》上就記載大秦有“黃、白、黑、綠、紫、紅絳、紺、金黃、縹、留黃十種氍毹、五色毾、五色九色首下毾”。另壹部中國古籍中更介紹埃及毛毯，上面織著鳥獸人物草木雲氣，十分生動；那織著的鸚鵡，竟“遠望軒軒若飛”。從埃及運來的罽褥，在中國各地都極受歡迎。
傳入中國的物品，除上述珠寶、織物以及象牙、犀角、香料等外，特別應該提出的是玻璃。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和腓尼基人就制作了世界上最早的玻璃器皿。十八王朝法老阿門諾菲斯壹世(前1557～前1530)時期，埃及制造的玻璃已經絢麗多彩。到了羅馬時代，埃及玻璃制品更是享譽四方，特別是玻璃珠由於色彩繽紛、晶瑩剔透，加之大批量生產，更在羅馬輸往東方船貨中占據突出地位。漢代以來，中國人習慣將玻璃稱為琉璃，埃及的十色琉璃，無論是器皿還是珠飾，在中國都大受歡迎。在我國河南省，就曾發現了壹個公元前2世紀的亞歷山大港出產的玻璃瓶，上有雅典女神的面部像。到了公元5世紀時，埃及制造琉璃的方法即傳入中國，它們對推動中國古代美術工藝的發展都起了壹定作用。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壹，它是公元前6～前5世紀時由古印度迦毗羅衛國(在今尼泊爾境內)王子喬答摩?悉達多所創立。到公元前3世紀，開始廣為傳播。佛教傳入我國，是通過西域古絲道東來的。西漢末年，西域大月氏派使臣到漢朝，曾給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到東漢明帝時，佛教正式傳入中國。漢明帝曾派使臣到大月氏去邀請天竺沙門(即和尚)攝摩騰和竺法蘭兩人攜帶佛經東來，他們用白馬馱著佛經來到東漢都城洛陽，東漢王朝特地修建了白馬寺。發展到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流傳甚廣，影響遍及全國。從此印僧東來布道，漢僧西去求法成為為時數百年人數眾多的活動，成為東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中國和印度兩大古代文明產生了具有深刻內涵的匯聚。
從東漢時期開始，由於佛教逐漸通過古絲道傳入中國。以希臘、羅馬式裝飾手法表現印度、羅馬題材的犍陀羅藝術也流傳到我國新疆地區，給我國的繪畫、工藝美術、雕刻和建築帶來了希臘、羅馬的風韻。例如，羅布泊南漢代樓蘭國都扜泥城的廢址米蘭，在本世紀初發現了羅馬式壁畫。壁畫中的王子、比丘和有翼天使，以及佛教僧侶，同埃及法雍的畫風如出壹轍。壁畫的畫題所表現的應是佛教故事，但構圖、色調和繪畫技巧則完全是羅馬式的。尤其有趣的是，印度佛教故事中善牙太子和王妃所駕的馬車，竟是壹輛羅馬式的駟馬車。時代晚於米蘭的庫車、拜城千佛洞的繪畫，亦多為希臘、羅馬格調。見於各處的宴飲圖中都附有古典希臘藝術中的海馬和美人魚等題材的插圖，來源也不外乎是羅馬統治下的埃及。在內地，河南唐河漢墓出土的畫像石上面，已出現希臘、羅馬盛行的有翼的人物和動物，形象十分生動，是屬於東漢早期的遺物。這種犍陀羅藝術壹直在我國新疆地區流傳到8世紀。沿著絲綢之路的南北二道，許多佛寺遺址發現的大型壁畫就是希臘、羅馬、印度、波斯和中國畫法融會的結晶。在造型藝術方面，埃及鷹頭獸式樣的雕塑藝術也早經過歐亞草原的斯基泰民族流入中國。希臘人、斯基泰人都熱衷於采用這壹圖像，以之為神物。戰國時期，我國北方匈奴人喜愛這壹圖案。內蒙古出土的公元前4世紀匈奴墓中的金飾片和陜西神木出土的圓雕金鹿形鷹頭獸，都是明證。甚至漢代輸往西亞地區的絲織品中，也有鷹頭獸圖案，其目的顯然是為了適應地中海東部文明各國的需求，具有很強的市場意識。除了鷹頭獸外，古埃及金字塔的獅身人面獸斯芬克斯，竟然也在中國落戶。山東嘉祥隋代官員徐敏行墓出土的鎮墓陶獸，居然也是獅身人首，其人首部分為壹老人，高38厘米，寬12厘米。說明兩國間文化交流源遠流長。
在建築藝術上，埃及的式樣也流行於我國新疆。多裏亞石柱原為古埃及通行的建築支柱，後來被希臘人所吸收。公元三四世紀左右，傳入新疆東部。到了6世紀，希臘式石柱傳入中國內地，南京六朝時代梁朝諸帝墓前希臘式瓜棱形凹紋石柱，就是其中的代表。可見羅馬時代的埃及建築式樣，竟然也得在東海之濱的長江三角洲，有了新的寄寓之所。
伴隨著中西交通的逐漸開通與發展和雙方之間經濟交流的擴大，中國對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這種了解，壹直遠及極西之地的羅馬帝國。從地理意義上來說，當時中國所了解的“大秦”即羅馬帝國，恐怕主要還限於它的東部邊區，特別是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從張騫通西域以後，中國人就知道了“黎軒”。此後我國的史籍中，更有“犛靬”“犁靬”“犁鞬”等記載。這個令中國人的興趣經久不衰的絕遠國度，就是亞歷山大城。所謂“犛軒”“犁靬”“犁鞬”等名稱，就是亞歷山大的對音。公元3世紀初撰寫的我國史籍，就明確指出“黎軒”在安息、條支(阿拉伯)西方，大海的西邊。又指出其國中有河，而該地西方又有大海。還記載說“西有流沙”。這些記述已相當清晰地標定了位於由波斯灣、阿拉伯海和紅海連成壹片的海域以西的埃及的位置，並指明了尼羅河、地中海、乃至埃及西邊的利比亞沙漠或撒哈拉大沙漠。同壹記載在敘述當地商業、貨幣、物產、交通等情況時，還述及那裏的政治生活，如說“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為主，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魚豢《魏略》)。這裏記述的所謂“國無常主”“更立賢人以為主”等，同當時羅馬帝國實行元首制，保留了壹些***和制的外衣有關，也是我國人初次接觸古代西方世界時，對***和政治的壹個介紹。它雖然講得很含混，但對長期處於君主專制的我國古代人說來，卻無疑留下了壹塊政治思想領域中馳騁想像力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