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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變文與唐代俗文學的關系
在敦煌遺書所存文學之作中那些被人們稱之為“變文”的俗文學作品，最先引起中外學者的廣泛註意，由此引發的爭論也是最為激烈。可以說對於“變文”的認識，是研究唐代出現的其它俗文學各種形式的基礎。
首先我們對“變文”這壹概念的認識過程作壹個簡單的回顧。最早接觸到這些作品的是王國維先生，他稱之為“通俗詩”、“通俗小說”①；後來羅振玉稱其為“佛曲”②；直到1929年，鄭振鐸先生才第壹次采用了“變文”這壹名稱③，將“變文”視為“壹種文體”，給予了很高評價，但沒有對其概念予以明確界說。此後，這壹含糊概念為學界所接受，沿用至今。至於“變文”這種文體的定義是什麽，學者們見仁見智，認識不壹。王重民、周壹良先生說：“早在公元七世紀以前，我國寺院中盛行著壹種‘俗講’，記錄這種俗講的文字，名叫變文”。④袁行霈先生說：“敦煌變文是指在敦煌發現的，唐代俗講僧和民間藝人講說故事的底本。變文體制最基本的特點是散韻相間，詩文結合，逐段鋪敘，說說唱唱……是介乎詩賦和戲曲之間的壹種文體。”⑤遊國恩先生說：“變文是寺院僧侶向聽眾作通俗宣傳的文體，壹般是通過講壹段、唱壹段的形式來宣傳佛經中的神變故事。”⑥而張鴻勛先生則說：“變文，是唐五代時期說唱技藝‘轉變’的底本。轉變，就是演唱變文。”⑦而無論怎麽認識，其指稱的對象雖廣狹有別，但所包容的文體卻不止是壹種。因此，“變文”這壹術語作為文體名稱來理解時，上述定義給人的印象的是空靈的，難以切實把握。在定義方面，往往給人造成許多混亂。
在很長時間裏，學者們對“變文”接受和采用了較為廣泛的外延。如王重民、周壹良先生編著的《敦煌變文集》所收錄的材料，借用以後敦煌文學分類研究的概念，有賦、話本、緣起、講經文、押座文、詞文等。這種編錄標準，使“變文”這壹概念的外延幾乎囊括了敦煌遺書中的各種文學形式。再如白化文等先生編著的《敦煌變文集補編》和周紹良先生編著的《敦煌變文匯錄》等，所收錄的材料也都非常龐雜，幾乎涉及到敦煌俗文學的各個方面。
在另壹方面，學者們又走向了另壹個極端，極力把同樣的這類作品又分得很細。張鴻勛先生將敦煌文學分為詞文、故事賦、話本、變文、講經文5類，以及押座文附類⑧；周紹良先生則分為變文、講經文、因緣、詞文、詩話、話本賦7類，以及押座文、解座文附類⑨；顏延亮先生主編的《敦煌文學》，則進壹步分為27類又5附類，其中“變文”壹類中，僅列入明確標有“變”或“變文”的幾篇作品⑩。誠然，分類的細致是研究深入的標誌，但遺憾的是這種分類界限彼此頗有不同，而且類與類之間的區別很嚴密，分明分類越細，“變文”的範疇就越小，而且劃分的依據又甚為牽強。正如美國學者梅維恒所說：“我壹接觸到變文這門學問，便吃驚地發現盡管變文極其重要，但幾乎在有關變文的各個方面，都存在著尖銳的分歧，對於現存變文的數量，變文與敦煌所出的其它文學形式的關系以及變文本身的意義等等，學者們都大有歧見(11)”。這種歧見的存在，與敦煌變文多年來的研究似乎不很諧調，那麽問題的癥結到底出在什麽地方呢？
當然，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還是必須從這類作品本身來分析。就現在學術界對這些作品的研究狀況來看，亦有許多難以解釋清楚的問題。如果把“變文”認為是壹種文體，那麽，首先那些在卷子中標有“變”或“變文”的作品壹定就是變文了。因此，我們首先來分析這些作品。
就目前所知，敦煌遺書中明確標名為“變”或“變文”的作品，***有以下九件：
1.《破魔變》壹卷（P.2187尾題）
2.《降魔變文》壹卷（S.5511首題；又，國內藏卷尾題）
3.《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壹卷並序》（S.2614首題又P.3107首題）
《大目鍵連變文》（S.2614。又，北京藏盈字76號尾題）
《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壹卷（P.2319首題）
《大目鍵連變文》壹卷（P.2319尾題）
《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壹卷（P.3485首題）
4.《八相變》（北京藏雲字24號背題）
5.《頻婆娑羅王後宮彩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S.3991首題）
6.《漢將王陵變》（S.5437首題。又，北大圖書館藏本封面題）
《漢八年楚滅漢興王陵變》壹鋪（P.2627尾題）
7.《舜子變》（S.2654首題）
《舜子至孝變文》壹卷（P.2721尾題）
8.《劉家太子變》壹卷（P.3654尾題）
9.“上來所說醜變……”（P.3048結尾最後六字，看來沒寫完）(12)
這九件作品本身，形式、內容都是不壹致的。從內容上看，可分為三類：第壹類是歷史故事，如《漢將王陵變》；第二類是民間傳說故事，如《舜子變》；第三類是宗教故事，如《八相變》、《破魔變》等。從形式上來看，這九件作品的不壹致性，更加值得重視。如《劉家太子變》，通篇散文，敘述故事，完全是白話小說形式；而《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降魔變文》等，卻是散韻相間，不引經文，間接說經，開門見山地演繹佛經故事；《漢將王陵變》、《舜子變》等，也是散韻相間，只是開門見山地講唱故事；而《舜子至孝變文》，則又是通篇押韻，只講不唱，敘述歷史故事，只是在篇末附詩贊或歌曲，明顯是供吟唱而用的。在這九件同樣被稱為變文的作品中，出現這樣大的差別，不論怎麽說，我們都是不能把它們當作同壹種體載的作品來看待的。
更有意思的是，相反，這些明確標記有“變”或“變文”的作品，與某些被認為是講經文、詞文、俗賦、話本的作品之間都分別有著從形式到內容上的壹致性。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情況：
壹、用散韻相間的形式，演繹佛經故事。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降魔變文》等，這類作品與被分類為“講經文”的《維摩詰講經文》等，在體裁上的區別，僅在於前者間接說經，不引經文，開門見山地演繹佛經故事；而後者直接說經，先引壹小段經文，然後敷衍鋪陳，敘說故事。同時，這類故事與被分類為“緣起”的《目連緣起》(P.2193)、《歡喜國王緣》(P.3375)、《金剛醜女緣因緣》(S.4511)等，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毫無差別。如果說“變文”和“講經文”在形式上略有差異而分為兩類在理論上還說得過去的話，那麽將“變文”與“緣起”分別為兩類就有點難以找到什麽理論根據了，因為題名不能作為文體分類的依據。何況《醜女緣起》的文末有“上來所說醜變”，亦可視為是“變文”。又S.3491號卷題名為《頻婆娑羅王後宮彩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既曰“因緣”，又曰“變”，該歸屬哪壹類呢？
二、用散韻相間的形式，演繹歷史故事。如《舜子變》、《漢將王陵變》，根據它們的體制，重新審視敦煌遺書中的壹些佚名作品，如李陵故事、伍子胥故事、王昭君故事，以及張議潮、張淮深故事，都應屬“變文”之列。有些學者也是這樣認為的，並個別擬名為《李陵變文》、《伍子胥變文》等。但這樣壹來，“變文”與“詞文”的界限又模糊不清了。“詞文”也是散韻相間，講唱歷史故事。從已知的《大漢三年季布罵陣詞文》看，與《舜子變》、《伍子胥變文》等在內容及體裁上都沒有什麽顯著區別。再如S.2204號卷董永故事，王重民先生認為是“變文”，擬名為《董永變文》(13)；劉瑞明先生則認為是詞文，擬名為《董永詞文》(14)。這也可以反映出“變文”與詞文之間的某些相似性。
三、用通篇押韻，只講不唱的形式，敘說歷史故事，只在篇末附詩贊或歌曲，以供吟唱。《舜子至孝變文》就屬於這種形式。這類作品與被某些學者分類為“詩話”的《 書》，《葉凈能詩》的作品，在體例上完全壹致。因此，這類作品的文體分類就成了模棱兩可之事。倘依王重民、王慶菽先生之見，《 書》與《葉凈能詩》是“變文”(15)；而倘依柴劍虹先生之見，又都應屬於詩話(16)。此外，《舜子至孝變文》與通篇押韻的“俗賦”、“故事賦”在體制上大致相同，而敦煌卷子卻分別命之為“變文”和“賦”，似乎並不都是用名稱來區分它們的文體。
四、通篇散文，敘說故事，完全的白話小說形式。這種形式同以上三種形式有很大的差別，但亦明確地在敦煌卷子上標明了“變”。如《劉家太子變》，與其為它找與其它“變文”的***同點，還不如說和被分類為“話本”的壹些作品，如《秋胡》(S.133)等，在內容、形式上完全壹致。因此也有人認為《秋胡》也應屬“變文”，但這樣壹來又與“變文”散韻相間、有講有唱的概念發生了矛盾；如否定它是“變文”，而是話本，但卻難以圓滿地解釋明確標名“變”的《劉家太子變》是何種文體。由於認識不壹，對同壹類作品的分類就有所不同，如《廬山遠公話》(S.2073)、《韓擒虎話本》(S.2144)《唐太宗入冥記》(S.2630)等，張先堂先生認為是話本(17)；而王重民先生《敦煌變文集》中卻作為“變文”收錄。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變文”與詞文、講經文、話本、詩話等之間的界限是很模糊的。還讓我們看到，因題名中標明“變”或“變文”而被學者分類為“變文”的東西，與詞文、講經文、話本、詩話等在形式上都有壹定相同之處。與此相應，雖未標明“變”或“變文”的作品，以及壹些首殘或尾殘的卷子，人們也很難確定它們就不是“變文”。
其實這壹矛盾，前輩學者們早就認識到了，只是由於無法擺脫傳統上“變文”就是壹種文體的固定模式，於是有時“變文”的外延寬泛的幾乎可以包容壹切唐代出現的俗文學作品，而有時卻又小的到只是指那些明確標有“變”或“變文”的作品。很明顯的壹個例子，就是有些學者想在保持“變文”作為壹種文體的基礎上，調和這壹矛盾。如項楚先生在他選編的《敦煌變文選註》壹書中，認為“變文”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廣義的“變文”是指敦煌所發現的所有說唱作品，狹義上的“變文”則又相區別於“詞文”、“話本”、“講經文”、“因緣”、“詩話”、“賦等”(18)等。廣義與狹義地來定義壹種文學體裁，本身就是不科學的，這種調和，只是在表面上承認這種既成事實，但這依然沒有從根本上說明“變文”的本質，沒有徹底解釋清楚為什麽“變文”名稱出現在那些形式不同的敦煌卷子中，而同種形式的作品為什麽在卷子中又命名不同，以及“變文”同其它俗文學之間的關系。
那麽出現這壹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什麽呢？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這是因為“變文”這壹概念，同賦、因緣、話本等，根本就不是同壹範疇同壹層次上的概念。簡言之，“變文”不是文體的名稱。因此，“變文”是不能用文學分類的方法把它和其它文學樣式加以區別的。
周紹良先生曾說：“‘變’之壹字，也不過是‘變易’、‘改變’的意思而已，其中並沒有若何深文奧義。如所謂‘變相’意即根據文字改變為圖像。”既然“變相”是把文字改變為圖像，那很自然“變文”也應該是把晦澀的文字變為故事，正如他接著說：“‘變文’之得名，應該是由於它是從某壹種體裁的東西，改變成為另壹種體裁的緣故，如佛經改變為說唱文，或依史籍記載改變成說唱文，都稱為‘變文’，前者如《八相變》、《降魔變文》等；後者如《漢八年楚滅漢興王陵變》等即是其例，雖然它的體裁也各有不同，有的唱白兼用，有的則類長詩，這並不因為體裁不同就有的不叫‘變文’，原因是只要它依據另壹種體裁改變或講唱就都稱之為‘變文’”(19)。胡士瑩先生認為：“佛經轉換舊形名變，故佛教塑像、圖畫亦稱變，凡將佛本生故事之壹節繪成彩畫者叫做‘變現’，又稱‘變相’，亦單稱‘變’。所以‘變現’、‘變相、‘變’是壹個意義，它的原文只是化身，後來發展為壹切佛經的故事，因而把故事唱出之文叫做變文，再發展下去，又泛用變文之名於世俗唱本(20)。”孫子書先生也說：“從圖象考之，釋道二家，凡繪仙佛像及經中變異之事者，謂之‘變文’……蓋人物事跡以文字描寫則謂之‘變文’，省稱曰‘變’；以圖象描寫則謂之‘變相’，省稱亦曰‘變’，其意壹也(21)。”
從他們三人這個認識層次上講，實際已找到了答案，即“變文”同“變相”壹樣，都具有改編之義，就是將作品從壹種形式改編為另壹種形式，而其本身並沒有固定的形式。因而將“變文”視為壹種文體，是不正確的。從上面分析的那些明確標明“變”或“變文”的作品來看，所描述的內容及作品的具體體裁，都是比較豐富的。既有將佛經“變”為講經文，也有將歷史故事“變”為話本，但有壹點是壹致的，即都是將講述的故事由壹種體裁轉變為另壹種體裁。這種轉變、改編的方法，廣泛運用於佛教、歷史、傳說以及反映當時生活內容的作品中，逐漸成為大量民間藝人自覺與不自覺創作俗文學的壹種方法。這就是為什麽敦煌遺書中那些“變”或“變文”的作品形式多樣的原因所在。簡言之，敦煌遺書中明確標明“×××變”或“××變文”的作品，無非向聽眾表明“由……改編”而來，內容真實不妄，並非說唱藝人憑空杜撰而已。這壹現象，從《頻婆娑羅王後宮彩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這件作品的名稱上就可以說明問題。
因此，所謂唐五代盛行的“變文”體裁其實是不存在的，敦煌遺書中壹些標名“變”或“變文”的作品所反映的並不是這種文學體裁的盛行，而是“變”這種文學創作方法的盛行。“變”作為壹種創作方法，可以靈活創作出多種體裁的俗文學作品，如詞文、詩話、賦、話本、講經文等。因此，無論把“變文”看作壹種文學體裁，還是把“變文”當作敦煌書中的俗文學總稱，都是不穩妥的。“變”或“變文”從現在意義上來講，只不過是壹種“改編文”，屬於表達手法範疇，不屬於體裁類型範疇，也就是說“變文”並不是壹種具體的俗文學形式，而是創作俗文學作品的壹種常用的方法。這種改編文的出現，對後代文學，尤其俗文學的影響是巨大的。但是，其最突出的影響，並不是文學體裁上前後的承接，而是創作手法上的壹種創新。
註釋：
①：王國維《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見《東方雜誌》77卷8號，1920年出版。
②：羅振玉《敦煌零拾》卷4，1924年出版。
③：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冊第六章《變文》，1936年出版。
④：王重民、周壹良《敦煌變文集》出版說明，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8月出版。
⑤：《中國文學史綱要》第二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第298頁。
⑥：遊國恩《中國文學史》第二冊《變文》節，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出版。
⑦：張鴻勛《變文》見《敦煌文學》，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⑧：張鴻勛《敦煌講唱文學的體制及其類型初探》載《敦煌學輯刊》第二集。
⑨：周紹良《唐代變文及其它》，載《敦煌文學作品選》，中華書局，1987年12月出版。
⑩：顏廷亮主編《敦煌文學》，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11)：梅維恒《我與敦煌變文研究》，見《文史知識》1988年第8期敦煌學專號。
(12)：白化文《什麽是變文》，載《敦煌變文論文錄》（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出版。
(13)：王重民《敦煌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8月出版。
(14)：劉瑞明《詞文》，見《敦煌文學》，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15)：王重民《敦煌變文集》及王慶菽《試談變文的產生和影響》，載《敦煌文學論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
(16)：柴劍虹《詩話》，見《敦煌文學》，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17)：張先堂《話本》，見同上。
(18)：項楚《敦煌變文選註?前言》，巴蜀書社1990年2月出版。
(19)：周紹良《談唐代民間文學—壹讀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中＜變文＞節後》，見《新建設》1963年第壹期。
(20)：胡士瑩《變文考略》，見《宛春雜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
(21)：孫楷第《變文之解》載於《現代佛學》第壹卷第10期，轉引自白化文《什麽是變文》，見《敦煌變文論文錄》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