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發掘的漢簡，多為木簡，竹簡極少，乃因西北少竹之故。木簡長度為漢尺1尺（23.1厘米）。簡牘形式與文種：有簡（唐代孔穎達解釋為：“簡之所容，壹行字耳。”）；牘（孔釋：“牘乃方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檢（覆蓋在簡牘正文外的表皮，如今曰信封）；符（木制的通行證、身份證或相當於今日之護照）；棨（出入關津用的憑證，亦稱“棨信”，在肩水金關遺址發掘，為21×16厘米的紅色織物，上寫“張掖都尉棨信”，其文字為鳥蟲書。）；簽（亦稱“遣策”，墳墓內隨葬品的清單或目錄）；多棱之觚（在壹塊方木的四面寫字）；兩行（加大寬度的木牘）；削衣（將木牘上錯字削下來的木片）等等。還有其字體有小篆、隸書、章草。
這批簡牘的形式，有的以前只在古籍文獻中有記載，如“檢”，此次人們首次見到實物，方知在“檢”上還寫有收件人的姓名、地址。如發掘出壹“甲渠侯官”檢，中間壹行是收信人官職“甲渠官”，右側“高弘”乃封信人姓名，左側小字寫上何時到達，收到信後在簡側簽名。“檢”下端有壹凹處，用以綁上細繩，繩之結頭封上泥，泥上蓋鈐記，別人則不便私拆了。因陽文印章蓋在泥上，字成陰文，不明顯，易仿造，因而紙張發明前，簡版泥封多用陰文印章，用陽文印章乃發明紙張之後的事。從發掘的“檢”中可知漢代公私信件以這種方式傳遞，進而還可了解漢代公文和郵傳制度。
1972年重點對懷疑是甲渠侯官的“檔案室”遺址挖掘，在此出土了從王莽天鳳元年（14年）到東漢建武元年（25年）的各種簿籍70余冊，每個簿冊以二道或三道繩索編綴，綴以紅線的多屬於王莽時期，為簡牘的斷代提供了依據。在此“檔案室”內還發掘出各種簡牘900余枚。在北、東、南三面出土的簡牘多為昭帝、宣帝時代的，西北部多為元帝、成帝時代的，西部為王莽時代的，說明在“檔案室”內的簡牘是按形成時期分類保存的。其文種還有律令、檄文、符券、匡方、日歷等等。
就發掘的居延漢簡之內容而言，更是豐富多彩，有記載政策漢令（如兵制和屯田制度）和重要事件的、有官吏任命書及侯官組織、有追捕亡人的通緝令、有邊境備警的通知、有烽燧制度及烽火信號的規定，還有壹些抄寫的殘簡，如《算術書》、《九九術》、藥方、《卷頡篇》等等，反映了漢代科技文化知識之普及。
漢代最偉大的科技成就，莫過於繼承秦朝，大力修築長城，秦漢修長城資料，現存極少，但在居延漢簡中卻有充分的記載。後人經常疑問，在西北荒涼的不毛之地，如何大規模築城？居延漢簡的記載解答了這個問題，秦漢以屯田、徙民來實現築城、戍邊的任務。有壹枚居延漢簡記載了屯田情況：“元康四年（前62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護鄯善以西校尉吉、付衛司馬富昌、承慶、都尉寅重郎”，這枚木簡講的是漢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設立了西域都護，以管理當時西域50個屬國的行政事務和屯田，自此西域屯田大發展。
還有的木簡寫有“……詣居延為田，謹詣故吏，孝裏大夫……”。是說派壹個有經驗的官吏孝裏大夫到居延管理屯田。“徐子禹自言家居延西第五辟，用田作為事。”“……郡?陽槐裏景?，家居第五辟……”。“田舍再宿，又七月中私歸遮虜田舍壹宿”等等。可知居延有“田作”所居之“辟”若幹、有田舍若幹、城裏有裏居，由孝裏大夫這樣級別的官吏來管理，可見居延在西漢是屯田、實邊的戰略要地。
居延漢簡還詳細記載了發現敵情時，如何發揮長城要塞烽火臺的作用。1974年在甲渠侯官遺址出土了《塞上烽火品約》木簡17枚。“品約”是漢代的壹種文書形式，用於同級衙署之間簽訂或互相往來的文書。《塞上烽火品約》是居延都尉下屬的殄北、甲渠、三十三井這三個要塞（即“鄣”）***同訂立的聯防公約，反映了發現敵情時，長城各要塞應如何點烽火以傳遞消息，無疑這對於研究長城禦敵詳情，彌足珍貴。
《塞上烽火品約》第九條：“匈奴人入塞，守亭鄣，不得燔薪者，旁亭可舉烽、燔薪，以次和如品”。是說如果匈奴人攻來，守要塞者來不及燃薪，或被圍困而無法燃薪，鄰近的烽火臺有義務點燃自己的薪火。
《品約》第十條：“若誤，亟下烽滅火，侯尉史以檄馳言府。”若萬壹信號有誤，立即“下烽滅火”，由侯官的尉史將書面報告馳報都尉府。
《品約》第十四條：“匈奴人即入塞，千騎以上，舉烽，燔二積薪；其攻亭鄣塢，□□□舉烽，燔二積薪，和如品。”匈奴來犯，（不滿千騎，只燒壹積薪；超過壹千人，燒二積薪；兩千人以上，燒三積薪）。其他烽火臺以火勢大小判斷來敵之數。
《品約》第十六條：“匈奴人入塞，天大風，風及降雨，不舉燃者，亟傳檄告入，走馬馳□以夜，急疾□□□。”匈奴入侵，天氣惡劣，無法點薪，則應立即寫書面報告馳送上司。
上述幾枚木簡的內容，形象描繪出長城要塞，在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的生動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