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收集了311篇詩歌，其中6篇為笙詩，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現存305篇(既有標題又有文辭的)。到了戰國時期，禮崩樂壞，大量樂譜失傳，僅存的歌詞則編入《詩經》。先秦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這些詩當初都是配樂而歌的歌詞，保留著古代詩歌、音樂、舞蹈相結合的形式，但在長期的流傳中，樂譜和舞蹈失傳，就只剩下詩歌了。 《尚書》，原稱《書》，到漢代改稱《尚書》，意為上代之書。《尚書》，在作為歷史典籍的同時，向來被文學史家稱為我國最早的散文總集，是和《詩經》並列的壹個文體類別。但這散文之中，用今天的標準來看，絕大部分應屬於當時官府處理國家大事的公務文書，準確地講，它應是壹部體例比較完備的公文總集。（見《應用寫作》雜誌1991年第3期，《我國最早的公文總集——<尚書>》） 《周禮》 中國古代的禮樂文明 ，禮樂文化，不能不提到《周禮》、《儀禮》和《禮記》，即通常所說的"三禮"。《三禮》是古代禮樂文化的理論形態，對禮法、禮義作了最權威的記載和解釋，對歷代禮制的影響最為深遠。
《周禮》是儒家經典，西周時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軍事家周公旦所著，今從其思想內容分析，則說明儒家思想發展到戰國後期，融合道、法、陰陽等家思想，與春秋孔子時思想發生極大變化。《周禮》所涉及之內容極為豐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歷象；小至溝洫道路，草木蟲魚。凡邦國建制，政法文教，禮樂兵刑，賦稅度支，膳食衣飾，寢廟車馬，農商醫蔔，工藝制作，各種名物、典章、制度，無所不包。堪稱為上古文化史之寶庫。
以人法天的理想國綱領《周禮》，西漢的景帝、武帝之際，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征得壹批古書，其中壹部名為《周官》。原書當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漢儒取性質與之相似的《考工記》補其缺。王莽時，因劉歆奏請，《周官》被列入學官，並更名為《周禮》。東漢末，經學大師鄭玄為《周禮》作了出色的註。由於鄭玄的崇高學術聲望，《周禮》壹躍而居《三禮》之首，成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壹。
《儀禮》中國古代記載典禮儀節的書。簡稱《禮》，亦稱《禮經》、《士禮》。是記載古代禮儀制度的著作，與《周禮》、《禮記》合稱“三禮”。《儀禮》文字艱澀，內容枯燥，治史者對它望而生畏。但本書是“三禮”中成書較早的壹部，據考古材料及古文獻所知，商、周統治者有名目繁多的典禮，其儀節日益繁縟復雜，非有專門職業訓練並經常排練演習者，不能經辦這些典禮。儒生掌握的可能創行於西周並在春秋以後更加通用的各種儀節單，經不斷排練補充，整齊厘訂，成為職業手冊。他們要為天子、諸侯、士大夫舉行各種不同的禮，因此保存的儀節單很多，曾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的記載。但傳到漢代只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喪祭、朝聘、射鄉五項典禮儀節，由高堂生作為專供士大夫階層施行的“士禮”傳授，稱作《禮經》，為“五經”之壹。漢宣帝時，以戴德、戴聖、慶普三家所傳習的《禮經》立於學官，當時屬今文經（見經今古文學）。不久在魯境又出現《禮古經》，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禮”三十九篇，但未傳下。今文經傳至西漢末，有戴德、戴聖、劉向三個篇次不同的本子。漢末鄭玄用劉向接尊卑吉兇次序編排之本作註，並記明今古文之異同。今只有此本傳下。該書至晉代始稱《儀禮》，當時門閥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詳定血統親疏的《喪服》諸篇，出現了不少有關著作。唐賈公彥撰《儀禮疏》十七卷，南宋時與鄭註合刊為《儀禮註疏》。當北宋熙寧（1068～1077）中壹度廢《儀禮》不為經，元祐（1086～1094）間又恢復。歷宋、元、明，續有不少研究著作。清代研究者有十余家，以胡培翚《儀禮正義》為世所稱。 《禮記》是中國古代壹部重要的典章制度書籍。 《禮記》壹書的編定是西漢禮學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聖。戴德選編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禮記》，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若斷若續，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聖選編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禮記》，即我們今天見到的《禮記》。這兩種書各有側重和取舍，各有特色。東漢末年，著名學者鄭玄為《小戴禮記》作了出色的註解，後來這個本子便盛行不衰，並由解說經文的著作逐漸成為經典，到唐代被列為“九經”之壹，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經”之中，成為士人必讀之書。 《周易》是壹部古老而又燦爛的文化瑰寶，古人用它來預測未來、決策國家大事、反映當前現象，上測天，下測地，中測人事。然而這只是古人在未掌握科學方法之前所依托的壹種手段，並不是真正的科學。雖然有些理解與科學相符，那是因為這個理解正好有科學合理性，但就不能因為說它是科學的。只能當它是壹種文化。 《左傳》原名為《左氏春秋》，漢代改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舊時相傳是春秋末年左丘明為解釋孔子的《春秋》而作。《左傳》實質上是壹部獨立撰寫的史書。它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於魯悼公十四年（前453年），以《春秋》為本，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是儒家重要經典之壹。
它與《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左傳》的作者，司馬遷和班固都證明是左丘明，這是目前最為可信的史料。現在有些學者認為是戰國初年之人所作，但均為質疑，因為《左傳》中某些文章的敘事風格與其他不符，並無任何史料佐證，只能歸為臆測。
《左傳》對後世的影響也首先體現在歷史學方面。它不僅發展了《春秋》的編年體，並引錄保存了當時流行的壹部分應用文，給後世應用寫作的發展提供了借鑒。僅據宋人陳骙在《文則》中列舉，就有命、誓、盟、禱、諫、讓、書、對等八種之多，實際還遠不止此，後人認為檄文也源於《左傳》。
《公羊傳》亦稱《春秋公羊傳》、《公羊春秋》，是專門解釋《春秋》的壹部典籍，其起迄年代與《春秋》壹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釋史十分簡略，而著重闡釋《春秋》所謂的“微言大義”，用問答的方式解經。
《公羊傳》的作者舊題是戰國時齊人公羊高，他受學於孔子弟子子夏，後來成為傳《春秋》的三大家之壹。
《公羊春秋》作為家學，最初只是口耳相傳，至公羊高的玄孫公羊壽（漢景帝時人）方與齊人胡毋生（《漢書》作胡母生，復姓胡毋或胡母，名子都，生是“先生”的意思）合作，將《春秋公羊傳》定稿“著於竹帛”。所以《公羊傳》的作者，班固《漢書·藝文誌》籠統地稱之為“公羊子”，顏師古說是公羊高，《四庫全書總目》則署作漢公羊壽，說法不壹。但比較起來把定稿人題為作者更合理壹些。
《公羊傳》的體裁特點，是經傳合並，傳文逐句傳述《春秋》經文的大義，與《左傳》以記載史實為主不同。《公羊傳》是今文經學的重要經籍，歷代今文經學家時常用它作為議論政治的工具。同時它還是研究至秦漢間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後世註釋《公羊傳》的書籍主要有東漢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詁》、唐朝徐彥作《公羊傳疏》、清朝陳立撰《公羊義疏》。 《谷梁傳》也叫《榖梁傳》亦稱《春秋榖梁傳》、《榖梁春秋》，為儒家經典之壹。起於魯隱公元年，終於魯哀公十四年。體裁與《公羊傳》相似。其作者相傳是子夏的弟子，戰國時魯人榖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為口頭傳授，至西漢時才成書。晉人範寧撰《春秋榖梁傳集解》，唐朝楊士勛作《春秋榖梁傳疏》，清朝鐘文烝所撰《榖梁補註》為清代學者註解《榖梁傳》的較好註本。
《榖梁傳》著重宣揚儒家思想：重禮義教化和宗法情誼，為緩和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穩定封建統治的長遠利益服務，因而也受到統治階級的極大重視。它是我們研究秦漢間及西漢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論語》首創語錄之體。漢語文章的典範性也發源於此。《論語》壹書比較真實地記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儒家創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禮”。
《論語》的語言簡潔精煉,含義深刻,其中有許多言論至今仍被世人視為至理。
《論語》以記言為主,“論”是論纂的意思，“語”是話語，經典語句，箴言，“論語”即是論纂（先師孔子的）語言。《論語》成於眾手,記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傳弟子,也有孔門以外的人,但以孔門弟子為主.《論語》是記錄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書。
《爾雅》是中國最早的壹部解釋詞義的書，是中國古代的詞典。《爾雅》也是儒家的經典之壹，列入十三經之中。其中“爾”是近正的意思；“雅”是“雅言”，是某壹時代官方規定的規範語言。“爾雅”就是使語言接近於官方規定的語言。 《爾雅》是後代考證古代詞語的壹部著作。《爾雅》被認為是中國訓詁學的開山之作，在訓詁學、音韻學、詞源學、方言學、古文字學方面都有著重要影響。《爾雅》是我國第壹部按義類編排的綜合性辭書，是疏通包括五經在內的上古文獻中詞語古文的重要工具書。 《孝經》中國古代儒家的倫理學著作。傳說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時已有人懷疑是出於後人附會。清代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指出，該書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遺言”，成書於秦漢之際。自西漢至魏晉南北朝，註解者及百家。現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註，宋代邢昺疏。全書***分18章。 《孝經》以孝為中心，比較集中地闡發了儒家的倫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規範，“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書中指出，孝是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於孝”，國君可以用孝治理國家，臣民能夠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祿。《孝經》在中國倫理思想中，首次將孝親與忠君聯系起來，認為“忠”是“孝”的發展和擴大，並把“孝”的社會作用推而廣之，認為“孝悌之至”就能夠“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孟子》壹書是孟子的言論匯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同編寫而成，記錄了孟子的語言、政治觀點（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和政治行動的儒家經典著作。孟子曾仿效孔子，帶領門徒遊說各國。但不被當時各國所接受，退隱與弟子壹起著書。《孟子》有七篇傳世：《梁惠王》上下；《公孫醜》上下；《滕文公》上下；《離婁》上下；《萬章》上下；《告子》上下；《盡心》上下。其學說出發點為性善論，提出“仁政”、“王道”，主張德治。 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壹起稱“四書”。從此直到清末，“四書”壹直是科舉必考內容。孟子的文章說理暢達，氣勢充沛並長於論辯。孟子在人性問題上提出性善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