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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記》作者是否孔門弟子?

《學記》是我國古代第壹本教育專著,它總結和概括了先秦儒家的教育經驗和理論,比較系統地闡述了壹些重要的教育理論問題,如教育的作用、目的、教育制度、教育和教學原則、教學方法以及教師等。2000多年前《學記》第壹次明確提出的“教學相長”等名言,至今仍膾炙人口。《學記》是《禮記》中的壹篇。《禮記》壹書究為何人所著,歷來說法不壹。因此,《學記》的作者自然也眾說紛壇。但在歷史上主要是兩說。壹說認為是孔門弟子所作;另壹說則以為是漢儒所記。持前說者如唐代的孔穎達,他在《禮記正義序》中說“《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復能明。……至孔子歿後,七十二之徒***撰所聞,以為此《記》”。北宋程顥雖認為《禮記》雜出於漢儒,但仍說其中如《樂記》、《學記》、《大學》等,出於孔門弟子“無可議者”。(轉引自朱彜尊《經義考》卷壹百三十九)持後說者如清代陸奎勛,認為《學記》繼《王制》而作,為漢儒所記。理由呢?他說《學記》記述“家塾、黨庠、術序、國學,與《周禮》閭胥、黨正、州長、鄉大夫之職略同,而雲‘古之教者’,明其為漢記也”。(轉引自杭世駿《續禮記集說》卷六十七)後來的俞正燮也說《王制》、《學記》是“漢人所造”。(《癸巳存稿》卷二)上述歷史上關於《學記》作者的兩種主要分歧,影響了後來學者對這壹問題的進壹步探討。《學記》為孔門弟子所作,然而孔門弟子甚多,依《韓非子。顯學》篇說,孔子死後,儒家分為八派,“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學記》究竟為哪壹派的作品呢?馮友蘭認為《學記》為荀學。他在1930年撰文《“大學”為荀學說》,指出荀子為戰國末年儒家大師,後來儒者,多出其門。“《大戴記》中直抄《荀子。勸學》篇,《小戴記》中之《學記》,亦自荀子之觀點以言學。”他還說《學記》中“強立而不反”,就是《荀子。不茍》篇中“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的意思,是“主張性惡之說”。以此為依據,論證《學記》為荀學。(《原載《燕京學報》第7 期。後收入《古史辨》第4 冊。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郭沫若不贊同這種意見。他在《儒家八派的批判》壹文中指出,“強立而不反”即《洪範》所謂“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強哉矯”,也即《盂子》所謂“強恕而行”或“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行是前進,也就是“不反”。所以“強立而不反”壹語不壹定要性惡說才能適用。馮友蘭依此而“把《學記》認為荀學,依然是大有距離的”。(《沫若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學記》不屬荀學,郭沫若認為應是孟學。他說《學記》對於教育與學習是主張自發的,言“道(導)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這和孟子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在精神上是完全合拍的。他還說《學記》言“大學之道”,與《大學》互為表裏。《大學》是孟學,而且是樂正氏之儒的典籍。因此,他認為《學記》“是樂正氏所作”。(同上書)郭沫若這個見解,在學術界較有影響,不少學者在他們的論著中,或者作了介紹,或者直接引用。高時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學記評註》中,還進壹步作了具體闡發。他說《學記》的作者是思孟學派的樂正克,這是因為,第壹,樂正克是孟軻的得意門生,受孟軻思想熏陶較深。第二,樂正氏亦師承曾參。第三,樂正本是學官,學官後裔論教育,有其家學淵源。和上述學者認為《學記》是孔門弟子作品的見解不同,杜通明或許受清代陸奎勛等的影響,認為《學記》作者是漢儒董仲舒。他在《學記考釋》中指出,《學記》中的文字,與董仲舒《春秋繁露》及《對賢良策》中的文體、語句頗多類似之處。如《學記》中常引用古書而加以結論說,“此之謂也”,“其此之謂乎”,而《春秋繁露》中亦多采用同樣的語句。他還認為董仲舒的思想和主張,亦往往與《學記》中所載有相互發明之處。如《學記》主張“化民成俗”,董仲舒對策中也有“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化民”;《學記》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董仲舒則說“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學記》中特別強調“繼誌”、“務本”,董仲舒也主張“重誌”、“重本”。(轉引自顧樹森《學記今譯》)由上所述,我們清楚地看到,長期以來,學者們對於我國古代第壹本教育專著《學記》的作者究竟是誰,作了許多有益的探討和研究。然而,由於各種原因,至今仍沒有獲得壹個為學術界所滿意的定論。因而,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學記》“作者的確切姓名和創作年代,尚待進壹步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