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竹，續竹，飛土，逐宍。（東漢趙曄《吳越春秋》卷九）
再如《易·歸妹上六》所載的壹首牧歌：
女承筐，無實；
士刲羊，無血。
又如《禮記·郊特牲》所載的壹首《蠟辭》：
土，返其宅！水，歸其壑！
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遠古歌謠有這樣壹些特點：第壹，內容多與當時人們的勞動生活或宗教活動有關。第二，篇幅、句式短小，節奏、韻律簡單。
對於迄今尚未發現有成系統文字出現的夏王朝和商朝前期，人們的了解與認識仍然是極其貧乏的，空檔之處甚多，還遠遠談不上連貫與清晰，對於這壹時期的文學狀況，也壹樣是模糊不清。
我國的文字究竟何時產生，目前仍然是壹個懸而未決的難題，但在沒有新的地下文物發現之前，產生於商朝中期的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可以斷定為是最古老的了。正是從那時起，我國文學的面貌才漸漸清晰起來。
商朝留存下來的文獻主要有甲骨蔔辭、《周易》中部分卦爻辭和《尚書》中的《盤庚》篇。
商朝文化的壹個重要特征是對原始宗教的尊奉。可以說，原始巫術宗教的氣氛籠罩商王朝，鬼神權威至高無上，正如《禮記·表記》所雲：“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當時，專門從事宗教活動的專職人員有兩種：巫和史。商朝文獻正是由這兩種神職人員撰著的，而尊鬼事神的觀念便貫穿於這些文獻之中。
《周易》中有壹部分卦爻辭產生於商朝，它們同樣是為占蔔巫術活動而作。與甲骨蔔辭不同的是它們並非是即時的刻記，而是經過長時間流傳，被認為是有靈驗的卦辭的匯集。文段普遍要長許多，並且大多為合轍押韻的歌謠，內容也豐富許多，還往往運用了比興、象征、疊詠等手法，因而可以視為我國詩歌的萌芽。
《尚書》中有《商書》部分，傳說是商朝的文獻，但只有《盤庚》壹篇可信。這是商王盤庚決意遷都於殷時發表的訓詞。其篇幅已相當完整，雖然文字古奧艱澀，但是還是可以感受到講話人的語氣、感情。文中運用了壹些生動的比喻，比如“予若觀火”，“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火之燎於原”等等，這些比喻後來轉化成壹些成語，至今還在使用。應該說，《盤庚》篇具有了壹定的文學性。
春秋時期在文化上較以往有壹個巨大的變化，就是理性精神的崛起。自西周初年周公“制禮作樂”，夏商時代的巫術宗教文化便開始解體，敬禮重德觀念逐漸取代了尊鬼事神觀念。及至孔子倡言“克己復禮”，宣稱“不語怪力亂神”，以“禮樂”為標誌的理性文化就更加深入人心。這壹時期的文學較之以往更加關註人生，關註社會，關註歷史，更加註重表現人的思想感情，展現人類的活動。
這壹時期的文學形式有兩種：詩歌和散文。詩歌方面，出現了我國第壹部詩歌總集《詩經》。它壹***收入從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的詩歌305篇，其中只有產生於早期的少數作品還帶有壹些宗教色彩，絕大多數摒棄了巫術宗教的內容，變為以表現現實中人的生活和情感為主了。《詩經》題材廣闊，感情率真，手法多樣，韻律優美，語言富於表現力，奠定了我國古代詩歌的美學精神和優良傳統，給予後世以極為巨大深遠的影響。
這時期的散文主要有《尚書》中的《周書》、編年體史書《春秋》和說理散文《論語》、《墨子》、《老子》。
戰國時期思想文化領域的“百家爭鳴”局面，促成了文學藝術的空前繁榮。成就最突出的是散文。散文可分為歷史散文和諸子散文兩類。歷史散文的代表作是《左傳》、《國語》和《戰國策》。諸子散文的代表作是《孟子》和《莊子》。
戰國末年，楚國出現了壹位大詩人屈原，以其極其輝煌的創作照亮了沈寂有日的詩壇。他是壹位積極推進美好政治理想的愛國者，但卻慘遭流放，報國無門，於是懷著巨大憂憤，傾註於詩歌創作。他開辟出楚辭文學的壹片新天地。其作品，借助更加自由的詩體和奇偉瑰麗的詞藻，運用神話傳說，馳騁不羈的想象，表達了獻身祖國的意誌，表現了高尚的人格，成為先秦時代與《詩經》並峙的詩歌高峰。
據魏源、皮錫瑞、王先謙、王國維等精審的考證，認為《商頌》即《宋頌》，是春秋代的作品，產生於宋首都河南商丘地帶。陸侃如、馮沅君《詩史》說《商頌》“壹仿《周頌》，壹仿《二雅》”，可稱的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