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層面而言，活字印刷確實比雕版印刷先進很多。兩者本質上都是復制文本的工具，“雕版與其復制品是壹對壹的關系，活字在復制演化中躍上新的臺階，它通過組合，完成了壹對多的復制，即壹套活字可以復制諸多不同的文本。
”如果以數據說話，很容易得出活字印刷“非主流”的結論，《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的近5.7萬部書中，活字本約340部，平均計算，活字本在中國古籍中僅占1%左右。這1%中多數為大部頭書。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後，雕版印刷的主導地位卻沒被動搖過：宋元二代內府、國子監及中央各機構刻印過大量圖書，迄今尚未發現有活字印書的文獻記載和實物遺存。
到了出書總量達3.5萬種、“中國出版的書目數量比外部世界總數還多”的明朝，作為皇家刻書機構的內府印書無壹例外為雕版印刷，南北國子監也是如此。偏偏各藩王府出品的四百多種圖書中，只有蜀府用活字排印《欒城集》，益府用活字排印《辨惑編》《辨惑續編》，其余皆為雕版。官家對待活字印刷的態度尚不及私家來的積極。
現存最早的金屬活字（有說銅活字、也有說錫活字的）印本《宋諸臣奏議》（150卷），由地方大族無錫華氏的華燧於弘治三年（1490）排印，華燧在《宋諸臣奏議·序》中說：“燧生當文明之運，而活字銅板樂天之成”，他設立印書館“會通館”以活字排印大部典籍，完全是出於愛好，省去手抄筆錄的煩惱。他自幼愛讀書，精於校勘，經常把校對好的圖書編訂成冊，帶在身邊，與老儒商榷，並印刷傳播。
弘治初年，有人想重新雕印《宋諸臣奏議》，嫌雕版費用浩大，耗時太長，恰巧華燧會通館研制出壹套金屬活字，便請他印成50冊，因為初次印刷，經驗不足，書的正文和註釋用相同字體排印，排版參差不齊，加上缺乏用墨和操作經驗，成品效果不如人意。之後，華燧不惜重金改良，17年間印書18種，約在千卷以上，每部書版心下方印有“會通館活字銅板印”標記。在他影響下，其叔父和侄子也投身於金屬活字印刷，排印典籍包含白居易、元稹、陸遊詩文集和唐代類書之冠《藝文類聚》100卷等。
當時與華氏齊名的還有無錫膠山安國，安國號稱“安百萬”，經商致富，喜歡古書名畫、造字印書，他印的書為“安國活字銅版”，以校勘精細聞名，數量雖比不過華氏，內容上，經史子集兼備，“以惠後學”，明正德十六年（1521），他應南京吏部尚書廖紀要求，印成《東光縣誌》6卷，這是唯壹壹部用活字銅版印成的地方誌，失傳已久。更可惜的是，安國去世後，其銅活字被6個兒子瓜分，印書事業後繼無人。
華氏、安國印書純屬個人興趣，目的在傳之後世，不計較成本，不受市場利益驅動，他們傾向於選擇經典作品或是大部頭的類書進行“復制”，因為類書中征引的很多古書都已亡佚，“復制”的過程也是為後人保存資料的過程，但是前提需要有足夠的資金支持。
明隆慶年間（1567—1572）福建人饒世仁、遊廷桂在錫山準備用銅活字印行《太平禦覽》（保存五代以前文獻最多的壹部類書，***1000卷），因經濟原因，三年時間僅完成十之壹二，實在印不下去，就將活字分別賣給周光宙周堂父子和顧肖巖、秦虹川，周光宙與顧、秦商量，用其家藏舊本校對，繼續排印《太平禦覽》，聘用賣家為其印書，饒、遊二人反主為客，最後印出的百余部《太平禦覽》，大家平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