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 周山
儒道融通：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定位
上海社會科學院 周山
老子與孔子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大的兩位思想家。孔子問禮、問道於老子，有古籍資料可證，只是這些資料在崇儒抑道的年代裏，多有被認為後人偽作。《老子》壹書乃至老子其人，也以疑為由，被擠兌至戰國中後期，甚至老子的存在，也在疑案之中。儒家這種做派，由來已久。以《論語》而言，孔子的幾位後期弟子如子張、子夏等，壹度把持了孔子死後的話語權，以致後來另壹些派別的傳人如孟軻、荀況等絕口不言《論語》，甚至將子張、子夏等人稱為“賤儒”。自從漢代獨尊儒術，《論語》成了華夏民族的“聖經”。直到20世紀初的五四運動，推倒儒學、砸掉“孔家店”，華夏民族方能擺脫了儒學的桎梏。
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潮流，傳統文化的當代定位已成為我國社會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問題。傳統文化的當代定位，首先涉及儒、道兩學。儒、道融通的可能性，主要涉及以下三個方面：
第壹，準確理解老子“禮者，亂之始”與孔子“克己復禮”的壹致性。孔子憂以天下，以“克己復禮”作為儒學的行動綱領。他要恢復的“禮”，不僅是在損益夏禮、商禮基礎上的周禮，而且還添加了新的內容“為仁”；克己復禮的理想目標是“天下歸仁”。老子認為“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表面看來似乎亂因禮而起，禮成了社會動亂的禍首。其實不然。從他的“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這壹條脈絡延伸下去，“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講的是“失禮而後亂”，亦即亂的原因在失禮。禮是社會穩定的最後壹道防線，壹旦失禮就要社會動亂。在老子看來，用禮來阻止動亂是不夠的。他對儒家企圖通過克己復禮來約束人心、規範秩序表示懷疑。社會穩定的根本在“道”不在“禮”；只有按照人類社會的基本規律去治理社會，才有真太平；等而下之，只有用“上德”治理社會，才有真太平。在他看來，孔子宣揚“克己復禮”的危害性，就在於過分誇大了仁義與禮的止亂作用，忽視了道與德在止亂中的治本作用。我們發現，老子、孔子雖然在切入點上各有不同，但是他們有壹個***同目的：止亂。通過道與德，從根本上止亂，還是通過仁與義，從“復禮”上止亂，這是老子與孔子之間的區別。平實而言，老子要從“道”這個根本上平治天下，孔子要從“克己復禮”的個人行為出發平治天下，都有壹定道理，也都存在片面性。漠視已經戰亂動蕩的現實，高談道與德，固然有流於清淡之弊；企圖用已為“先人之跡”的禮儀規範暴力，也確實是壹種與虎謀皮的奢望。孟子曾經向齊王稱將來統壹天下者必為不殺人者，結果卻是憑借軍事實力的秦始皇壹統天下。只有儒、道融合，道才能成為搏動的血脈，禮才有厚實的依托。
第二，從孔子的“聞道”走向老子的“為道”，表明先人對道的追求，不僅是認識，更在實踐。孔子與老子都很重視“道”。不同的是，孔子滿足於聞道，“朝聞道，夕死可矣”，要明明白白地活，即便死，也要做個明白鬼，表達了他對真理的追求和敬畏。“聞道”又稱“得道”；孔子曾經老子指點而“得道”，欣喜無限。老子則更註重“得道”之後的“為道”。“為道”亦即“履道”。《老子》壹書，就是老子“為道”思想的全面展開。大而至於“治大國若烹小鮮”，小而至於“埏埴以為器”，總而至於“無為而無不為”，細而至於“窪則盈”，無不體現著老子從道的層面上對萬事萬物的剖析，將道的原則貫徹於人生和社會實踐之中。他不贊成儒家張揚“仁義”和“復禮”，原因就在於他認為只有“為道”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動亂問題。他主張的國家要小、民眾要少的“小國寡民”藍圖，也是“為道”的展示。今人批判“小國寡民”為倒退復辟，實為誤讀。儒家主張王道大壹統和“大同”社會的理想，是希望社會穩定；老子主張“小國寡民”，讓民眾少壹些束縛，也表達了他對社會穩定的思考。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尤其當今時代霸權主義的猖獗，似乎證明了老子從“為道”層面上展示的“小國寡民”藍圖，較儒家的王道大壹統藍圖，並不見得落後。孔子滿足於書齋中“聞道”的追求，若不與老子立足於社會實踐的“為道”相融合，難免要脫離時代的進步，“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願望，不可能成為現實。
第三，從孔子“相濡以沫”的“仁義”到老子“相忘於江湖”的超越，是從維護社會穩定走向促進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孔子見老子而語仁義，老子給孔子講述了壹個故事：“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這個故事僅23個字，卻盡顯孔、老兩人之分歧。
“相呴以濕，相濡以沫”，是孔子的主張。壹群魚在泉水幹涸的池塘中，互相用哈氣濕潤對方，用口中僅有的壹點點唾沫塗抹於對方的體表，使對方茍延殘喘，盡可能延長壹些生命。在生存危機降臨時，把生的希望留給別人，這是何等高尚的道德品性。“相呴以濕，相濡以沫”，極其形象地把“仁義”情懷推向了極至。孔子的“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學說，正是從這裏起步。當時壹心圖霸的諸侯們不能用他，原因也就在這裏。“圖霸”是弱肉強食，要擠壓別人的生存空間，而“仁義”則要人們“克己復禮”。但是，漢以後的歷代封建統治者，卻看到了孔子的“仁義”價值。他們在不擇手段奪取政權以後，無壹例外地向人民宣教“仁義”，要求人們“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中國歷代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也都圍繞這個課題做文章、求功名，樂此不疲；中國的老百姓，也便封閉在統治者倡導、知識分子營造的“仁義”氛圍中生活。中國古人創造了獨壹無二的漫長的封建社會世界記錄，“仁義”幫了封建統治者的大忙。
在老子看來，“相呴以濕，相濡以沫”這種“仁義”之舉，根本不能解決“泉涸”這壹生存危機。在“泉涸”的環境中，“仁義”的結果，必然是死亡。回到江湖中去，是魚的唯壹生路。在江湖之中，魚忘掉了“仁義”，因為它們根本不需要“相呴以濕，相濡以沫”。因此，老子提出了“相忘於江湖”的主張。老子的主張中，包含兩層意思：
壹是不讓“泉涸”這壹生存危機出現。其辦法，就是按照“道”即客觀規律治理國家，讓民眾生活在適合於他們生存的環境之中，如同魚生活在江湖之中。在這種社會裏，因為不存在嚴重的生存危機，所以，人們毋須“相呴以濕，相濡以沫”。
二是當“泉涸”這樣的生存危機不幸降臨時，人們應該積極應對，創造條件，改變“泉涸”現狀；或積聚力量，沖向江湖，可能還有壹線生機。“相呴以濕，相濡以沫”，是壹種消極被動的行為，不值得提倡。實際上也於事無補，沒有壹線生機。老子用“不若”兩字，表達了對這兩種應世態度的基本看法。
中國傳統文化是壹種多元文化。選擇哪壹種哲學作為主流哲學、官方文化，有其偶然性。壹旦選定，便決定了以後社會發展的必然性。中國封建社會歷時數千年，決定於當年以“仁義”為主導的文化選擇。“仁義”在社會穩定方面功不可沒，同時也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阻力。因此，如何對多元的傳統文化進行當代定位和重新選擇，是現代中國的當務之急。
二千多年的歷史告訴我們，“仁義”應該退居二線；而被儒家、新儒家以及當代新儒家貶低、邊緣、歪曲的老莊哲學，應該重新回到我們的視野中來。老子的先於天地而生的“道”，他的“命不可變，時不可止”的辯證思想，他的相忘於江湖的積極進取精神，都可以融入社會文化生活中來。